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观念的条理脉络和精神结构——《中国文化观念通诠》叙论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上中下),刘梦溪、范曾、梁治平主撰,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出

   缘起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这个课题的提出,在我个人是非常被动的;就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而言,也相当偶然,我们很少由全所人员共同参与一个课题。所内不同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主持过集体课题,但我支持却不曾实际参与。此项课题的缘起,是2010年10月的一次所聚,当时院里有课题招标之议,于是大家觉得我们做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课题,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首倡者为刘军宁,他是比较政治学学者,居然首倡此议,我感到意外的同时,也深为之感动。课题的旨趣,则想围绕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展开。所聚结束时,我说那就请军宁先拟一个框架,看看可行性如何。没过几天,军宁就发来了他草拟的框架,共有六个部分,结构题列相当新颖。现在成书的《中国文化观念通诠》,就是在当初军宁那个框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议修改而成。

  有了框架,就往里面装东西。我和周瑾分别拟目,军宁也有一些例目,然后我来汇拢,作最后调适增删。同年12月10日,全所对拟定的条目作了一次公议。翌年1月分工认目,开始写作前的准备。我在2011年1月10日的“学术记事”中写道:“本所例会,主持专题讨论《中国文化核心观念通诠》分工认题,共七章四十二题,经两个小时的讨论,一一定谳。治平得五题,军宁三题,两人当仁不让,最感欣悦。其余范公五题、周瑾五题,本人七题等等,各得其所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项课题原拟名称叫《中国文化核心观念通诠》,后来范曾先生建议,还是省略“核心”二字为上,大家一致附议,以此便改作了《中国文化观念通诠》。当时定下来的观念拟目,共七章、四十二题,大家戏称为“四十二章经”。而究其实,则完全是巧合。

  课题运行起来之后,鉴于各人的学术准备和学术兴趣,观念条目和个人分担情况又有所调整。最终是范曾七题、本人六题、梁治平五题、刘军宁三题、周瑾三题。其余二题、一题不等。所内研究人员不敷其数,我的几名笔力较强的研究生充任替补。范先生独多者,盖因其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确有时贤所不及者。他是南通范氏的当代传人,诗学造诣固是老杜所谓“诗是吾家事”,由其撰写《诗教篇》,可谓不二之选。《丹青篇》和《干支篇》是他的所长和所爱,文心理则不乏独得之秘。法学家梁治平的五题,均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自是非其莫属。刘军宁三题完成得最早,尝作为文例发请大家参考。所内科研骨干,研究佛学的喻静写《慈悲篇》,长于医理和近代人物的秦燕春写《阴阳篇》和《情性篇》,研究女性学的张红萍写《男女篇》等,亦是题旨和兴趣两相宜。课题立项时,我和梁治平共同牵头,周瑾担任学术助理。不设主编,只标署刘梦溪、范曾、梁治平为主撰,是我的力主。

  “条理”

  此项课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厘清边界,确立不与相类的他者相重叠的学术定位。换言之,我们不是写有关中国文化的辞书条目,也不是写中国哲学的范畴史,更不是通常的文化概念的解词析义。我们从浩瀚博大的中国文化中抽绎出一些最主要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中国文化这座古老大厦的精神构件,是大厦里面永久住民的生活准则和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和栖息方式相连接的伦理的、礼法的乃至审美的理则。如果对这座大厦主要构件的观念理则,包括名称、角色、功能、作用、渊源、流变,逐一释证清楚,就可以大体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性,明了我们华夏子孙文化性格之所从出,以及现在与将来所担负的应然使命。“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此处用的是欧阳修的概括语)“维”者,即绳也,纲也。今天的研究者之所能事,在于如何搭建起一个由这些“绳”“纲”织成的符合中国文化特性的认知结构。孟子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不妨将“智”“圣”二字置于一旁,只取其中的“条理”义。按朱熹的解释:“条理,众理之脉络也。”(朱熹:《答张敬夫集大成说》,《朱熹集》第三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页)如此我们就可以轻松征引了。“智”同“知”,故朱子又言:“智者,知之所及。”我们想做的,就是就“知之所及”,理出一个中国文化观念的条理、脉络和结构来。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由七个分部组成:

  第一分部,天道:本与易。

  第二分部,天人:使命与信仰。第三分部,人伦:纲常伦理。第四分部,为政:致太平。

  第五分部,修身:人格养成。第六分部,问学:通经致用。

  第七分部,人物:生息与风采。

  天道

  第一分部的“天道:本与易”,是对中国文化观念的推本溯源。《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庶几近之。故此处之“本”,不是本体的本,而是原出之本,天地之本,是为大本。“易”即大《易》,即对待与流行也。《易·系辞上》:“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即为斯义。《易·系辞上》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说卦》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老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盖第一分部之设,本诸《易》,取乎《老》,岂有他哉。而观念之立目,则以天道、大易、有无、阴阳、道器、干支诸篇以充之。其中天道、大易、有无、阴阳、道器,都直接取《易》理《易》道之原称立名,干支则是天地交会的纪历符号。

