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诸葛忆兵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演讲人:诸葛忆兵 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子衿”系列讲座 讲时间:二○二一年十一月

  诸葛忆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宋代文史专题研究,有《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宋代文史考论》《多维视野下的宋代文学》《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等专著,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

  文学创作,作为文人思想特征、精神面貌的形象体现,集中地表现了特定时代文人的思维与行为的特点。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人生价值就是出仕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为实现此人生目标,古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思考与思想,往往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围绕着那个时代的选官制度展开。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三个阶段,分别为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从隋唐绵延至清代的科举制。总体来看,历代的选官制度对古代文人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两汉的察举制与游子思妇题材的联系

  两汉推行的察举制,其主要内容为:地方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被荐人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推荐是其中的关键,考核常常是走个过场。汉高祖刘邦的《高帝求贤诏》说:“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这里面的“义”一般被认为通“仪”字,表明被推荐者的品行、仪表、健康状况等受到重视,而没有推荐贤才的地方官则会因未尽责而被免职。《汉书》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一般认为,至此,西汉察举制基本完备,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径。

  两汉的察举制下,士人需要让世人熟知自己的声名或才能,方有机会获得举荐。因此,游历与拜谒成为士人弘扬名声、引起关注的主要手段。东汉以后,此风愈炽。《后汉书》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有言:“……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路,饥不暇餐,倦不获已。”两汉文人游宦的辛苦跃然纸上。

  在当时,察举制下,受到推荐的多少已经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而推荐也逐渐异化。东汉桓帝时民谣有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兼之古代交通落后,舟车劳顿之下,此时文人的思念、追求、痛苦等感情因此表现于文学之上,就成了当时文学的主题之一。《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主题“游子思妇”也正是六朝文人游宦奔波劳顿的心路历程之展现。“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是对家庭的想念;“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是对家乡的思念,是奔波的劳累;“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是对功名的追求,对游宦的坚守;“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反映了文人的心态;“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则反映了文人对游宦的失望与游宦失败后的反叛和淡然。

  我们再将视野拓展到两汉其他文学创作,“游子思妇”也是最为常见的主题。比如,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题与《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开篇即云:“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又如汉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游子的悲苦情绪郁积到无法抑制、倾泻而出的地步,感情极为强烈。游子长期离家,对家人与家乡的思念无日不萦绕于心头。思念已极,只能以远望来排解,但是,远望永远不能“当归”,引起的是更多的苦痛。思乡泪已流尽,只能以悲歌倾诉内心情感。《文选》所载七首所谓李陵、苏武诗,主题皆为游子思妇,所谓“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

  游国恩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这样描述《古诗十九首》:“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如果从两汉察举制的角度来思考,也就能挖掘出《古诗十九首》的游子思妇题材更深刻的内涵。两汉历经数百年的时间,而诗歌的主题却如此一致,可见察举制对文学的影响之深远。

六朝九品中正制度与玄言山水题材的关联

  东汉末年,察举制走向穷途末路,后继的当政者不得不有所改变。翻检《汉书》《后汉书》相关列传,我们很容易发现,两汉时期获得荐举进入官场的大都是官宦子弟。有学者曾经通过统计,得出过如下结论:东汉察举“几乎全被上述的士族集团所垄断,一般寒族进身之望微乎其微”。这在先秦贵族世卿世禄制下发展而来,且始终是“官本位”的两汉专制社会体制中,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同级别官员的子弟,获得荐举的机会和力度也是不一样的。东汉末年,察举制的话语权实际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察举制中,已经有了九品中正制的大致轮廓。

  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朝廷设中正官,负责品评人物。主要标准为“家世”和“德才”,门阀和品评成为选官的两大要点。门阀是确定的,品评却有高低优劣之分。《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品评人物,反映了六朝人们以当代盛行的世风和士风来品评人物。六朝士人由此趋同当代世风与士风,形成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文学创作也随之转移。

  六朝时期盛行玄言清谈,擅长者易得美官。《文心雕龙·明诗》有言:“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从竹林七贤开始,“名流”的标准是“清谈”,即“谈玄”。“玄学主要只是一种沿袭的文化行为方式和士大夫的时髦风气。……魏末玄学家谈玄重在辨析‘玄’;西晋玄学家则偏于表现‘谈’,通过谈玄表现名士风采。”文学创作的代表为玄言诗。如孙绰《赠温峤诗》:“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然而玄言诗既无哲理思辨的深度,又无文学审美的愉悦,其得以流行,足以见出九品中正制下重门阀和品评,已经将当时的文学创作导入歧路。

