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犬文化现象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狗是人们最喜爱的宠物之一,也是我国历代纪年和算命的十二生肖之一,可见狗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有很大关系,那么犬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被驯化为家畜?犬对我国早期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何影响和贡献?本文拟作一浅论。

犬的早期驯化

  犬是家畜的重要成员,也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考古研究发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有遗存的狗骨,可见至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犬在我国已被驯化为家畜。不过早在史前家犬作为人类忠实的役畜被用于狩猎和运载,现今在南极或某些冰寒地区用狗拉雪撬仍是其它动物所不能代替和无法比拟的。

  野犬的驯化、饲养始于狩猎,最初也主要服务于狩猎。现代犬的祖先是狼,狼与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利益中产生的依赖关系,促成了狼向犬演化的进程,人类从采集经济生活过渡到狩猎经济生活后,犬便成为人类狩猎活动的忠实助手。

  人类驯养犬的最初动机可能是猎用,人们在长时期的狩猎实践中发现了野犬和狼的机敏灵活,攻击守护,善于捕获其它弱小动物等特性,因而设想把野犬驯化为自己狩猎的助手。野犬的驯化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种是作为猎物而捕获的野犬不需当即杀死食肉时,将其豢养起来,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犬驯养;另一种是在狩猎过程中,捕获到临产的母犬或犬患,出于人类的慈爱之心,杀之可惜,于是留养,同时因犬有亲近人类的特性,故被人类收养和驯化,后来又被役用。早在6000年前的半坡和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有家养犬的记载,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我国已饲养马、牛、羊、鸡、犬和豕,是为“六畜”,《史记》中所谓的“五扰”、“六扰”都包括家犬在内,可见犬是最早被驯养的家畜。

  犬的驯养与役用是人类认识和生产史上的一次飞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也为人类驯化饲养其它动物成为家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由于犬的报警和帮助,减少了野兽和其它许多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有助于人类的繁衍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狩猎能力,对于人类走出野蛮的幽谷和史前文化发展史上无疑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古代犬文化现象

  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家犬曾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从而也直接导致了诸种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形成。了解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家犬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并对我国古代文明窥见一斑。

一、犬的图腾崇拜与神话传说

  在早期社会里,图腾崇拜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图腾神众多,仪式礼俗稀奇古怪,但多数崇拜的对象或与人们的生活或与想象中的生死密切相关,多由感恩、恐惧而产生崇拜。反应出人类自古就向往美好,热爱生活。早期的图腾崇拜还包括了某些动植物超凡生命力的钦慕,对犬的崇拜则是由于家犬能帮助他们狩猎、放牧,保护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犬有恩惠于他们的生存繁衍,或犬对人类所特有的亲近特性,出于对犬的恩积的感激,人们把犬奉作神祗,使之高踞在部落大族之上,对其顶礼膜拜。从而产生了半人半犬或人犬合一的神人—盘瓠及其诸多神话传说。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都将盘瓠奉为本民族开天辟地的始祖而传颂,较系统的有关盘瓠传说的文字记载始于3~5世纪,但在《山海经》中就已有了关于犬戎与犬封之国的记述,如《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日融父山,顺水人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北牡,是为犬戎。”《海内北经》又云“有人日人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另外《伊令四方令》有“正西昆仑狗国”,《淮南子·坠形篇》记道“狗国有其东”。从地理方位讲,犬封国、犬戎国和狗国在我国西北地区,但遗憾的是西北地区一些犬图腾的部落,没有给今人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

  西南少数民族关于盘瓠的传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较详细地记载下来,因在汉以前,中原的士人不可能到化外之地去搜集这些传说;而至六朝时,北方空前大乱,中原士人大量南逃,才有机会接触到了南方少数民族,并将他们有关盘瓠的传说当作异闻记载,这就使我们能对古代图腾崇拜有更多了解。

