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蹇斋之学——写于周本淳先生诞辰百年之际

  周本淳先生字蹇斋,在其生前我无缘识荆,正如《世说新语》里面讲到的人物关系:“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今年12月22日是蹇斋百年诞辰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适时出版了《周本淳集》,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根据对其论著的学习,本文谈谈对蹇斋之学的肤浅理解和认识。

  蹇斋之学的渊源

  从学术上来说,蹇斋之学实际呈现出的面貌,与其可能呈现、应该呈现的面貌是有很大距离的,要是追问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只能归结为时代、命运之厄。他在晚年给长子先民的信中说:“我最近几年反思一生,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实在谈不上多少成就,抱残守缺,做点拾遗补缺的小事。”排除其中的自谦成分,还是透露出蹇斋之“已为”远不及其所“欲为”的几分遗憾。而在今天重温其论著,也能深深感到这不止是蹇斋自身的遗憾,更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众多“过后思量总可怜”(《花月痕》)故事的一个缩影。

  除了诗词创作和欣赏以外,蹇斋之学的主要内容是考据、校勘。对蹇斋影响最大的有两位老师,一是合肥二毋居士张汝舟先生(名渡,以字行,1899-1982),一是南通觉吾王焕镳先生(字驾吾,1900-1982)。蹇斋与这两位老师的关系一直维系到老,他对师长之慕亦如孟子所谓“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所以,透过对这两位先生学术宗旨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蹇斋之学的特质。

  汝舟先生终身秉持桐城派之说,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而尤其强调义理的引导作用,所谓“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义理、考据、辞章之三者并重,且以义理为根基,最早出自戴震:“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覈之学。义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但这番话被段玉裁改造成“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戴东原集序》),体现了考据家的趣味。所以姚鼐之提三者并重,而以义理为先,是有所针对的。但“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欧阳生文集序》),经过曾国藩的再次强调,以及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的加持,其说遂风行海内。汝舟先生的学问,呈现出的是考据的面貌,尤邃于古天文历法之学,但实质上是由义理为基础的。张舜徽在1942年9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他对汝舟先生的印象是:“潜心义理,复通内典,其人温厚可近。”(《壮议轩日记》)宋祚胤在《二毋室丛著序》中也表彰其先师“以深邃之义理,发为恢弘之辞章……其考据文充实而有光辉,多发前人所未发,且深有造于世道人心也”。观乎此,则二毋室之学可想见矣。

  另一位老师乃王驾吾先生。与汝舟先生一样,驾吾先生也求学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尤其尊崇王伯沆先生之人品学问。1935年,驾吾先生撰写《谈南高学风》一文,认为从江谦(易园)任校长始,“所聘师儒,多以讲求义理实学为事。故其严义利之辨,则以事干谒为无耻;明诚伪之分,则以营虚声为可羞。使举校之人暗焉寞焉埋首钻研于学问,而不以外事乱其中。苟于学焉一有所获,极天下可欣可慕之事举无以易之……斯我南高之学风也”(《因巢轩诗文录存》)。今日南京大学校歌,使用的还是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版本,而试问衮衮诸公、莘莘学子仍能“以事干谒为无耻”“以营虚声为可羞”作立身治学之儆戒否,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驾吾先生长于治先秦诸子和方志、年谱、流略艺文之学,晚年精研《墨子》,有《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商兑》《墨子校释》等书,这与他早年崇尚思辨和持论有关。1936年,他编注出版《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全书共选文55题,从先秦到晚清,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版的古代文论的选本中,属内容最丰富者,惜乎不为人广闻(驾吾先生七子女共作《因巢轩诗文录存》“前言”,历举其出版或成稿之著述,便未及此书)。其中入选了方苞、刘大櫆、姚鼐论文数篇以及曾国藩文论三题,且谓曾氏论学“与姚鼐之旨合”,论文“实注重情韵义理二种”,可见其标举的宗旨所在。