  玄学家推崇老庄,老庄的志趣乃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故其倡言隐逸,偏重山水。于是,山水风景在玄言和士人生活中就占有相当的位置。况且,玄学家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变化都能体现“道”和“理”,或者干脆就是“道”和“理”的衍化派生。所以,两晋士人谈玄时,往往借助山水说明理趣。《世说新语·赏誉》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孙绰认为山水与作文关系最为直接,才有此评说。孙绰《赠谢安诗》云:“幽源散流,玄风吐芳。芳扇则歇,流引则远。朴以凋残,实由英翦。……青松负雪,白玉经飚。鲜藻弥映,素质逾昭。”便有借景说理之意。孙绰《兰亭诗》其二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创作重心完全转移到山水风景,“微言剖纤毫”“忘味在闻韶”略有玄言之意。许询存今诗只有三残句,残句一云:“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当为玄言中之写景。

  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风景的句子颇值得吟咏回味,故六朝士人酷爱山水。而且,“散怀山水,萧然忘羁”,正是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六朝士人几乎所有的审美热情,都在山水之间得到了释放。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山水诗应运而生。六朝山水诗,何尝不是以山水来印证玄言。谢灵运山水诗大都以玄言结束,前文的山水景色都成了最后玄言之印证。谢灵运诸多山水诗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其《登池上楼》结云:“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其《登江中孤屿》结云:“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结云:“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甚至陶渊明部分田园诗,也不脱此种模式。《饮酒》其五结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园田居》其四结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连雨独饮》结云:“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玄言为主体,山水为点缀,即是玄言诗;山水为主体,玄言为点缀,即是山水诗。玄言与山水,乃一奶同胞,都可以追溯到世风士风、人物品评、九品中正。

科举制与唐代诗歌题材的全面拓展

  唐朝选官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步形成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唐朝科举制下形成的纳卷、行卷制度,最大限度地推动了诗歌创作之繁荣。唐朝科举考试没有弥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对考生。同时,仅靠考场短暂比试而决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确实也存在不合理性。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以命题的方式写诗,天才与庸才的表现相差无几。

  为了弥补科举考试过程中此种不足,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针对性地采取了“纳卷”的措施。《旧唐书·韦陟传》载:“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此后,朝廷效仿这种做法,大约在天宝年间形成制度。所谓“纳卷”,就是指唐朝考生应省试之前,选择自己的优秀作品交纳给主试部门,由主试官们先行过目。

  “纳卷”制度依然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每人选优秀作品十多首,总共就有一万多首作品。让主试官在有限的时间里,认真读完这么多作品,并加以甄别,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第二,如韦陟这样“尤鉴于文”的主试官毕竟不多。考生因此自寻出路,“行卷”应运而生。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的优秀作品选在考前送呈当时社会上各界名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及第的希望。

  与纳卷、行卷等相关,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公荐”“通榜”等做法。即: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向主考官公开推荐考生,考前就决定录取名次。如《唐摭言》卷六记载,太常博士吴武陵持杜牧的《阿房宫赋》向知贡举崔郾举荐其为状元,崔郾答曰“已有人”“不得已,即第五人”,意思就是此时状元至前四名的人选都已经内定,这时候只能内定许杜牧为第五名了。可见,行卷制度下科举考试的名次在考前往往就已确定。

  在如此科举选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会写诗,没有优秀作品选,便是自绝前程。况且,唐朝进士科考试录取名额极少,《唐摭言》中也提到彼时“五十少进士。”唐朝学子既需年年投考,就要不断纳卷和行卷,也就是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优秀作品选。所以,唐人需要不断写诗,乃至终生殚精竭虑,努力推陈出新,打磨出精品。他们不仅仅需要超越自我,更需要与周边考生比较,努力做到出类拔萃。

  中唐“苦吟”诗风之形成,即得力于纳卷与行卷之风。唐人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寻觅诗材和写诗的灵感。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贾岛“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唐人如此醉心迷恋诗歌写作,从盛唐以来已经形成风气。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中唐以后,诗人于苦吟一途上变本加厉。孟郊《夜感自遣》说:“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卢延让《苦吟》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茎。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此类事例或诗句,举不胜举。

