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 国学网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由龚延明先生主编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的整理横排繁体本,2016年5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套《选刊》对此前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41科《登科录》及另外4种进士名录、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和部分标点,使往日稀少难见的珍贵科举文献,从深藏于阁中的镇馆之宝,变得普及易得,既嘉惠学林,便于科举研究者的使用,又推向社会,满足广大读者的检阅。这是传统文献整理出版和科举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普及科举文献的一件大事。

  科举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第五大发明,而明代就处于中国科举发展的鼎盛时代,同时也是《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科举名录流传下来最多的朝代。其中,《登科录》发轫于唐代,《会试录》和《乡试录》则都是明代出现的。《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是每科殿试、会试和各直省乡试按规定程序举行考试的第一手官方记录,是研究科举最为可信、权威的核心文献,但可惜流传至今的并不多。据统计,海内外现存自宋至清历代《登科录》仅为64科,其中明朝就有58科,占了总数的90.63%;而在其中,天一阁独家收藏的有40科,占了现存明代《登科录》的68.97%。现存明清《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有53种和300余种,其中,天一阁分别藏有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也同样构成了现存《会试录》和《乡试录》的主体。

  明代《登科录》包含“玉音”、“读卷及各类执事官名单、官职与出身”,“恩荣次第”也即殿试程序,“第一、二、三甲进士名单及其家状”,“皇帝策问一道”,“一甲三名对策(程文)”等六个部分;《会试录》包含“前序”,“知贡举官、考试官、同考试官及各类执事官的名单、官职与出身”,“三场考题”,“中式举人名单、身份及本经”,“三场程文”,“后序”等六个部分;《乡试录》结构则与《会试录》相仿。三《录》各部分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每科《登科录》的家状,记载了该科每位进士的甲次、姓名、籍贯、身份、本经、字、中式年龄、出生月日、上三代名及其身份、母亲姓氏及其封号、上三代存殁情况、自身婚姻状况、乡试及会试名次等信息,从而为人们研究进士的地域分布、平均中式年龄、社会流动等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如,三《录》所载考题和程文,也为后人提供了评价科举考试内容以及进士、举人知识结构与文化素养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知时下广为流传的科举考试脱离实际、中式者知识面狭窄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实。再如,在《会试录》和《乡试录》的序文中,一般会有对该科考试程序、考试官和各类考务官的职掌、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的记载,这就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考试制度以及统计当时乡、会试的录取率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2006至2010年,宁波出版社曾分三批把经天一阁博物馆整理的天一阁藏《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以《明代科举录选刊》为总名影印出版。然影印本,没有标点,阅读困难;漫漶讹误较多,未经校勘,不便使用。此次由龚延明带领的团队,对天一阁藏明代三级科举录,进行了点校和整理,由宁波出版社推出了横排本15册(1237万字)的新版本。相比于影印本,此次整理横排繁体本具有以下几个突出优点:

  一是对影印的天一阁所藏明代41科《登科录》和《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以及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影印本中有大量的异体字甚至讹字,如“徳”、“靣”、“貟”、“竒”、“畧”、“脩”、“呉”等字,在横排繁体本中,都相应改作“德”、“面”、“員”、“奇”、“略”、“修”、“吴”等标准字,从而显著提高了该书文本用字的规范性,也大大便利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征引。

  二是对《登科录》《会试录》不仅进行了校勘,而且进行了分段标点,这无疑对提高读者阅读速度、减少误读和准确理解文本原意具有重要意义。《登科录》对进士的中式年龄和出生月日是连在一起记载的,如某某进士“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把该进士的中式年龄误读作“年三十九”,而有了标点,呈现为:“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就可有效避免这种误读。又如,《登科录》和《会试录》中的程文以及《会试录》中的序文都是不分段的,这就给今人的阅读造成很大障碍,而《登科录》和《会试录》横排繁体本的分段标点就排除了这一障碍。另,《登科录》对进士“家状”有严格的书写格式,故凡遇进士上三代有多项官号需要写入时,因书写空间有限,就会造成字小挤压的情况。如万历二年二甲进士孙鑛,其上三代“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等55个字被挤压在不到一竖行的空间内,自然难以辨认;而横排繁体本经重排标点后变为:“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就清晰可辨且文意明白了。

  三是主编龚延明先生在该书《总序》中迭出新见,对科举制、明代科举及其科举文献的历史作用和价值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如他指出“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建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产生的价值”。“科举与国运相联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又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认为相比于宋代《登科录》,明代《登科录》的“家状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进士参加会试的次数,“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举数多,在家状中列出,没有积极意义”。以上观点,无疑对于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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