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金瓶梅》,写尽中国古代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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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插图集(明代崇祯刻本)》,广西美术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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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学金瓶梅藏本。康熙影松軒金瓶梅,堪称孤本。兰陵笑笑生撰,张竹坡批点。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金瓶梅》里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为潘金莲、另一为西门庆。书中对眼花缭乱的服饰的描写,也正是从这二人开始的。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均出自这个版本)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

  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服饰,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服饰。在《金瓶梅》一书里,作者不仅深谙当时的社会、世俗和人情,而且对服饰、服饰制度及服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重要的是,《金瓶梅》写服饰还有更重要的关节,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挑战。《礼记/玉藻》专讲服饰制度,并在《礼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君臣有别、尊卑有别、老幼有别、男女有别、士庶有别。从《后汉书》至《清史稿》,辟有(与车并列)的专志“舆服志”。服饰与制度密切相关,《金瓶梅》却开辟了服饰的另外写作。《金瓶梅》里的服饰,展示出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风采。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饰

  月娘的:穿着银鼠皮袄,遍地金袄儿,锦蓝裙;金莲的: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李瓶儿:貂鼠皮袄……这还只是妻妾冬装一部份。平日子的则更讲究。

  月娘有时穿“大红路绸对衿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有时又穿“头戴银丝髻,周围金累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绫裙,尖尖趫趫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等。我们知道吴月娘是西门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欢乐”酒。作者写道:“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此处,因服饰制度,妻妾的等级是相当清楚的。不过,《金瓶梅》的杰出在于:这种服饰的制度,以及在服饰制度上的等级,并没有妨碍《金瓶梅》充分显示市民社会兴起时的平等诉求。

  服饰于《金瓶梅》,当然具有小说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仅展现出一部杰出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情人”,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情人”,最后,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作丫鬟时,大约是“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见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备夫人时,春梅的服饰是“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见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饰的流变,可见服饰制度的投射。宋惠莲,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成为西门庆宠爱的“地下情人”之后,“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被一阵风过来,把他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事实上,《金瓶梅》写惠莲服饰,写得这般光彩和这般的性感,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为惠莲“命薄”吁不平。

  服饰于此,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不仅惠莲的服饰与西门府上众妻妾的服饰相近,而且像爱月儿、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在服饰上也被“一视同仁”。如吴银儿的服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妆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裙,羊皮金滚边。脚上墨青素缎鞋儿”;爱月儿的服饰“新妆打扮出来,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鞋儿,灯下海獭卧兔儿”。

  等级、性别、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饰的华丽,在《金瓶梅》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舆服五》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有逾僭”;“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认、铁、角带,不得服紫”;“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等;《明史/舆服三》对士庶妻妾服饰也有明确规定“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等。无论按宋季服饰制度还是明季服饰制度,《金瓶梅》于服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仅服饰而言,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妇林太太的服饰,则又有另一层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饰是:“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绸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襕裙子,老鸦白绫高底鞋儿”。这一套服饰,是西门庆众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门女子所没有的。崇祯版绣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图,独林氏服饰唯一。其他女性服饰都没有花纹,林氏的服饰描有花纹(即妆花缎子鹤氅);其他女性没有头饰,即便有,也只是束带与简单的钗簪,独林氏头上有冠。这表明林氏的“命妇”(祖上是所谓的“太原节度邠阳郡王”)身份,同时叙述了林氏久寡的欲望与西门庆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层女子(“命妇”)的“业绩”(对此,清人张竹坡曾给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丑招宣”)。可见《金瓶梅》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不仅在于作者对于服饰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一种叙事。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包括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面前也穿的是“大红裙”。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金瓶梅》里的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金瓶梅》的服饰研究目前尚很薄弱

  《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服饰制度及服饰的丰富性,是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红楼梦》在内)所没有的。与《金瓶梅》几乎同时期的《水浒传》(说唱成于元末明初、刊刻于明中期、通行本于明晚期),服饰描写与叙事算是丰富的,沈从文晚年的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有专节论及《水浒传》及明人绘水浒画。沈先生指出“衣着形象描写相当清楚”,男性方面的特点是“素朴”。沈先生也指出《金瓶梅》里的服饰“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过,从沈先生的论述看,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一、沈著有专节论述《水浒传》而没有《金瓶梅》的专节;二、《金瓶梅》里的服饰不是素朴而是华丽的(前文所引即可证明)。

  哈佛学者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一书里,以教化叙事不如人性的复杂和幽微叙事,反复申诉“词话本”不如“绣像本”。如田晓菲说西门庆的形象,“绣像本的描写比词话本中那个比较常见的、比较漫画化的浪荡子形象更加复杂和全面”。其实,就服饰而言,“词话本”比“绣像本”丰富多了。特举一例:“词话本”第五十九回写郑爱香儿的服饰“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康煕三十四年金瓶梅藏本影松軒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

  两两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文字的意味寡谈了许多。“词话本”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除了作者有些“炫技”外,实际上是小说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重要“构件”。如果这个话题有些“靠谱”,那么,如同“金学”远不如“红学”那样“显学”,《金瓶梅》的服饰研究似乎也很薄弱。