  综上所述,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士人必须经历四个阶段:第一,苦读。此阶段同时大量创作诗歌,打磨优秀作品选。第二,漫游。携带优秀作品选,到各大都市或名山大川游历,寻找行卷的对象。第三,拜谒。这是漫游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行卷了。第四,科举考试。前三阶段如果功夫做足,科举考试通过也就顺理成章。总之,由于唐代考前的“纳卷”“行卷”成为登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当时优秀的诗歌成了“纳卷”“行卷”的必备利器。

宋代科举改制与文学转型

  宋朝沿袭唐制,以科举取士,独重进士科。然而,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是由宋朝建立的。宋代科举改制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建立起弥封、誊录、编排、锁院等制度,确保以考试卷面成绩为录取依据,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考场公平公正原则之落实。其二,考试内容由重诗赋转向重策论。

  宋朝的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因此纳卷、行卷、公荐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科场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种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苦读才疲即伏枕”“知有人家夜读书”“闭门读书声琅琅”“闻向秋山苦读书”等等,此类叙说,时时可见。据说是北宋真宗皇帝创作的《劝学文》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所倡导的就是闭门苦读。

  学子长年闭门不出,自然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也缺乏创作的激情。模拟省题诗之作,随之与性灵、性情无关。宋人再也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因此锐减。从后世角度观之,宋诗的总体质量不如唐诗,首先就是因为当时科举制度的演变,导致宋人并未将更多的聪明才智投向诗歌创作。

  此外,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殿试废除诗赋,改试对策。而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凡此种种,最终形成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色。宋代江西诗派创作强调“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就是转向闭门苦读的一种必然结果。换言之,唐宋诗风的巨大差异是由科举制度的变革带来的。

唐宋科举考试制度的巨大转变与唐宋文学创作的差异

  首先是在创作源泉方面,唐朝士人多有游宦经历,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宋人闭门读书,缺少生活与情感的阅历和创作的激情。与此同时,宋代漫游衰歇,相关的创作随之消失。如,苏轼兄弟,北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随父赴京赶考,途径成都、剑门、横渠、扶风、长安、华清宫、关中、渑池等地,其间却没有一首诗歌创作流传至今。到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三苏再度离乡赴京,沿途就有大量的诗作,后来汇为《南行前集》,苏轼序云:“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其次,是创作动力和创作心境上的不同。唐朝以诗取士,行卷需要携带自己的优秀作品选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为唐人持续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推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唐诗苦吟的形成。宋代科举考试中诗歌的地位有所下降,故宋朝士人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

  以风景诗为例,唐人每每将求仕漫游途中所见山山水水写入诗篇,精心打造,既写出千姿百态的风光景物,又融入求仕过程中喜怒哀乐之复杂情感,是唐诗中最绚丽多彩的篇章之一。而宋人在苦读和应试阶段无暇浏览风景,故宋人欣赏山光水色之风景诗,大都作于登第入仕之后,身份不同,境遇不同,心情也就不一样。展现在诗歌中的人物风貌,以及表现出来的整体诗风,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如苏轼《江上看山》:“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舟中举手欲与语,孤帆南去如飞鸟。”其中的从容平和之心境显而易见。尤其是宋代士人在出任地方郡守之后,往往就有较多的休闲时间览景赏物,怡情悦心。如北宋文同《野径》有云:“山圃饶秋色,林亭近晚晴。禽虫依月令,药草带人名。排石铺衣坐,看云缓带行。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出任地方郡守的宋人多数都已在中年之后,他们看待世间万物的心态,相对淡定宁静,于是将这一份淡定宁静转移到风景诗中,就表现为与苏轼兄弟相同的从容平和作风。

  与唐人相比,宋人的这些诗歌少了对仕途功名的热望渴求,少了求仕艰辛带来的落寞凄苦。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部分风景诗写于贬官期间,些许不平或愁苦的情绪会转移到山川风物之上。但由于生活境况尚可,诗人愁绪并不浓烈,这与中唐苦吟诗人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总而言之,由于身份与境遇的改变,宋人风景诗的情感强烈度远不如唐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如唐人。

  (演讲人:诸葛忆兵;演讲整理:周啟家、郑逸萱、魏琳、李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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