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明清中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雲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2月5-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多元视角下的明清中国史”,来自复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及上海社科院的14位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李星明研究员主持了开幕仪式并致欢迎辞。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李焯然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先后致辞。李焯然教授表示希望此次研讨会能为明清中国研究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例如性别史、区域史等;葛兆光教授谈到文史研究院10年前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方向,在新的研究方向中又比较关注族群、边疆、区域等问题,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在新的问题意识下重新理解明清史的研究,并通过此次会议激活各自的研究想法。

  本次研讨会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分别为“族群与信仰”、“地域与空间”、“明清中国与世界”、“学术与政治”、“综合讨论”。本次会议共发表了14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族群、宗教信仰、历史地理、学术政治等不同角度梳理了明清时期的历史,为明清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方向。

第一场  族群与信仰

  本组四位发言人就蒙古时期的全真教活动、明清时期的回教文学、扶乩文献、女真帽式样的流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王锦萍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模棱两可:全真教的弃家理念和实践》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讨论了全真教弃家主题在不同类别的全真教材料(诗歌、仙传、壁画、碑铭)中有哪些不同的表述;其次,在这些不同的表述中全真教如何定义“家”,以及家与教的关系;最后,与佛教的“出家”相比,全真的“弃家”观念有什么不同。报告人分析了全真教诗歌,认为他们借用儒家传统的家庭等级关系,以及佛教的业报理念来合理化个人的弃家选择。并指出全真教与儒家在对待家庭上的差异,全真教弃家决绝,而儒家更强调为家人做出贡献。明代打压全真教的背景下,全真教出现家庭化的趋势,家与教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报告人认为金元时期的全真教运动对弃家主题——包括弃家的必要性,家与教的关系,没有一个有力的连贯地阐述。弃家理念的贯彻,很大程度来自于全真教在当时强大的教团组织体系的支持。跟佛教出家观念相比,全真教缺乏对家与教两种社会组织的兼容、共存、互利关系的有力论述,以至其模仿佛教的修道主义缺乏深刻的社会根基。

  贺晏然  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晚明文人的扶乩创作与道教旨趣:从周履靖<群仙降乩语>说起》

  报告人从晚明文人周履靖谈起,其重要著作《群仙降乩语》,收录了万历八年间周履靖与江南诸多文人通过扶乩与神灵沟通所降的诗词。从这些文本出发,一方面梳理晚明文人文学与道教思想的关系,另一方面考察万历年间这次规模宏大的扶乩创作的文学和社会背景,以此讨论晚明文人扶乩创作与道教修炼之间的关系。扶乩诗词是宗教文献的一种,而扶乩活动是一种与道教密切结合的宗教实践活动。晚明文人通过对扶乩逸事的记录、对扶乩活动的参与和对通过文学成就成仙的想象,传达了文人群体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宗教关怀。

  李焯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智与明末清初的回教文学》

  以刘智为例,讨论明末清初回教知识分子在以汉文书写回教教义和信仰时,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的,从而是否出现了带有回教色彩的宗教文学。自隋唐至于宋元时期,回教的传播只局限于教内人士。叙述回教教义及其价值观的中文著述直到明代才出现,至清代达到高峰。汉文本回教教义文献,促进了回教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明清时期回教知识分子使用汉文进行创作,但现存回教宗教文学作品却为数不多,王岱舆、刘智的宗教文学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报告人还分析了何谓“宗教文学”?文学作品中必须带有宗教色彩或反映宗教信仰,才能算是“宗教文学”,否则它将与一般文学作品没有区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清之际的文化多元问题。从基督教文献来看,基督教非常重视回教的存在,认为回教徒能够被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

  张佳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盛衰变异背后的族群和文化》

  报告人从《明太祖实录》的一则史料校勘谈起,认为“深襜胡俗”应为“深簷胡俗”。结合蒙元时期各类史料可知,这种被明太祖禁止的胡服,即是“幔笠”。它本是女真服饰,后来被蒙古接受,并在蒙古征服的裹挟下遍及中国、高丽、中亚乃至波斯地区;使用人群遍及各个社会阶层。而在元明鼎革之后,它被明朝和朝鲜儒家士大夫视为蒙元“胡化”的重要标志,从而迅速淡出历史舞台。从“幔笠”这个小物件在东亚区域内的兴衰,可以反映出“蒙古风”的兴衰、以及东亚儒家知识分子“胡汉华夷”意识消长的历史。

