金宁的2021私人书单:“行走”与“闲读”,“无用”而“有趣”

  靠近年底,盘点日子,疫情还在纠缠,我要说的是比较奢侈的两件事:读了几本闲书,出了一趟远门。

  读书所以“奢侈”,实是因为与工作相关的阅读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至少,一个办学术月刊的人这样讲,大概可以被理解吧! 若还能有闲而悠闲、由着性子阅读,那就是意外的舒坦。我的“闲书”定义很宽泛也很明确,可概括为“无用”而有趣。选择颇为驳杂:话题吸引我、作者吸引我、他人推荐吸引我,乃至封面吸引我,都可以找来看。但坦率讲,细读的不多;随手翻翻就丢下的,还在多数。

  我一直极为关心作家的“在地”写作,那些对其生长地域朝野变迁、风土人情的描画,总有着独特的味道。这样的写作,在文学史中可以梳理出一个丰富的谱系。若从文体上讲,有些不属于小说,却是文学中最精致的文字。比如肖复兴的《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写树写花写门联,大到胡同、饭庄,小到点心、汽水,无不细致周到、亲切可感。我念书的时候,高我一届的肖师兄教写作,印象中他是知青一代,夹带北大荒的寒风,没觉出老北京的味道。后来才留意,他围绕北京的写作丰富而精彩,既基于日常经验,也来自用心的寻访,即便去美国,也抱着查询旧书、梳理京城旧事的目的。用他的话说,念兹在兹的就是“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而邱华栋的《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则有着更大的雄心:作者说,在他心目中,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时空中的人与万物”。书后附有参考书目百多本,由此也可见其用功之深,全书视野宏阔而不乏独到的细节展开。作家其实并非这座城的“原乡人”,但生活日久,“且认他乡作故乡”了。还有叶兆言的《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是对金陵春秋的生动铺陈,由东吴、六朝而唐宋,收尾在1949年改天换地的一刻。一次会议上,作家余华说叶兆言是好人,“好到‘昏庸’的地步”,既是说他待人宽厚,也指他作为南京“地主”的周到热情。看他的南京故事,实在要说,南京城有这位好人“地主”,何尝不也是地方的福气?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的小说《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同样是精彩的“在地”写作。作者笔下的“地方”(马来西亚怡保)我们或许陌生,但发生在那里的悲欢故事却让相距遥远的读者感同身受。作家巧妙地设置了小说的中心人物——盲女银霞,一位出租车公司的接线员,她的声音连接着市井中的每条街道和街道上各色人物,叙述里有着悲悯与同情。马华文学有史以来的长篇小说寥寥可数,就其写作的成熟与深度而言,《流俗地》有着重要的标志意义。

  同样基于地方经验,文学理论家於可训的“跨界”写作《乡野传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令人拍案叫绝。重要的不仅是故事的传奇色彩,更在于语言的高度锤炼。用评论家李遇春的话说,作品“径直返回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小说’传统”,“回到中国小说的‘传奇’种子”;作者所谓“衰年变法”,正是要“回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去寻找种种有价值的资源”。故事的发生地是作者的故乡(湖北东南部的黄梅),小说以纯熟的传奇笔法叙写乡土中的传奇人物,没有新文学以来欧化的“写景”与“抒情”,完全白描却句句动人。书中多以人物“列传”为题,篇幅短小也铺排精心,语言全在动态中表现人物,无不显示出作者对唐人传奇以降中国小说要义的深刻理解与接续。故事并没有明显的年代背景,乃至该书的“内容简介”错误地将其定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事实上,书中的小人物,既在时代大波大澜中经历坎坷、福祸相依,也在各自的琐屑遭际中苦乐参半,幽默憨笑、涕泪横流。我一直说,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最出色的母语语感,对母语的书面语有所贡献。於可训正是这样的作家。

  说到出行,无疑是两年来地球人最无奈的事情。宅居的日子,我倒先是读了一本关于远行的书——《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作者曾是国内多家知名美术馆的馆长,美术史学者、评论家和策展人。书中的文字、图片记述了当年的“小镇文青”如何“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挑战自己、叛逆生活、憧憬爱情,追寻‘梦中的橄榄树’”。当作者在疫情中无所事事时翻出“塞在抽屉角落36年”的日记本,那“骑行70多天,行程3300多公里,海拔落差2000多米”的地理寻访与文化巡游再度浮现。从私人性角度讲,这是一段作者的青春记忆,关于个体的艺术养成与初心确立;从公共性角度看,通过作者每日的文字、写生、摄影、水墨创作等,为读者保留下了一时一地的社情民风,手绘地图串联起清晰的旅痕,不经意间,作者也进行了一次多元文体并构的尝试。但必须说,第一时间触动我的,还是那般说走就走的自由,在今天竟显得极为“奢侈”。

  尽管如此,就在今年临近国庆,我偶然获得一次机会,和多位学者考察了甘肃、青海多地,穿行在多民族融合聚居的地带。同行者中有考古学家许宏,而我刚巧在阅读他的《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以我的理解,“发现”是考古的“本事”,而“推理”则是试图还原原境、导出“本身所事”的价值。作者是若干重大考古事件的亲历者,以尽可能浅易的文字,带领读者返回发掘现场,娓娓道来,渐次展开的是早期中国被埋入地下的各种悬念。我的同事告诉我,许教授是“网红”,看过他的演讲视频,轻易被他吸引。如他这般训练有素、思路清晰、表达准确、叙述生动,竟会使人触摸到一门“冷学科”的热度。因专业而能普及,实在是有心读者的幸运。

  我那次难得的远行,去的是兰州、西宁一线,大致在北纬36度上下。行前见到学者陈福民的新著《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围绕一条纬线上下,展开长时段历史大戏,内容厚重,书也有了重量,可我还是把它放进已经不轻的行囊中。大致一星期的时间我在路上乘车穿行,晚上便于阅读中想象着福民从我此时此地再向北、向东的旅行。我以为,所谓“非虚构写作”,大抵是以文学的笔法,从个人视角去解释、再现某种事实。福民所面对的“事实”坠入历史尘埃,而他的办法其实很老实,无非是资料阅读加上实地行走。我判断,他的创作初衷,起源于阅读史著时的惊心动魄与实地走访中的情思撩动,再通过钩沉与想象穿透材料,缝补旧有记述的裂隙,把读者带入现场,成就一次尽可能完整的回溯。福民有一种洒脱与豪气,文字带有铿锵的声响,毫不缠绕,收放自如,遂成就一部和北地中国气质契合的著作,这应该是2021年非虚构写作中的佳作。

  假如,空闲的时间再多些,阅读便不再奢侈;疫情可以彻底远离,行走便会自由。但愿。(作者系《文艺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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