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尧:“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

  《古文观止》,是我自上中学至今六十多年来的良师。此书收录了自《左传》至明末的两百多篇文章,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文,三百多年来没有一个文化人没有读过它。我认为,此书对民族精神、素质的塑造,功不可没。

  据我粗浅的感知,阅读或吟诵《古文观止》,如注重文采,则多取唐宋文;若注重义理,则应取先秦文。这两句话,前者易于理解,后者需要略加解释。

  请读《郑伯克段于鄢》篇,其中的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古往今来多少恶人的作为都应验了这句话。《石碏谏宠州吁》,“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于今何尝不然,尤其是对“官二代”“富二代”?《祁奚请免叔向》叙说退休的老臣祁奚请求晋君赦免了贤人叔向,结句是“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二人之德于斯可见。这些篇章蕴含人生哲理,我很爱读,尤其在我进入老年之后。以上几篇选自《左传》。源于《战国策》的《唐雎说信陵君》,文短而精悍,我多次读过,每再读一遍,心灵即接受一次“再教育”。兹将原文迻录于下: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我最服膺的是这一句:“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不可忘”就是铭记的意思。用一个词儿来表达全句的思想,我以为非“感恩”莫属。在战国时代,在西汉季年刘向校雠整理《战国策》的时代,汉语里尚未有“感恩”一词,我查了《汉语大词典》,陈寿著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里方出现此词。我又想了解现代词典收“感恩”一词的情况,我多年前在南京地摊上淘到的一本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国音词典》,里面收录了“感恩”一词,而民国时期的《辞源》(正续编),未收语词“感恩”。

  近年来“感恩”一词很是流行,耳濡目染,我在写作时也用了起来。2013年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是我五年来撰作的论文汇集,40万字。写《自序》,到了结尾时,我怀着满腔的感情写下了这么一句:“本集诸文的思想渊源和学术渊源,端赖中外先贤的教导、启迪,在此谨表示我的‘感恩’心情。”

  如今我要再次写下“感恩”一词。

  我生而有幸,欣逢商务印书馆双甲子馆庆,兹向商务印书馆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表达我的“感恩”心情。

  名称有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如果研究中国现代的图书出版机构名称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说,第一代是“印书馆”,此后是“书局”,再后为“书社”,当今通用的是“出版社”。《孟子·离娄上》里有“天下之大老”一语,可以借用来形容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它是中国出版业的“天下之大老”,它是我国最早的、最负盛名的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由屈辱到崛起,由贫弱到富强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商务印书馆对国家、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莫大焉。

  “大至于天下,小至于个人”,作为一介学人,在这里简要叙述我“受恩”于商务印书馆的一些情况。

  如果从中学懂得读书开始,估计六十多年来我读了商务印书馆的几千本书,现在我拥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和杂志当逾千册。这些书,如果分类的话,主要有两类,一个大类是语言学的书籍和刊物,另一个小类是哲学书,当然还有其他如史学、外文等类的书,不赘。

  1957年,我在本科三年级分专门化的时候,选了语言学作为终生学习、工作、研究的事业,于今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为一甲子,恰好是商务印书馆双甲子的后一半。读了商务印书馆这么多的书,“受惠多矣”。这里先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我有《现代汉语词典》的试印本、试用本、第一至第七版,在我读书、教课、写作的时候,它们是我时时求教的良师益友。要说明的是,我的第五版、第六版都是商务印书馆赠送的,我在拜读之后还为这两版各写了一篇书评,胪陈得益之多,也不揣谫陋,提了些许建议,当然,这不足以回报于万一。受赠的那装帧精美,红色与金色交相辉映的《辞源》(第三版),既解答了我的不少疑难,也为我的陋室带来了喜庆的气氛。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类的书籍和刊物,数量最多,质也最高,于我,一言以蔽之曰“获益良深”,难以一一缕述。这儿仅举一本薄薄的书——《方言调查字表》为例,我做方言调查时自然离不开这个罗盘。我在几个高校开音韵学课约三十次,每次第一堂课开书单,要求学生必须购置三本书,其一便是《方言调查字表》,我给了它一个别名《现代韵镜》,以与音韵学的经典宋代《韵镜》配套。仅此一书,我为商务印书馆推销了几百本(去年我应邀在南师大授课,八十多个学生,人手一册),不过要紧急声明的是,讲这个细节并无索取提成的意思。

  不可不为前面讲的“另一个小类是哲学书”这句话做点说明,因为会有朋友问,你是语言学工作者,怎么收藏哲学书?我作答如下:我自将身许与语言学的六十年来,做过许多文献研究,也做过若干田野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步入老年前夕,我惶惑、我焦虑:花甲之后如何度过“余生”?如果不想优游度日,仍旧继续做学问,该怎么做?当然可以继续做数量的积累,但是此非“上策”。人,应该有精神、有志向,应该致力于质的提升。那么,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在西方的某种语言学说的后面,做跟随式的研究;一是走“坚实、会通、创新”之路,为中国语言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而奋斗。我不自量力,步武前修,师法大画家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所以我近十几年,读了哲学、史学、文学、文献学甚至古人类学、社会学的若干论著,目的就是力图克服朱德熙先生所指出的当今学者“陋”的弊病,会通多学,以臻胜境。在摸索中,我的体会是,诸学中哲学更为重要,我读了冯友兰、张世英、何兆武、朱光潜诸前辈的大著。为什么要读哲学书?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指出,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的能力,我十分服膺此说。这篇短文写到这里,该点睛了:读哲学书,绝对不能不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部大丛书有五百本,是百年来几百位精通外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打造的精品书库。以前我购过、读过语言学类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萨丕尔《语言论》、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四本,但是对其他类的书则“置之不顾”。这十几年我“变法”“转型”,因而对这套大丛书里黄皮书即哲学类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购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黑格尔的一些书。罗素的《西方的智慧》(实为《西方哲学史》简明本)我读过两遍,它对我撰写《哲学札记》一文(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很有帮助,因此2016年我见到商务印书馆的可供书目里有罗素的《哲学大纲》《哲学问题》《罗素自选文集》三书,我立即邮购回来。我认为,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坚持“不崇洋不排外”的方针,既要了解、研究中国的学问,也要了解、研究外国的学问。我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书,旨在拓宽自己的视野、充实自己的头脑,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语言学书以及一些哲学书,学问稍许有了点长进,我“感恩”,我牢记住两千年前中华民族先贤的教导:“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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