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21年度出版人·黄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10月,刚刚颁出的国家教材领域最高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丰收,斩获61项奖项;尤其基础教育类教材评出特等奖3项,其中两项由人教社出版,再次展示了新中国教材建设基地的70年积淀和新时代的风采。

  谈及往事,黄强的语速适中,不快不慢,语调平和。回顾五年的人教岁月,纵有惊涛骇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不惧,应尽须尽,则无复多虑,一切将归柳暗花明中。

  1988年,从西北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大家郭晋稀先生门下研究生毕业后,黄强即投身于出版事业,入职甘肃教育出版社。其间,黄强责编的《藏族文化发展史》《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和同事们策划的“陇文化丛书”“敦煌学研究丛书”等,连获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甘肃教育出版社由此在学界和出版界名声鹊起。就任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黄强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出版思路——在做好教育出版的同时,把甘肃作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的文化功课也做好;学术是教育出版之根,教育出版为学术之体。2005年,黄强就任读者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副总编辑;2010年,黄强就任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回顾此间往事,黄强如是写道,“此一时期,我个人完成了从一个‘干事者’为主向‘管事者’为主的角色转换”。曾经的行政经历,为黄强的出版生涯赋予了更为宏观的视野,那就是,做事情不看一时一地的得失,讲政治,谋长远,看大局。2011年,教育部拟组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面向全国招聘高管。笔试、面试,加之严格的组织程序后,黄强被任命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出版业务。

  出版一线的实操和体悟,出版行政工作的视野与思维,对人教社历史、渊源和当下出版工作的了解,所有的出版经历和人生历练,似乎都在为2016年7月,盛夏的一天,黄强走进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而做准备。

  2016年,黄强被教育部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成为人教社第九任社长。回忆往事,黄强坦承,“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是啊,人教社是党和国家为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创建的第一家出版社。她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社名,叶圣陶先生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身份兼任人教社社长。70年来,人教社一直承担着为全国中小学生编写出版教材的神圣使命,更探索建立了“租型代理”这一教材供应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我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保障所有中小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难题。

  新社长的考验即将到来。这将是人教社的一次历史重大机遇,但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无声的要求——交出一张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答卷。

  2016年10月,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2017年9月,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由国家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正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起始年级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当我们观察教育出版时,需要借助“大历史”的考察方法,把教育出版放在国家和社会的宏阔视野之下,借由时空的往复观照,去考量,去审视,我们才会得出具有历史厚度的中允结论。

  2000年左右,正是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的时候,教育市场化的呼声很高,所以当时开始的教育改革,也全面学习西方的教材使用模式——所有学科提供多个版本的教材,来供学校和学生使用。只要备了案,同时通过了教育部门的审查,所有出版社,甚至非教育出版社也都可以来出教材。当时,出现了一两百家出版单位竞逐教材市场的现象。然而,人教社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新中国教材建设基地的长期积淀和教育方面的实力,2010年前后,人教社义务教育阶段教材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50%,高中阶段的教材占有率超过了60%。

  在黄强的认知中,出版的核心要义,在于传播知识,传承文化,传承文明。教育出版就是在出版的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更为突出“教”“育”的特色。也就是说,教育就是要立德树人,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培养未来的人才。

  “教材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工具和基本遵循;由此,教育出版并不仅仅只是出版的一个领域,在整个国家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当中,教育出版是基础和核心的一步。”黄强如是说。

  澳门地区的教材编写,人教社很早就参与了。2007年,澳门教青局邀请人教社一起合作编写中小学教材《品德与公民》;2017年,澳门教青局又委托人教社编写、出版了中学《历史》教材;双方还合作出版了《地理》教材供澳门中小学使用。目前,人教社已将中学《历史》教材翻译成葡文和英文,在澳门相关学校使用,也可以在其他使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这些教材之所以能在澳门编写使用,首先是澳门的教青局认识到了教材的重要意义。这些教材,澳门的孩子用得很好,澳门与祖国心心相系。”

  由此可见,教材与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包括凝聚价值观等方面,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2012年后,国家明确,教材的核心功能是育人,全面落实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回过头来看,国家对意识形态属性比较强的三科教材——政治、语文、历史,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用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上课,正是为了呼应社会和舆论对教材定位的新认知。

  当然,当三科教材出现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另一个方面,对人教社来说,能不能担当起这样的一个历史重任,“接不接得住”,能不能体现出教材编写出版国家队、主力军的实力?“事实证明,我们是接住了。”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人教社面临的第一重考验,是舆情。