  再举几件个案,以证《金瓶梅》的服饰描写与叙事前无古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写尽晚明繁华,对于庙宇、楼台、街市、居家、人物、器物、酒肆、茶楼、美食、游冶、戏曲、评书、礼祀、节庆等等,都有详尽且妙笔生花的记录,却没有服饰的记录。晚明屠隆的《考槃馀事》,几乎写尽人间乐事器物,共分“书”“画”“纸”“墨”等十五笺,只在“起居器服笺”中有很少一部分谈及服饰。谈及的也只是简单的“禅衣”“道服”“冠”“披云巾”和“文履”(顺便一说,后人有人认为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仅此看,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再作横向比较,更能看出《金瓶梅》在服饰描写与叙事上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初版于1930年的《图说日本服饰史》(高桥健自著,李建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日本服饰史的筚路蓝缕之作。这部服饰史(起于大约公元6世纪的“飞鸟时代”至仿效欧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期”)所提供的服饰样品与个案,总共不过300件左右。如果专门编一部《金瓶梅服饰谱》,其样品和件数肯定不会少于《图说日本服饰史》。

  一部《金瓶梅》写尽天下服饰!一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饰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博物馆!

    《金瓶梅》里的服饰旨在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锦的描写与叙事,《金瓶梅》还不止于在服饰的制度,更在于打破制度以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义和趣味。《金瓶梅》里的服饰,还涉及到服饰织造的规模与服饰的商品价位(这对于明代经济研究一定大有裨益)。

  先说规模。第四十回有专门写西门庆府上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节。一段是:“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一段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月娘则有“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祆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在此,西门庆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词话本”为此专为西门府上做衣服的赵裁缝提写了一首六言长排(“绣像本”无此诗)。起首便称“我做裁缝姓赵,月月主顾来叫。针线紧紧随身,剪尺常掖靴靿”。从裁缝的繁忙到服饰的呈现,其规模和数量,几乎难以估计。

  西门庆从开药铺和坑蒙拐骗发家,到后来开段(缎)铺(西门庆黑吃了别人的钱所开)。这表明:一、服装生意也许比药铺更赚钱,二、当时对服装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门庆立段铺开张”,开张货物“共装二十大车”,开张喜宴“十五桌”。西门庆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还有官场中人夏提刑的礼物,其场面之铺陈和热闹,可见当时服装业的繁荣——这哪里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素朴”?

  再说服装的价位。李瓶儿一件皮袄六十两、祭李瓶儿孝绢二十两,西门庆为梳笼粉头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两银(为李讨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赵裁缝为西门府上做衣服工钱五两等。可见,服装动辄以两、几十两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金瓶梅》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银两价位的话题。第七十回里有一张皇帝嘉奖众大臣的钱物清单,皇帝奖赏最高者五十两,最低者五两。与西门府上妻妾的服饰价位比,皇帝嘉奖的最高价位,不值李瓶儿一件皮袄,皇帝赏给某大臣的五两,只是赵裁缝为西门府上众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钱。

  再看,西门府上的丫鬟买出卖进,大约一个值四两至七两(见第三十回,李瓶儿买一丫头,讲价从七两五钱讲到七两成交;第三十七回,四两一个);西门庆纵欲身亡后,西门府上作“鸟兽散”,曾是西门庆小妾的孙雪娥只卖了八两(见第九十回)……据一明小品所载,在明一季,平民的生活每年大约一两五,戚继光的士兵军饷月银一两。明中期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十钱(一千文)。那么一钱可以做什么呢?第六十八回,西门庆请娼门四女献唱,打发的钱是:四妓女每人三钱、厨子五钱、倒茶小儿每人二钱、丫头桃花儿三钱。可见一两银子是可以做许多事的。这般看来,西门府上的服饰,大都是“天价”。

    《金瓶梅》中奢华服饰与“本朝之制,敦尚节俭”的对比

  凡涉明史,我们知道,“本朝之制,敦尚节俭”(明·刘侗等《帝京景物论/方逢年/序一》),但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却是如此奢华的服饰。明自万历进入它的后期,明后期有两大社会现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万历十六年后便基本不上朝,须知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其经济与文化非常繁华。对于后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写得清楚:“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还特别指出“这些地区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的苏州……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海外史家于此注意到了“丝”与“棉”在明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以及与丝、棉、绸、缎相关的产业和工艺的繁荣。由于日益壮大的服饰产业所带来的赋税与管理等,明中央政府专设“织染杂造局”(《明史/职官四》)。

  正是这一“快速增长”与“繁荣”,为《金瓶梅》里锦绣灿烂的服饰(尽管有些是小说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节俭”于此,因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便“销声匿迹”。我们知道,《金瓶梅》事件发生的地点在一个叫阳谷县的地方。阳谷县,在《水浒传》里明确指定为在山东(小说中有山东方言)。如果通过《金瓶梅》的小说文本来看,再通过小说中描写的西门府上的亭台楼阁来看,很显然,它们与江南的园林近似。崇祯绣像本《金瓶梅》的插图(200幅没有画工的署名,仅几图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陈洪绶等明末著名画家之手,而陈老莲的出生地和谋生地,正是明后期中国出版业最为盛行的闽浙地区。如果从“绣像本”的200幅插图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说里的事件、人物,特别是生活细节,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场景(小说中曾提及漂亮的绸缎来自“南边”)。

  明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发达,于是《金瓶梅》应运而生,书里对服饰的描写和叙事所达到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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