  关干盘瓠或架瓠的出世在《搜神记》和《后汉书》都有记载“高辛氏有老妇,居于王室,得耳疾,挑之,得物大如茧,妇人盛抓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盘瓠即盘古,晚清学者苏时学、夏曾佑以“盘古为出槃瓠之音转,其说近是”。盘瓠的传说在郭璞《山海经》注《玄中记》、李贤注《后汉书·南蛮传》和《搜神记》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叙,大致都称:在高辛氏时,有“戎吴”作乱,帝所养的一只叫盘瓠的五色犬,深入敌营,为高辛氏取得戎吴将领首级,立了大功,因而取帝少女为妻,并得到封国,后高辛少女“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这个传说现在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广为流传。

  有关盘瓠的传说在后世愈演愈烈,这位神犬的形象和色彩也越来越丰富,他不仅创造了这个部落,还创造了他们生活中许许多多必需之物,是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重性,对任何东西迷信过度就会适得其反,对狗的图腾亦源出巫术,正是由于人们把狗作为其部族鼎礼膜拜的神灵和造物主,从而也就把雷、电、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惶恐认为是“造物主”对他们的惩罚。如《夏书》云“辰不集于房,警奏鼓,音夫驰,庶人走”,《史记·夏本记》引之,日“帝中康时,羲、和酒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废时乱日即指日食,这是发生于公元前2137年10月2日(即中康元年)的一次日全食,也是世界天文史上第一次有关日全食的记载。“音夫驰,庶人走”乃是在夏都见日食而惊骇营救的现象,可古人对这一天文现象认为是吞食日月的“天狗”所致,故“警奏鼓”。可见古代图腾崇拜到了惊恐骇人的境况,这种演化说明:在狩猎文化进入农耕文化后,家犬的地位不断下降,其形象日渐暗淡。

二、犬祭

  犬的图腾崇拜不但表现在某些民族的神化传说中,而且还反映在这些民族或部落的节俗、衣食或婚丧仪式里,如刘锡著《岭表纪蛮》就记有“每值正朔,家人负狗环行炉灶三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以扣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而犬祭在古代人类文化中已相当普遍,且有十分丰富的形式和内容。我国犬祭的历史源远流长,考古发现在辽宁敖汉旗遗址中有一个不规则的灰坑,内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据考这个灰坑可能与祭礼活动有关,据此可将犬祭的历史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到了殷商时代,犬祭已成为普遍的风习,在甲骨文中有不少杀狗宁风和“犬蛊祝”的记载,犬祭的目的在于祈求降福降社,永保子孙后代生活富足安乐,或以犬祭祀山川、道路、城池及其他古人认为有神灵的物事,以期消灾弹祸,攘除疫疾鬼魅。《史记·封禅书》载:“秦人磔狗四门,以御蛊灾”,《淮南子·时则训》云:“旁磔四门,皆磔犬羊以攘四方之疾疫”,《周礼·秋官·犬人》亦规定:王出行要有“祀装之礼”,用犬祭车和道路,而且最好用纯一色的犬,这样就可保周王旅途平安。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人生病时,也用犬作祭,而不用药物治疗,如“病无药饵,但烹犬羊以祭”,就足可证明。

  在我国其他许多地方还普遍存在着对犬非同图腾崇拜,并以多种形式窝存于风俗习惯和禁忌之中,如《黑龙江外记》就提到东北满族禁食狗肉:“库雅喇满州选家犬肥洁者畜室中,饲以梁肉,以备祭夭。然其俗平时不食狗肉,不御狗皮,日忌讳”,这同样是家犬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反映。

三、犬葬

  犬葬风俗在历史上也十分悠久,同样是由于犬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与人密切的亲近关系,尤其是护卫关系所决定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犬殉葬,至殷商时期,以犬殉葬已成风气,如郑州白家庄商夯地墙旁发现相连的八座长方形狗坑,分做南北两行,东西排列着。共埋狗一百三十多只,最多的一个坑中埋三十多只,最少的也有六只。此后或许由于犬的来源不足,就改用草扎的“当狗”了,这种风俗直至后世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盛行,据《后汉书·乌桓传》记: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至葬,则歌舞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刁饰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上述诸种犬文化现象足以表明犬曾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有过深刻的影响,如果家犬对早期人类不具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没有什么背景依据了。

犬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贡献

  古人对犬的图腾崇拜和利用对我国民俗风习、交通运输、古代战争、畜牧业的形成与发展及饮食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做出过突出贡献。