  蹇斋之学的当下意义

  蹇斋于晚年撰写《自传》,缅怀其先师所予之影响,汝舟先生重点有二:“一是以桐城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必义理为之主,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之观点……二是张先生治学主张自出手眼,切勿随人俯仰。”而从驾吾先生则重在“学桐城派古文”(《诗词蒙语·附录》)。二者实有共同共通之处。他们虽然秉承桐城派之说,但其所谓“义理”,早已轶出姚、曾标榜的宋儒心性之学的藩篱,可以说是崇尚思辨。就学问而言,“学思并进”本是孔子度人的“金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但在后世的学术发展史上,总是或偏于学,或偏于思。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的学术风气陡然大变,有学者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也就是以文献学、考据学误作学术研究的最高殿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朝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风气的回归,不得不认为是精神上的倒退和颓靡。而不重义理、缺乏思辨的考据,正如先师程千帆先生在1996年11月20日的批评:“今人之为考据,其弊大要有二,一则考其所不必考,则陷于支离破碎,二则据其所不能据,则流于牵强附会。”(《闲堂书简》)如果置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我们来尝试理解和认识蹇斋之学考据、校勘的特质,就不仅有过去的意义,也有当下的意义。

  蹇斋之学主要以考据、校勘的面貌示人,但正如其学术渊源的内在规定性,他尤其注重思辨,而不是文献上的夸侈,虽然很重视文献的阅读。他生前出版的《读常见书札记》(1990)就是在广泛深入的读书基础上,独具只眼,善于提问,突出了一个“疑”字诀,这也是宋儒教人读书之法。朱熹强调读书要“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又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读书法》)陆九渊也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集·年谱》)可见无论是偏向“道问学”或偏向“尊德性”,都强调要学会读书“有疑”。至近代学人王国维则概括为两句词:“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而只要强调“疑”,就没有不重视思辨者。所以蹇斋另一部书《考辨评论与鉴赏》(1999),书名中就直接使用了“考辨”一词。《周本淳集》的第一、第二卷为《蹇斋论文集粹》,编者厘为五类:刮垢磨光——校点古籍类;钩深致远——考辨立论类;指疵决疑——学术商榷类;咬文嚼字——词义辨析类;含英咀华——诗词赏析类。总体而言,实以考辨、商榷、辨析为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蹇斋之学的特质。

  这里,我想以《张汝舟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中的蹇斋二文(另有一篇《缅怀恩师张汝舟先生》则暂不涉及)为例略作阐发。汝舟先生是蹇斋的恩师,提交给纪念文集中的论文,应该既代表了自身学术特征,也蕴含了师门学术流别。第一篇文章是《元锡生平考略——驳“李儋字元锡”之误》。本文的起因缘于韦应物的诗《寄李儋元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注云:“李儋字元锡。”这首诗因为见于《唐诗三百首》,所以广为人知,很多选本都会选入。元锡非李儋字,而是另一人。先师千帆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合撰的《古诗今选》(1979年1月南京大学中文系印“征求意见稿”,1983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注释中,就作“[元锡]字君贶”;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提及社科院《唐诗选》将此诗系于唐德宗贞元初年为“无据”,也未将李儋和元锡混为一谈(《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所以把李儋说成“字元锡”,算得上一个低级错误。蹇斋此文的意义,一在破除世人对著名学术单位的迷信,即便是翰林院主修,此类集体项目,冲锋陷阵者往往是负戈的士卒,而非领军的将帅。人们震于浮名,遂难免轻信其说,不敢也不能有所质疑;二是此前学术界对元锡的了解,以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读全唐文札记》所述为详,而本文遍考文献,举凡正史、文集、类书、方志、碑刻等,几乎应有尽有,使元锡的生平事迹得到最为丰满的呈现。既纠正注本之误,也有助于人们对韦应物诗的理解。本文不是仅仅依据文献的比对考证李儋是否“字元锡”,或李儋究竟字什么(陶敏《韦应物集校注》认为李儋字幼遐,不过本文以为“幼遐”是元锡兄元洪字),而是在确立李儋、元锡为两人的前提下,进一步考索元锡的经历、性情、交往等,为理解韦应物此诗提供了宽广的历史图卷。它不局限于对一人名字的正讹,是以一系列问题为引导完成的考据。而本文资料之详赡,也很能体现蹇斋博极群书、考文征献的造诣,若非长年劬学不倦,是难以臻此境界的。