第二场  地域与空间

  本组四位发言人就明朝地方士人跟中央政权的互动与地方化转向、省界划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风水术等地理知识与皇权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许齐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向北走、向南望:明末漳州士人张燮(1573-1640)的两个世界》

  作为一个士人,张燮的一个世界是文人的网络。而其北上旅行与交游圈子和科举考试息息相关。但是这个网络既有其全国性,更始终带着浓厚的福建地方逻辑。科举以及其带来的旅行为士人设定了一个脱离原区域文化范围的空间。而作为一个漳州人,张燮又同时拥有一个海洋的视野。至少海外贸易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管理问题是张燮作为一个地方士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耿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明代中后期西南边省的科举试策与边缘汉族士人群体的地方转向》

  元明易代,不仅意味着统治族群的改易,对于士人群体而言,也使得他们从南宋时期就已出现的地方转向,最终被明初严厉的中央集权措施压制、收编。然而约从十六世纪开始,士人群体的地方转向得以再次复兴。作为地方转向的表现之一,正德、嘉靖以降,与腹里省份一样,西南边省乡试第三场的考试中也开始密集地出现涉及本省历史与时务的策题。西南边省的汉人处于对自身所处的“遐荒”的焦虑,在面对涉及本地历史和时务的问题时,力图消泯本地与“中州”的差异,消除西南的特殊性。并突出本朝的政治权威在当地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以此争取更多的行政、经济资源。力图推动汉人政教秩序在西南社会的深入。

  孙传炜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The Legacy of Ming-Qing Provincial Boundaries》

  13世纪的蒙元时期,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行省制度和省域边界。17世纪中叶形成的省界格局沿用至今。中国学界长期存在一种讨论,认为政府在省界划定中有意识的把政治边界与地理边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错配”,通过“犬牙相制”的形式减弱地方的自主权。明清以来的这些错配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是否在社会经济层面较之相邻区域更为缓慢?以期证明明清时期的政治决策,仍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影响。

  段志强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龙脉:堪舆术中的中国与中亚》

  对中国山河形势的认识,存在一个悠久而复杂的传统。明代中期的风水家杂糅了来自《禹贡》的地理学传统、佛教世界观、理学家的地理观念,制造出一套清晰明确的中国三大干龙学说。这套学说不但属于风水学,地理学家和一般民众也都了解和接受。这套观念的形成,与明代“三都”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在清代,这个框架受到了质疑和冲击,也有人试图进行调整。但皇权的因素一直存在于风水的世界观之中,甚至皇权的存在与变迁决定了风水师如何看待世界与中国。三大干龙不是中国的国界,但却规定了中国的大致范围。通过葬于龙脉之上,个人与“中国”和“世界”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超越了朝代、族群、地域,而且跨越生死两界。它不同于共同体、族群身份的界定,它是开放的、宏阔的中国观念,而非封闭的、自我中心式的。

第三场  明清中国与世界

  本组四位发言人围绕明清时期的东亚世界秩序、有关明清鼎革的西文原始文献、明清时期三国使臣往来、朝贡礼仪空间等问题展开讨论。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开启东亚的“后蒙古时代”?——试谈东亚史的一个关键时期(1368-1420)》

  14-15世纪之间(1368-1420)笼罩欧亚的蒙古势力在东亚逐渐溃退,这是东亚各国关系重新调整的枢轴时代,报告人建议称这个时代为“后蒙古时代”。在这几十年间,东亚世界经历了妥协、冲突与再平衡,终于在“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后,大体形成了一个以朝鲜“事大交邻”为中心,彼此协调的东亚新秩序。“后蒙古时代”的东亚世界有三个特征:首先,环东海诸国以朝鲜“事大交邻”为中心,大体有一个基本稳定的东亚秩序,这个秩序从十四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形成,到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基本奠定,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持续四百多年;其次,由于蒙古入侵与溃退,刺激了各国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崛起;最后,东亚海域形成了一个贸易圈,朝贡贸易只占很小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商贾贸易推动的物质流通。