一、田犬与守犬

  田犬即猎犬,田古通败,意为狩猎,帮助主人狩猎是早期社会中家犬的主要职责。犬经过长时期的驯化豢养,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职能类型,《礼记·少仪》有“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向犬名”的记载,这反映在周秦之际人们便已将家犬划分或驯养为田犬和守犬。从七八千年前家犬在我国驯化成功到周秦时代,狩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田犬用于狩猎的史料多见于我国北方草原的古代岩画中,即广泛分布在从新疆至内蒙古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之中,此外甘肃、青海、宁夏各地的此类文化遗产都是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这些发现使以前认为“细石器文化时代的人们最初过着以狩猎为主,以采集经济为辅的生活”的看法得以完善,也就是说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经中石器时代再到以细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时代,人们都是过着狩猎兼采集的经济生活。不过人们能否猎获较多的野兽“丰衣足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猎犬的有无及其优劣。《吕氏春秋》曰“齐有好猎者,终日不得兽,入则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兽,狗恶故也.欲须良狗,……有良狗则数得兽矣”。当然这说的是以农耕为主导的春秋战国时期,猎犬经济仅为前者的补充,可想而知在以狩猎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田犬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确为重要。

  古代的家犬除田犬外,还有守犬,守犬即“守御宅舍者也”。古人在长期的驯养实践中发现,有些犬性守,且机警善吠,可担负守卫家宅田园、守护牧群、防止盗贼及野兽侵害等职责。有趣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古人就作过驯犬捕鼠的尝试,《吕氏春秋·士容论》中载有“齐有善相狗者,其邻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邻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糜、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之,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由此可知,以狗捕老鼠为好管闲事是后世人的观点,在早期社会,捕捉鼠害或许是守犬的份内事务之一。

二、犬与古代战争

  由于犬有机敏灵活、攻击性强等特性,古人不仅将其用之于狩猎,而且也用于古代战争,这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氏族部落之争。犬是人类最早驯化成家畜的动物,亦是最早被役用的动物,传说中高辛氏(帝喾)时戎国作乱,帝誉所养五色犬深入敌内,取戎王首级而归的故事,表明在尚未发明利用马车和骑术作战之前,凶猛猎犬用于战争,其锐势难当,作用重大,功绩卓著。另外相传夏代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消灭寒捉势力,恢复夏柞,就有赖于猎犬之助(屈原《天问》云:“向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兵车已在战争中应用,骑射亦已由北方转入中原,但诸候、大夫之间的互相征伐,往往还以猎犬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这在古籍中不乏记载,如《左传》宣公二年载有“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公嗾夫獒焉,明捕而杀之,盾日‘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尽管此指晋候企图借獒之助,除掉权臣赵盾,虽非战争,但至少也是一种武斗,獒是一种凶猛的猎犬。再如《水经注》引《三秦记》“骊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狗来下,有贼则吠之,故一堡无患……。”这同样证明了犬参与防御敌人侵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犬与古代历法

  许多动物曾被人们尊奉为神灵和“造物主”,尽管我国古代历法和生肖的出现要比人类驯化野生动物晚许多,但又都与动物有关,这不仅动物是早期人类赖以生活和繁衍的基础,而且是人类图腾崇拜的具体应用,古人类无不把动物作为崇拜的偶象,认为他们是神灵和“造物主”,至于对犬的崇拜自不用说,因为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和有力助手,犬也是传说中人类的始祖—架抓,是天狗亦是龙狗,如舍族世代传唱的《狗皇歌》唱道:.“当初出朝高辛王,出来游嬉看田场,皇后耳痛三年在,医出金虫三寸长。……变成龙狗长二丈,五色花斑尽成行,皇帝圣旨叫金龙”。人类对动植物的崇拜到了惶恐不安之时,便“瞽奏鼓”,即擂鼓击乐,使庶民脱出厄运,以保平安。