  另一篇论文是《读常见书札记》(二则)。此文可能写于《札记》《考辨》二书出版之后,故未及收入,《周本淳集》亦遗漏,所以更值得表彰。两则札记是互相关联的,其一是《刘蕡明〈春秋〉尤重〈谷梁〉》,其二为《“造辟”与“造膝”》。刘蕡是唐代太和至大中年间的耿介之士,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为李商隐钦敬之人,故有《赠刘司户蕡》《哭刘蕡》《哭刘司户蕡》《哭刘司户二首》等作。刘蕡其人《新、旧唐书》皆有传,但所述不一。《旧唐书》说他“尤精《左氏春秋》”,《新唐书》则云“明《春秋》”,未特指某家。而两唐《志》又皆未著录其有关《春秋》学著作,则刘蕡所“明”之《春秋》究竟为哪家? 这也是由一个问题引起的考据。蹇斋根据刘蕡仅存的一篇贤良对策文,发现其中十多次引用《春秋》为理论依据,通过仔细辨析,得出其主要取自《谷梁传》的结论。并继而由此对《谷梁传》文本作出校勘。今本《谷梁传》有“彼士有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句,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造辟”乃“造膝”之误,虽然是强有力的理校,并取信于人,毕竟还是缺乏本书内证。蹇斋此文在论证刘蕡精于《谷梁传》的基础上,进而举出刘蕡“《传》有‘造膝’‘诡辞’之文”句,以证刘蕡所读唐代流传的《谷梁传》,其文正作“造膝而言,诡辞而出”,为王引之的推论添一力证,可成定谳。

  这两则札记,都属于文献记载有异,该如何校勘的问题。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是校勘学史上的著名文献,其要旨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 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 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经韵楼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校书之难不在较异同而在定是非;二是“定其是非”的前提在于“底本”,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最接近作者的文本。第一层意思无疑是正确的,至于第二层意思,则犹如他更改戴震之说,将考据作为义理、辞章之基础一样,这里也以“底本”之有无决定“立说”之是非,则未必正确。蹇斋此文,从其学术精神上看,实践的是戴震的主张:“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他考证刘蕡所明之《春秋》,不是依赖罕见文献、珍稀版本,而是根据其文章所据之义理,得出《新唐书》“是”而《旧唐书》“非”的结论。他考证“造辟”为“造膝”之误,也同样以“立说”反推“底本”之是非,而不是倒过来,由“底本”仲裁“立说”之是非。这就是以“义理”为引导的考据。在今天以数据库为利器的学术界,尤其需要在考据中加强思辨之功,则蹇斋之学很值得发扬光大。

  “老学不倦”

  也许因为我现在已年逾花甲,所以最后我还想说一层意思,就是蹇斋的“老学不倦”,语出先师千帆先生致蹇斋的信:“友朋中老学不倦如袁伯业者,先生而外,无他人也。”(《闲堂书简》)此信写于1990年,蹇斋已是古稀之龄,他如何“老学不倦”,我不得而知,大致推想,应似洪亮吉所谓“闻鸡而起,尚拟著书;秉烛以游,仍书细字”(《诫子书》)吧。先师信中用了一个典故,同时也使用了“歇后”法。曹操说:“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丕《典论·自叙》引)袁伯业即袁遗,乃“长大而能勤学者”,但先师信中仅以袁伯业比蹇斋,而省略了以曹操的自况。在我看来,先师作为老学不倦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先师在年近八旬时给学生的信中说:“就我来说,劳动有个效果问题,知识有个更新问题。人老了,知识不更新,劳动也就往往无效了。”(《闲堂书简》)强调的仍是知识更新,要不断吸取新知,用宋代张载的诗来说,就是“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芭蕉》)。先师还曾集太史公句为联赠蹇斋云:“累世不能殚其学,一日未尝忘于心。”上联言其学问之博大精深,下联言其求知能持之以恒。又有题记云:“本淳先生究心文史,嫥精孟晋,殆将度越昔贤。”其中“孟晋”一语出自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其妹曹大家(班昭)曰:“孟,勉也;晋,进也。”故“孟晋”为锲而不舍之意。我虽然少小失学,壮不如人,但是愿以前辈为榜样,做到十驾孟晋,老而勤学。(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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