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论诗重实求真及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

  就词义的基本逻辑与大概而言,抒情与叙事,一偏于个体和主观,一偏于群体和客观,一向内指向心性情感,一向外指向社会群体。因此,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首先是诗歌在叙事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诗》“六义”中的“观”“群”,诗教中的讽喻和规谏,诗与史的互文和互证,等等。与此相关,人们将诗看成严肃而崇高的文体,诗不苟作,诗必征实,读诗须知人论世,等等。其次,诗歌叙事传统,又是在诗歌叙事中发展出的写作传统,或者说一种诗歌的叙述传统,包括抒情、说理诗的写作,都离不开叙述。

  从这些方面来看,《文心雕龙》对诗的现实性、真实性的论述,对诗歌写作语言逻辑、层次结构上的叙事批评,等等,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认识,有必要略作抉发。

  现实性是儒家诗学的根本,这一“现实性”,其精神就是重实求真,包含且大于今天所说的反映社会现实。抒情有“诗言志”,有“美刺”“比兴”,然抒情的“真”要与缘事、叙事相结合,方得以落实。《诗大序》阐释“诗言志”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接着便说“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如何如何,就是将抒情、叙事合而论之。《文心雕龙·明诗》也以“诗言志”开篇,并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持人性情”结合,导向对诗的思想性的要求。那么,情志又源自哪里呢?刘勰对此前的“感物”说作了改造和微调。比如在陆机那里,感物是“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落脚点在自然节序的变化,而《明诗》篇虽云“人秉七情,应物斯感”,然旋即将“物”转到历史和人事,这就将诗歌发生论从“感物”引向“缘事”。

  从葛天氏《玄鸟》到《三百篇》,《明诗》篇举的都是历史大人物的功过是非。《玄鸟》是葛天氏《八阙》中的第二首,从《载民》《玄鸟》《遂草木》到《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葛天氏的八首歌,记叙了上古安民、劳作、祭祀、庆祝完整的生活生产过程。每首诗虽未必都是叙事文本,然具有叙事性,八首前后贯连,则是首尾完整的历史神话叙事。再看后面:“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顺美匡恶”即美刺,美刺固然叙事抒情均可,然将“大禹成功”与“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与“五子咸怨”前后相连,就构成事与情的因果关系,事在诗中的根本性地位,则不言而喻。

  在这里,缘事也包含着叙事。“九序惟歌”,见《尚书·大禹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序”“叙”相通,即叙九功而歌之。《文心雕龙》多处引到此事,《原道》篇云“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时序》篇云“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均是先叙大禹功绩,再写“九序”之歌。歌因事起,事必有征,是刘勰对诗歌之发生及其功能、属性的基本认识。

  缘事是诗歌之发生,而叙事与反映,则是诗歌之内容及其具备的效用,二者具备深广的反映功能,契合了“观风”的诗义。如上述“大禹成功”“太康败德”作为“九序惟歌”“五子咸怨”的根源,此为诗之“缘事”;而“九序惟歌”“五子咸怨”分别映照着“大禹成功”与“太康败德”,此便为反映,从而具备“观风”的效用。又如《时序》篇:“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德盛”所以“《周南》勤而不怨”,“化淳”所以“《邠风》乐而不淫”,这里就有“缘事”的因素,而反过来,从“勤而不怨”到“德盛”,“乐而不淫”到“化淳”,就是反映,足以“观风”。

  对于“事”,刘勰又看重其真实性。《宗经》明标诗文“六义”,就有“事信而不诞”。《辨骚》篇批评屈辞“托云龙”“说迂怪”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从反面确认诗文中“事信”的原则。这里的“事”,虽多属于“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事类,然征事尤且求其信实,亦足见刘勰论诗求真务实的立场。

  当然,真实性并不限于“事”,也是对“情”的要求,刘勰推崇“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情深而不诡”,极其重视情感的真实性。而情感的真实性,又来源于诗人生活体验的真实性,最终还是和“事”相关。建安诗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一源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序》)的社会背景,二是文人集团诗酒唱和、指点江山,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与特定的创作环境和叙写内容有关。情真在于事真,尽管这“事”,未必就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然社会现实作为创作背景,激发诗人的情感和抱负,在宴饮酬唱的日常生活中,表达和抒发出来,则是确定无疑的。《哀吊》篇论哀吊文,强调因情立文,而情又须符合人、事,能够“极其心实”。“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对于夭折之幼弱,无德行和功绩可言,就哀悼其聪慧和容貌。换言之,有德行功绩者,则须叙之以尽情实。“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根据不同的情况,“追而慰之”。贾谊吊屈原,一方面由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另一方面善于剪裁,“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选择事例精核,成为哀吊文的典范。情之悲喜哀乐及其浅深真伪,建立在具体人事之上,“情深不诡”以“事信不诞”为基础,相互依恃,方能相得益彰。

  情、事的真实,最终都是通过文本体现出来,叙述至关重要。《文心雕龙》总体而言,是论各类文体之写作的。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最重要的便是叙述方法、诗文的篇制结构等。因情立体,即体成式,事核言简,文资确切,等等,在文体论、风格论与创作论的相关篇什中,屡次被予以强调。叙述是情深、事信得以达成的技术手段。

  从上述简单的梳理可见,事与叙事在《文心雕龙》里的重要地位,是建立在现实性和真实性这两大要素上的。现实性是儒家所特别强调的诗歌的重要功能,集中表现在“美刺”与“观风”上。真实性是现实性的前提,又与现实性相互交叉、融合。真实性包含事、情、景等的真实,但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人、事。二者体现了刘勰论诗重实求真的原则,导源于刘勰崇儒宗经的文学观。

  (作者:李翰,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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