  早在我国夏历中就已有了“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子、丑”的顺序纪年法,即十二生肖纪年法,生肖的出现是古代人对动物的崇拜结果。因在夏代之前,每个氏族或部落都把某种驯化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族图腾和顶礼膜拜的神灵,用动物作为历法纪年,想必是为了祈求年年平安,岁岁吉祥。《费尔巴哈哲学著作下卷》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人来说就是神”。至于犬是人类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为什么后世的历法和十二生肖中排在后位,这是因诸多复杂因素所致。

四、犬与古代交通运输

  家犬在古代不但用于狩猎战争和守卫警戒,还被用于交通运输,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如陶宗仪《辍耕录》中提到“高丽以北为别十八,华言连五城也,地极寒,每岁委官给散资粮,每车以四狗挽之,狗悉谙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克减之,必忽其主者至死乃已”。又《盛京通志》也说“奉、锦田犬极健有力,能制虎者最为难得,又外蓄犬可供驱策,古元史有犬站,以犬代马;今赫真飞牙哈部落,尚役犬以供负载。”时至今日,生活在我国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在凛冽的寒冬仍用狗来拉雪撬,南极考察亦用狗来拉雪撬或运输东西。

五、犬与饮食文化

  在任何时代,饲养任何用途的动物(包括犬),取肉食用无疑是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人类最早狩猎捕兽无不是为了这一目的。这不仅在史前是如此,就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宴食、祭祀和普通猎民的生活中,也有食用狗肉的情况。《穆天子传》书中记载:“已酉,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鄄韩之人无尧乃献良犬七十。……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归遗乃献守狗九十,天子之豪马、豪牛、龙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在周代,国家对养犬很重视,《周礼·秋宫·犬人》中记有专掌犬官之职者共十多人。至于一般民众百姓食用犬肉的见于《孟子·梁惠王上》“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春秋时期,在南方的越国,人们把狗肉看得比猪肉还贵重。如《国语·越国》说“勾践令国人将免者,以告,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人们在长期食用的过程中,自然就对狗肉的烹饪经验和对狗肉的特性之认识有了积累,烹饪的技术也有提高。如《周礼·天官·食医》云“凡食,膳食之道,犬宜粱”,《正义》又道“犬味酸而温,而粱味甘而微寒,气味相成”,可见此时人们已知道如何调和犬肉和味道了。再如《礼记·内则》有“狗赤股而躁”,郑玄注到“狗股里无毛而举动急躁者,其肉躁恶”。这表明人们对于狗的认识有了极大提高,并能区别犬肉的优劣,这从一个方面表明我国的饮食文化之悠久。

犬牧与畜牧业的起源

  古代将犬驯为田犬和守犬,守犬还应包括“牧羊犬”,即犬牧,有关犬牧的证迹见于我国北方草原的猎牧岩画中,如新疆尼勒县红十日有一幅犬追鹿岩画,一人引弓射鹿,三只犬追捕被射之鹿,宁夏贺兰山大西伏沟一幅狩猎岩画,有两个猎人和一只猎犬;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一幅骑猎者翻身向后,作欲射状,后随一卷尾大犬,跟随猎人行进。此外有一些是较典型的犬牧图,新疆哈巴河县有一幅放牧岩画,其画中有众多的羊、鹿、骆驼等家畜,作前后行进状,畜群后追随一只狗守卫,两名放牧者,左右于畜群两边,右者执鞭吃喝;左者作驱赶状,形态逼真。内蒙古乌兰察布有一牧羊图,许多羊漫散之处觅食,一犬在羊群外,牧羊者在后,如此之例举不胜举,均说明犬与畜牧业有很大的关系。

  犬除用于放牧外,还用来护围,以免牲畜被狼等野兽吃掉,在青海都兰县巴哈毛力有一岩画,画中有一峰骆驼,左下方是一犬,右下方为一长方形图案,当应是围栏,即犬守护畜圈。新疆裕民县有一出场图,一牧人骑马迫赶着一大角羊,其侧有一帐篷,帐篷侧边有一小狗,篷外站着一人,人前则是奔跑的羊和犬,反映了犬的护家情形,这些都不难得出犬在早期的牧业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证实了历史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的推断“狗是人类的第一个结盟者”。

