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三国志》:明乎得失 有益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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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中华书局出版 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引用了《三国志》中的经典名句。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引用“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一语,用以说明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同时引用“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之句,用以说明党和人民事业要不断发展,需集聚天下英才,以上两句分别出自《三国志·吴书·孙奋传》和《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他又引用“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一语,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此句出自《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

  《三国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载三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人。晋灭蜀汉后,陈寿归晋。太康元年(280年),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料,并参考当时已经写成的一些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完整展现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西晋灭吴近百年的丰富历史图景。

  《三国志》继承《史记》《汉书》而作,成书远在《后汉书》之前,《晋书·陈寿传》将其史学成就与司马迁、班固并提,赞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陈寿打破旧的史学传统,融合纪传、国别、断代三体,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以国别分述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三国志》没有志、表,只有纪、传,以三国人物的个人叙事为中心,采取以人系事的方法,记录时人时事。作者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评价,在每篇末尾都有一段人物总评,品藻典雅,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三国志》文字简洁、语言质朴、叙事得体,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赞其“文质辨洽”,许多成语如“刮目相待”“求田问舍”“顾名思义”“忍辱负重”“言笑自若”诸语,当今使用率还非常高,这些都首见于《三国志》。

  南朝时期,宋文帝下诏命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补注。裴松之广泛采集魏晋史料,为其做了大量注释。裴松之注并非传统的名物训诂,而是将重点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角度对其进行补注,极大地丰富了相关史实,也开辟了新的史书注释体例,与原书共同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后人将裴注与《三国志》并行流传于后世。从篇幅上看,裴注与陈寿原书大致相当,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达二百余种,许多文献也因此赖以留存,因此裴注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另外,由于裴注所引并非全是史实,而是引用了大量魏晋杂传,使得三国历史更富有故事性。这条巨大而稳定的散体叙事河流,在深层次不断影响着文学的走向,成为后世三国题材的叙事作品繁盛的重要原因。

  三国历史故事对后世影响深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开封的社会生活,提到“霍四究,说《三分》”,记载的就是当时说话艺人讲述三国历史故事的场景。宋元时期,三国历史借助戏剧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曹刘煮酒论英雄、诸葛亮空城计、关云长千里独行等,已经家喻户晓。元代至治年间刊刻《三国志平话》,将三国人物与事件统一到一起,成为《三国演义》的雏形;元末明初,罗贯中将前代史著、民间传说、戏剧话本等精心编排,结合个人观念,作出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成为之后三国故事流传最为重要的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三国志》历来享有良史的美名,是不容忽视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三国志》在当时就被称赞“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有着很高的地位;“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北朝杰出诗人庾信这句诗,用以诠释我们当今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态度,也非常确当——我们正是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作者:宋雪玲,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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