    天人

  第二分部“天人:使命与信仰”,如果说“天道”是中国文化观念的推本溯源,则“天人”应该是中国文化观念最核心的命题。也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都是环绕“天人之道”来旋转。其经典依据,还是在大《易》,而以《春秋》为显性化迹。故太史公作“八书”,以“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太史公自序》)为缘起。《汉书·五行志》写道:“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书·律历志》也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易·序卦》韩康伯注则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缊也,盖因卦之次,讬以明义。《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於离也。先儒以《乾》至《离》为上《经》,天道也。《咸》至《未济》为下《经》,人事也。夫《易》六画成卦,三材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 斯盖守文而不求义,失之远矣。”(楼宇烈撰《周易注校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63-264页)韩康伯不以上、下经之分为然,而提出《易》之“成卦”,乃是“错综天人以效变化”的结果。大哉,韩氏之微言也!

  《尚书》之史迹,莫过于周代商而兴之为大也。而周所以兴,商所以灭,全在于文、武、周公之所施,能够人与天地合其德,亦即《易》革卦之“彖辞”所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而“顺天应人”,也即天人之道,此正是大《易》之道的全提。所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王祎《洛书辨》曰:“《洪范》所陈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参五行,天人之合也。”盖《尚书》与《周易》,都是道究天人之最高范本。《荀子·天论》又言:“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荀子讲的是天人之间的关系及天与人的分际。此处的“天人之分”,是份际的意思,即人在天面前需要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可以不知轻重地出位横行。如是,也可以说人的活动及其成败得失,无不是秉承天命而有为或无为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阐述天人之旨时,引《春秋》为事例,说:“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74页)这就是有名的天人感应之说。其中“甚可畏也”一语,犹今俗言所谓“细思极恐”,闻者能不戒惧哉。

  此第二分部之观念立目,曰天人篇、曰敬义篇、曰和同篇、曰慈悲篇、曰侠义篇、曰慎战篇。首篇是为天人总论,其余为天人关系笼罩下,人之所自重、所承当、所恒念、所能为、所慎行也。“敬”的要义,是志不可夺,是护持自性的庄严,系人之为人的性体所固有。故《易》坤卦的“文言”云:“敬义立而德不孤。”而要“立敬”,必先“立诚”。斯《易》乾卦之文言又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此又牵及忠信和“立敬”“立诚”的关系。诚和敬可以互训,敬者必诚,诚者必敬。然《礼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看来天道与人道终不免随时凑泊在一起。作为天地人“三才”的人,是最不稳定的生灵,若非“至人”,个体生命的意志往往与天地之大美不能“合其德”。不合,则吉凶悔吝生焉。故《易》特设“同人”一卦,专门演绎“与人和同”的《易》理。本分部之“敬义篇”与“和同篇”之设,即本乎此也。“慈悲篇”的本义则为佛理,但与“敬义篇”阐述的“爱敬”观念可以作比较释证。“慈”是慈爱,“悲”是悲悯,“爱敬”之意寓于其中。慈、悲、爱、敬皆本于善,人有了慈悲之心,既能庄严于事,又能善待同侪,则与天道、人道无不合矣。“侠”是人之所能为者,初怀为求得正义,但其行必本乎天道,才有“义”存焉,而成为“侠义”。常言所谓“替天行道”,良有以也。人间之惑乱之动,以争战为最,既有汤武顺天在前,则兵戎之事绝不可逆天以行。孙子论兵家“五事”,头三项“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孙子·计篇》),如置天地之大道而不察,曷可语胜券哉?故此分部又有“慎战篇”之设。

   人伦

  第三分部“人伦:纲常伦理”,主要围绕“三纲五伦”和“三纲六纪”的次第展开。孟子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此即“五伦”也。“三纲六纪”之说,其全称见于《白虎通》,其言曰:“三纲者何谓也? 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故此分部由纲纪篇、男女篇、孝慈篇、长幼篇、师道篇、信义篇组成。《易·序卦》写道: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楼宇烈撰《周易注校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63页)

  可知三纲五伦观念之初义,亦源之于《易》。故《易》之“家人”卦的《彖辞》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纲纪之说,在于使人明了如何处理君与臣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夫与妇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以及“家人”之中的受业者与师长的关系,“家人”与友朋的关系。这一整套纲常伦理,大体上将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涵盖在内了,其对正家风和安天下所起的作用,可谓大矣哉。