  那么犬牧与畜牧业究竟有何关系呢?狩猎业又是如何转变为畜牧业?前已述及,犬不仅是古人类狩猎的助手,而且是放牧的守护者和“牧羊犬”。最早的野生动物多见于北方山地,这些

  动物多属于森林动物,最早的狩猎是林中猎民,随着森林狩猎效率的提高与野生动物资源减少的矛盾,森林部落的人口压力以及森林环境的被破坏,则森林部落离开森林走向草原。草原生态条件对草原猎民的压力与不适应,产生了发展养畜的需要,这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畜牧起源的原因与主要动力。

  到了约公元前2000年,我国北方草原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石器时代那种较为温和而湿润的气候逐渐被干燥而寒冷的大陆性气候所取代.草原上西北风劲吹,夏季酷热,冬季凛冽,使森林和百草渐退,猎物随之日少,迫使猎民改变生产方式,即由狩猎采集向农耕畜牧转化,游牧养畜成为唯一的经济生活方式。狩猎工具特别是弓箭得到改进和增多,狩猎技术也得以提高,狩猎效率增高,狩猎经济得到积累,使捕获的野兽的剩余成为可能,猎民在暂不乏食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活野兽豢养起来,并由守犬护卫。犬在豢养之时自然繁殖,数量增大。豢养的经验和认识水平得以积累和提高,从而开始了原始的畜牧活动,畜牧业也由此迄始,即由狩猎业转向牧养业。

  由狩猎向畜牧业的转化过程中,首先采用以犬守卫防止跑掉,后用拘系圈禁的方式对野生动物强制性驯化,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中有一畜圈图形,在一正方形框内有五个圆点,方框表示畜栏,小圆点表示其内的野生动物。这种拘禁驯畜的方法在我国民族志中可以找到例证,也见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如浙江嘉兴桐乡罗家谷遗址,发现大量的牛骨和鹿角上有树皮勒索的痕迹,由此推想这里当时的水牛正处于拘系驯养阶段。根据考古判定,动物驯化的顺序最早是狗,而在狩猎和牧养期,狗已成为人类的可靠助手了,接着是与人类关系密切、温顺、易制服的小野生动物,在完成了绵羊、山羊、鹿的驯化后,就是对牛、马、骆驼等莱傲不驯的动物的驯化。关于犬如何帮助人们守畜、牧畜的史例前已有述。18世纪售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说过“假使人类没有狗的帮忙,他当初又怎么能征服、驯化和奴役其它兽类呢?……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就是对狗的驯化,而第一个艺术成果就是征服和占有大地”。犬在我国畜牧业的形成中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有过巨大的贡献,可以这么说.若不是人类最早驯化了犬,那么畜牧业的出现与形成至少要推晚若干时期。而“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3一154页)。

  可以这么认为,畜牧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有赖于人类的智慧,另一方面还靠动物自身的繁衍和相互之间的生态关系,尤其是犬的驯化饲养成为家畜为人类驯养其它动物并为人类所利用奠定了基础,犬牧在其中的作用不可磨灭。

结束语

  本文概述了古代人类对犬的驯化以及对犬的图腾崇拜而导致的诸种犬文化现象与神话传说,尤其是犬文化现象在早期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了解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古代社会大有裨益。

  概而言之,古人对犬的驯化首要的是基于他们生存息养的需要,其次犬文化从整个社会进程来看,是在农业社会出现之前,也就是狩猎经济占有相对主导的地位的社会里兴盛起来的,家犬(尤其是猎犬)对于主要依靠狩猎谋生的古人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手。在早期社会里,家犬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其在狩猎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对犬的崇拜及与之相关的犬文化现象,就产生于这种狩猎经济占支配地位,而家犬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环境之中。再者犬牧的出现对人类狩猎和驯养其它野生动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促使狩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化,并加快了农耕经济的进程。第四,人类对犬由崇拜到惶恐乃至衰落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犬文化现象对于我国一些民族的习俗产生过不可没灭的重大影响,即使现今,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地存于现实生活中,特别是西南和东北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西北地区,由于处于东亚文化和西亚文化的交汇处,这里的民族较早地接受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先进文化影响,因而也较早地从狩猎走向畜牧或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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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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