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未觉国风远——当“冷澈之美”遇上“温柔之美”

  《诗经》很古老。

  《诗经》最初称作《诗》,因有三百零五篇,省称“三百篇”,春秋战国常称之曰“诗三百”。孔子的儒家学派以《诗》为教本,与《书》《礼》《乐》《易》《春秋》一起通称“六经”。时至汉代,儒家学者始加“经”字,称《诗经》,以示此典籍的重要,且有神圣的价值和地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西周至东周的春秋中叶,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大概历经三次较大规模的编集整理——第一次在昭王、穆王时代,第二次在宣王中兴之时,第三次在东迁的平王时期,其后仍有少量增补。时至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看聆听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乐工歌唱表演的内容和次序,与流传至今的《诗经》已大体相当。孔子当在这个集子的基础上予以编订和整理。

  编录在《诗经》的作品全为乐歌。周公制礼作乐,专门设置乐官以“乐德”(品德的标准)、“乐语”(入乐的诗歌)和“乐舞”(合乐的舞蹈)来教育贵族子弟。诗歌、音乐和舞蹈三者合为一体,既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又是西周礼乐文教制度的组成部分。即便有所谓的“徒诗”——不配乐,只诵读,想必诵读的主场景也不在书斋内,而在庙堂上,燕饮时,典礼之际。

  诗言志,歌永言。可以想见,在遥远的那个年代,篇章字句大都被之钟鼓管弦,发之音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时有乐律、舞姿相伴。诗的最初状态,不是孤独个体的案头读物,而是一场群体参与的文教盛典。在大司乐的教导下,诗句、曲调和身姿同频共振,合乎阴阳律吕,节奏有疾有徐,或高或下;音声有清有浊,或抑或扬。歌诗如风,沨沨而入,鼓荡着胸襟,激扬起情志,人置身其中,心神气质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升华。

  这是诗的伟力,且无可替代。

  昔日的诗在礼乐文化下很”热闹”——神理共契、政序相参。不学诗,无以言,时人或赋诗言志,顺美匡恶,学者或以《诗》证史,或引《诗》证事,甚而出现过以灾异祥瑞解诗的思想运动。在社会功能上能让个体“兴、观、群、怨”,在人伦政治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最不济还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有博物多闻之益。

  古今不同。在现代文教制度下,《诗经》已是相对“冷清”的古典文本,退守到大学殿堂成为深奥的专门之学,要语词笺注,分章析句,考索辨正一番后,文脉方可略通,诗意稍得仿佛。还好,诗学早已不在利禄之路上行进,不受秦火焦土的钳制,以其“无用”或有大用。

  曾经相伴相随的音乐隐退了,舞蹈消歇了,只留下默默记忆古老历史、坚守经学价值的孤独的《诗》。虽然还有音乐诗人能演绎出柔美空灵的《在水一方》,还有《无衣》在古装剧中高唱,也只是古风的余绪,老歌的新唱。幸好,我们还有绘画,还有新的艺术样式的助力。

  按徐复观先生的考察,中国的诗、画融合经过了相当长的历程。从不题写在画面上的题画诗——以“诗圣”杜甫和诗画兼工的王维最著名最有影响力,到以诗为画的题材,再到以作诗的方法来作画——如宋代李公麟深得杜甫作诗体制,并迁移至绘画艺术创作中。此前虽有晋明帝的《毛诗图豳诗七月图》,以《诗经·豳风·七月》为题材,因无取资于诗作的艺术性,故而对绘画艺术的发展没有太大影响。时至北宋尤其在苏轼和黄庭坚那里,画与诗在精神观念和实际操作层面上的融合已经达成共识。

  绘画讲求“文”,付诸视觉,终究是“看见”的艺术,而诗言志,诗缘情,表达的是志意和情感,长于“质”——在文辞真实自然的前提下来“感”人。两者在美的性格上有所不同,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绘画作品常常表现为“冷澈之美”,而诗则为“温柔之美”。诗是无形之画,我们当事诗如画;画又是不语、无声之诗,我们更当品画如诗。