  人伦观念的经典依据,主要本乎儒家思想,这与“天道”和“天人”两分部的观念不尽相同。陈寅恪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指的就是此一方面之事实。“纲常伦理”是观念也是制度。如果说儒释道三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那么家庭和社会的网络主要由儒家观念编制而成。

   为政

  第四分部“为政:致太平”,主要涉及国家治理和国家政治生活诸层面。我们拣择出家国篇、天下篇、民本篇、为公篇、礼法篇、无为篇六组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词。前五组均属于儒家的治国理念,思想资源主要见诸《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子书”等儒家典籍。“为政”一词,就直接取自《论语》第二篇。而此篇的首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相当于孔子的治国大纲。围绕“为政以德”四个字,孔子不知说了多少话,整本《论语》到处可见对此一观念的讨论,以致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辞。但光是“为政以德”还不够,还须有刑罚礼法为之辅。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为政思想的重心是强调德治,虽没有绝然否定刑罚,但认为动用刑法施行处罚,巧诈之民仍然有侥幸苟免的余地,惟有“道之以德”,才能使无礼违安之人心生愧耻,不再冀图苟免而归之于正。

  “为政以德”是儒家的基本治国理念,而“三代之治”则是这一理念的古老范本。然“三代之治”,王的决策过程是配套的,包括询诸卜、询诸筮、询诸卿、询诸士、询诸民(庶民),最后还要询诸王心。如果 卜、筮两项出现歧异,卿、士、民三者中,有两项否定,王的决定就应该罢寝。票数相当,还要看高智之人站在那一边。最后的询诸“王心”,亦非易事。王须扪心自问:自己的想法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吗? 有没有想超迈前代、出风头或者赌一把再说的潜意识。这些环环相扣的征询环节,一项也不能失联。就是说,王的决策过程必须通过这一环环相扣的程序“正义”,否则便无法采取行动。至少在周初,理想中的“三代之治”确有迷人之处,不过很难寄望于后来的帝制时期。战国已经难于为言,所以孟子愤愤然与那些不听劝告的国君争吵,提出民和君到底孰轻孰重的问题。孟子的名言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试想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 能够认识到“民”的重要,并公开宣称“民贵君轻”,古代思想家中惟孟子为第一。孟子还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斯又将君与臣的关系置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这与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教条,不能同年而语矣。

  有意思的是,齐宣王听孟子如此说,不禁反问道:照你的说法,那么礼制规定的即使去国之臣,当君丧期间也要为旧君服丧服,就没有必要了,难道礼的规定错了吗? 孟子对宣王的回应更加出人意表。他说,按礼制是有此一说,但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君”。值得旧臣服丧之君,往往能做到“三有礼”:一是,君有谬误有过错,臣进谏,君就能听,如遇有事有可为的谏言,就听而能行,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臣感到其道可行;二是,如果遭遇不幸事故,臣不得已离君去国,国君会派人送到疆界,并先去所往之邦对该臣的学品给以百般称誉;三是,如果臣去国三年还没有反归,国君才决定收其田业里居。这种情况下,去国之旧臣当然应该为旧君服丧了。可现在有的国君,进谏他不听,分明可行的对民众有好处的事情他也不做,如臣遭遇事故不得不去国,不仅不送行,反而将去国之臣的亲族抓起来进行杀戮,而且生怨恶于所往之邦,更不消说田业里居,早在启程的当天就没收了。孟子说,这种情况就是君视臣为寇雠,那么去国之臣还有什么必要为如此的旧君服丧呢?

  齐宣王对孟子的激言辩语有何反应,《孟子·离娄下》这一章没有写。接下去全部是“孟子曰”“孟子曰”。请看紧接着的三个排句: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还有句: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这后面一句表明,孟子似乎还有烈士情结。所以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非常厌恶他,乃至下令删改《孟子》。如是,孟子的思想就不单是“民本”一语所能括尽的了。好在“为政:致太平”这一分部,家国、天下、民本、为公、礼法五篇文化观念,都是法学家梁治平撰写,殿后的“无为篇”由政治学者刘军宁撰写,与他们平日的研治范围悉数相合,会心独得之处应不在少许。