  董少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浅谈全球史的史料问题:以明清鼎革史的西文原始史料为中心》

  由陈妤姝博士后宣读。报告人介绍了传教士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有关明清鼎革的八种文献,认为明清鼎革的西文文献具有全球性质,这一属性同时也是明清鼎革本身具有全球性的体现。通过对有关明清鼎革的西文文献的介绍和阐述,希望强调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全球专史的研究中,原始文献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实证意义上,也表现在视野和方法意义上。综合利用本土史料、周边史料和西文史料来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明清鼎革,可被视为这一观点的典型个案。

  朱莉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日、朝使节比较视野下的明代礼仪空间》

  有明一代,同属明朝的藩属国的朝鲜和日本的使节,均留有一定数量的出使记录。虽然来明频率的不同导致朝鲜使节的出使记录在数量上相较于日本拥有绝对性的优势,但在针对明朝的观察上面,二者却各有千秋。将日、朝使节在紫禁城的礼仪活动记录相互对照,可发现二者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相互佐证。外国使节的记录为我们了解朝贡礼仪这一由宗主国和朝贡国共同参与的礼仪于现实中实施的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将中外文献进行对读,不但可见文本规定与实际实施中的差距,亦可见同一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产生的延续和变革。

  王鑫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清代蒙古族学人博明生平事迹补遗:以其与朝鲜使臣的交往为中心》

  利用韩国文献中发现的新材料,从博明与朝鲜使臣交往的角度展开研究,呈现出博明与朝鲜使臣间长期频繁深入交往的事实,同时通过综合运用中、韩两方面资料,对博明生平事迹加以了考订和补遗。

第四场  学术与政治

  本组两位发言人围绕清代的汉宋学之争、晚清时期政治局势与官场文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张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乾隆初年的汉宋学:对两种研究倾向的反思》

  汉宋问题是清代学术史的一大关键,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清学史上汉宋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两种与以往不同的倾向——泛化与窄化。报告人以乾隆初年的惠士奇为例,对此提出检讨。认为“泛化”扭曲了历史事件的本来意蕴,模糊了汉宋学问题与其他学术概念的边界;将经学、理学等同于汉学、宋学。而“窄化”模式以偏概全,难以反映清代学术发展的实态,不宜作为汉宋问题的关注焦点。

  陈英杰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晚清的清流:政治格局与官场文化》

  晚清的“清流”,是一种文化风尚,更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的出现,与当时因后宫摄政而不稳的政局息息相关。咸丰以后,清流士人通过对学术和文化的控制,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他们在官场上制造舆论,支持慈禧垂帘听政,反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通过对三位清流党员——邓承修、李鸿藻、吴可读——进行考察,探讨清流官员如何踏入仕途,形成一种有别于前朝的官场文化。清流人士支持“后权”,却基于各种道德、文化的标准与后宫产生矛盾,反映传统士大夫面临皇权变异时试图维持道德权威的心理。

  在综合讨论阶段,各位与会学者就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进行了开放的讨论。葛兆光教授认为目前的明清史研究跟以往相较呈现出新的趋势,在政治、思想、经济史以外,有新的领域。第一,明清和东亚海域的主题。把明清中国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讨论,以回应全球史、区域史的研究。第二,边疆、界划等问题更被注意,不再把中国当成一个同一的整体。第三,族群、信仰、风俗越来越受到重视,其研究方法与预设与既往研究不同。葛教授更提出现在明清史的研究如何“守正出新”的问题。李焯然教授提出本次会议有大的视角,多元的领域,跨学科的方法。并指出今次会议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机会,一起交流,互相了解彼此的研究。王锦萍助教授认为过去学界把明清当成一个独立单元,现在发现,元明之际的一个变化需要注意。扩展明清史的边缘,可以往前、往后的时段扩展视野。张佳副研究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断代史的研究,不能只关注眼下的时段,必须扩大视野,才能发现一个延续的脉络。把视野放到东亚的视野,说不定有新的看法。明清不是天然相联系,他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段志强副研究员补充到,对于清代初期人而言,明清绝不是天然联系的。在他们看来两朝是“天崩地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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