  说是诗画融合,诗很早都在,一直都在,且有不可撼动的经典价值,当然要以画为主来进行。今天,年青一代的画师已经在路上,《绘诗经》(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以“国风”为题材,让我们得以“见”到《诗经》。

  《诗经》编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又称“国风”,分十五国风,计一百六十篇;《雅》,分《小雅》《大雅》,《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计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计四十篇。简而言之,《雅》是朝会和贵族礼仪燕享的乐歌,《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歌。下面,重点来谈一下《国风》。

  国风,在战国时称“邦风”。国、邦皆表特定的地区,既有诸侯所封之域,例如郑、齐、秦等;又有周王属地,例如周、召、豳等。风,是土风,即风土之音,地方乐调。一邦一国既是共时的地缘空间,各国地理因素有所差异,方言土风不同;又是历时的文化载体,世异语变,世变风移,但也在相当长的时段内还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例如邶、鄘和卫三者在地理地域上前后相重,但各自的地方乐调特色鲜明,旧章不可乱,依然析分为三组,称邶风、鄘风和卫风。

  大自然的风,或微风拂面,或大风起兮,它是流动的,视而不见,却能风行天下,无孔不入,有惊人的力量。从政教的角度来看,风,有风动、教化之义。地方民风民情通过歌诗的形式,可讽谏王政缺失(“下以风刺上”),反之,王政亦可以之推行教化(“上以风化下”)。风,往大了看是一国之事,往小了看又关乎一身之感——男女咏歌,各言其情,而正是经由“风”,使日常生活的个体生命和施行政令的庙堂朝廷上下相接,大小相交,心志和合,让政治共同体一气贯注,亨泰谐美。《国风》列在《诗经》之首,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本书即以《国风》一百六十篇为开端,为入手处,一诗一画,意在诗画交融。我们的画师——呼葱觅蒜青春有朝气,创构空间、拟造物象可谓慧心独具,启予者甚多。空间布置淡雅悠远,人物造形无其脸而有其魂,精美的器皿承载着皎然可品的“美味”:山水草木、鸟兽虫鱼以及人世万象。让人相信画师是有一颗笃实而辉光的“诗心”的,想想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早有: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君山苍翠,洞庭如镜,眺望去山即一青螺,盛托在亮白盘中。有诗心而有诗情,进而有书中呈露的画之意、画之境。妙笔点染故纸堆,焕然而出新色泽,照亮古老的诗篇,古风不古,真乃后生可畏。

  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若以此为津梁,为桴筏,爱上传统,喜读经典,转而研精诗旨,沉潜反复,同样有“告诸往而知来者”之功,可谓善莫大焉。当然,《诗经》作为文化记忆和遗产,其中的名物考辨还当以文字为准。

  元祐三年(1088),黄庭坚在《〈老杜浣花溪图〉引》一诗中就着一副画卷,叙写大诗人杜甫流落成都的生活场景和精神状态:诗人因战乱而寓居在浣花溪畔,虽有友人青睐,亦颇受照顾,生活依然清苦,即便破衣烂衫,也不忘探究治国修身之道,更未在诗艺精进的路上有片刻停歇。此即诗中所谓的“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黄庭坚深觉眼前这幅画作,定会让后来的诗人们拜服礼敬的理由,我想,不是绘画的技艺有多精妙、多炫目,而是画中的老杜与更老的诗人们相亲相近,有着共通的精神血脉。

  诗人们不远“国风”,亲近之,虚心涵泳,切己省察,自然能作育滋养出一颗用世之心,高尚其事,即如老杜一样,便是在醉中也会——眉攒生民之忧、天下之愁,振起广大气象。

  诗在远方,又在眼前;三百篇古老,而又年轻。有画,又有诗——已略作解题和注释,相信我们的心源深处同样具足一股伟力,借助画的助力,能体认歌者诗人的当时意思,领会往圣前贤编诗成册训诂集传的苦心孤诣,吟哦诵读收获一番自家道理。

  我相信,我们不会藉此而驻足不前,必定会更加深入大自然,就世事多磨炼,读诗而出章句之外,理情性,自善一身。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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