  当时坊间有一种意见,认为教材给谁出、不给谁出,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让出的出版社,以后可能会危及它的经济效益。当时主要的较劲点,就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有一些网络媒体在攻击人教社,找过去出版的教材,挑刺说有各种毛病。教育部应接不暇,人教社也比较被动。“这种舆情是对过去教材的一种批判,同时背后是有利益作为主导的。”

  教育部教材局成立之前,就是基教二司;人教社在和基教二司沟通、包括和分管部领导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得比较对的一点就是,我们看重这是国家意志、是国家行为,而不是利益的争夺”。黄强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教育部领导汇报的过程当中说,三科统编教材出版不是经济行为,是一种社会责任。教材有中准价的限制,只有微薄的利润,但这个利益,人教社愿意和各地共享。“我们以前的经验,我们的站位,我们的把关能力,我们对于教材编写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大家都还是有共识的。这也让领导放心了,化解了当时的矛盾。”

  教育部征求新闻出版署对教材出版的意见的时候,署里给意见了。人教社出版教材后,教材供应采取的是租型制度,而租型制度的本质就是利益共享;人教社的代理方,也就是各地的出版集团,享受的利益比人教社多一些,那出版行业就稳定了。“这也是新闻出版署支持我们的一个理由。”

  所以,在当初决定统编三科教材给不给人教社出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看清了形势,站位比较高,所以得到了很多支持”。

  如果说,统编三科教材落地的全过程,人教社面对的首要考验是认识和应对舆情方面的,那么,第二个考验就是内容方面。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主题教育,要在教材里体现;在保证知识性、科学性的同时,需要考虑各方面的权衡,以及对教材内容文质兼美的要求。“这里边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比如哪篇课文选、哪篇课文不选,背后都有着无数的考量。”

  “一本教材最终的呈现,都是各种争议之后结果,都是平衡了各种认知的结果。”黄强如是语。

  回应舆情的文字,半夜里在反复地改;出版发行方案,反复改;更不用说教材选文的斟酌,教材编校方面的反复修改了。当然,这些压力,人教社也都经受过来了,拿出了符合国家意志,符合人们的共同认知,符合学校教学需求,也符合“文质兼美”要求的教材。而一本教材背后,是无数人沉甸甸的心血凝结。

  第三个压力,就是必须“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教材发行供应压力。

  因为三科教材是国家统编,是教材局主导;进入审查阶段之后,各方面的斟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审查结果出来,教材开始印的时候,人教社还要供应全国各地,还要保证质量,要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编辑熬夜赶时间就不说了,全国的教材发行供应体系也都要紧张运转起来。

  过去我们讲教材要稳定,内容可以滞后;但现在,新时代的统编教材要求更高,不允许滞后。每年中央的重要精神、重大活动、重要讲话,必须及时进教材。组织教材编写团队改动完教材之后,还须履行送审的程序。因为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时间并不统一,有的地方可能早十几天;极端情况就是,剩一个礼拜,审查回来改完、再要把教材印出来,供应到地方。

  在此,黄强说他要感谢每一位工作在教材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各地的印刷和物流毕竟是比以前要发达了,但有时候也会遇到不可抗力,比如说冰雪天气、洪水。遇到这样的情况,各地新华书店从水里边把书救出来,挑着担子给山区的学校送书,也是经常有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干了一件大事。一件体现了人教社的担当和使命,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一件事。这件事能够被我们赶上,我们感觉到很骄傲,也很荣耀。”黄强如是感叹。

  履新人教社的2016年,正是“十三五”开局。黄强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守正创新”“稳中求进”。七十余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教社已经形成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服务教育、注重导向、质量第一、编研一体等,都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得到延续。但身处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大社名社也须与时俱行。

  黄强和他这一届领导班子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凸显了“四轮驱动”的四大战略,即以中小学教材为核心的品牌拓展战略、以内容建设为基础的融合发展战略、以版权运营为重点的合作共赢战略、以科研创新为动力的人才兴社战略。其指向,一是把教育出版做“厚”,如产品线的开拓和多元,数字教材、数字教育解决方案的酝酿,以及海外版权运营战略;其二是把教育出版做“宽”,是让教育出版跨越教材图书出版的藩篱,进一步担当起教育出版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建构的责任。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地,国家教材研究和建设的基地,我国教育资源的整合者”,这是黄强对人教社定位的表述,秉含了教育出版的国家功能、出版功能和社会功能,确实是看到了教育出版之“大”。今年是“十四五”开局,接下来的五年,黄强和他的同人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教社老同志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继续凝心聚力,乘长风,破万里浪,书写新时代“教育出版”的云帆壮志。(本报记者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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