   修身

  第五分部“修身:人格养成”,这是中国文化切切关注的问题。修身的直接目的是养成人的健全人格,具体可分为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成人”。何谓“成人”? 孔子认为,按照古义,应该做到有知、能廉、有勇、擅才艺、懂礼乐,是为“成人”。按后来的情况,不必要求那么多,只要能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可以视为“成人”(《论语·宪问》)。最后一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须稍作分解。此句的意思是说,即使未成年时期的约定,无论过去多久,也不会忘记。这讲的其实是一个“信”字。《礼记·中庸》讲的“三达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略同于“成人”所要求的条件。不过,《中庸》的断判颇有分寸,连用了三个“近乎”,而没有说已经达到了智仁勇。修身的第二境界,是成为君子。君子的义涵,早期以位称,后来德、位兼之,再后来单以德称。本分部讲的修身,主要是修身以德、修以成德。成德就是成为君子,故马一浮说:“君子是成德之名。”(《泰和会语》)

  君子人格是含藏极为丰富的美称,并非要求每个被称为君子的人都能得其全体,但有一些关键选项不可或缺。有一次,司马牛问如何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随后又说:“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讲的又是知仁勇。但与前引不同的是,不再用“近乎知”“近乎仁”“近乎勇”了,而是直接以“仁者”“知者”“勇者”标称。就是说,已经达到了、具备了智仁勇的品德,这是成君子之德的重要标志。还有一次孔子对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 公冶长》)“恭”,就是敬,亦即孔子回答“子路问君子”时讲的“修己以敬”(《宪问》)。对待民众,君子应该抱持的态度,一是要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二是不要以力和势对待民众,而是要讲道义。这些,都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格。《论语》末章最后一句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此句尤为紧要,君子各种品格的归因即在于此,说来话长,此义不能在此多具。

  修身的第三境界,是能够成为圣人,这是历来儒者的最高理想。孟子称圣人为“人伦之至”(《离娄上》),如果以是为标准,孔子自然当得圣人称号。但孔子本人雅不情愿,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孟子还说周公是“古圣人也”(《公孙丑下》),此说孔子自必认可。除此之外,孟子还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也都是圣者。至于他自己,这位以好辩自居,“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的孟夫子不无谦逊地说:他属于“圣人之徒”(《滕文公下》),即与圣人是一党。后世称孟子为“亚圣”,看来不是没有缘由。汉以后,从《史》《汉》两书的叙事看,圣人的称呼似乎有所放宽,而且有从“人伦之至”的德称向“德位兼之”的方向转变的趋向,很多三代以来的创制者、成大业者或成一德而利天下者,都不免以圣人、圣王称之了。

  古之圣者远矣,后来者不管达到达不到,几千年来儒者的圣人理想和圣人情结,一直高悬在那里。当然,无论是修以成人,修以成德,还是修以成圣,最终还须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大任。“成人”“成德”“成圣”,都不是成一己之私,而是成天下之大公。《礼记·大学》阐释“大学之道”,以“明明德”“新民”(“亲民”应为“新民”之误)“止于至善”为“三纲领”,实即是对修身所要达致的目标的一种规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之道”的“八条目”,不妨看做是修身的行进次第。“八条目”可以正推,也可以反推。我们先看“反推”: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正推是: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正推的“八条目”可以简称为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反推可以简称为平、治、齐、修、诚、正、致、格。正推也好,反推也好,连同“三纲领”“八条目”本身,都是研究者为了方便的一种简括约称。无论正推还是反推,“修身”都处于“八条目”的中间转捩点。所以《大学》还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兹可知“修身”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地位。此分部的首篇为“君子篇”,其余顺序为忠恕篇、仁爱篇、知耻篇、义利篇、知行篇,内在组合逻辑相当紧密。

    问学

  第六分部“问学:通经致用”,是对中国文化观念中的“道问学”部分给以分梳。《礼记·中庸》有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则德性之修与学问之知从来是“成人”的两个支点,不可有一无二。《中庸》又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此,学、问、思、辨、行,是为学的五个环节。学问一词,有学也有问,学而有疑,不能不问,而问必资于学。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则学与思不能分离。但思须学而后思,不学而废寝忘食终日思之,亦无益也(《论语·卫灵公》)。《周易》乾卦之“文言”又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辩”义自是切磋讨论,也可以理解为问义的延伸,即问之又问。“宽”者,指学者心胸和为学之路。鄙吝、局促与学无关;私智、小巧也不能成其大。学的归终是“归仁”。而仁的关键,在于“力行”,亦即“仁以行之”。故夫子高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儒之圣者马一浮总括得更为完备,他写道:

  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知、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泰和会语》)

  马先生标举的“性德”,也可以理解为“成德”之性,其全体大用则为仁。所谓“六德”者,系《周礼·地官· 司徒》规制的“以乡三物教万民”之一种,包括“知、仁、圣、义、忠、和”,是为“六德”(《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266页)。《中庸》论修身提出的“达德”,与性德具有同等义涵,因此“开而为三”即智、仁、勇也。随后,马先生又引《中庸》“至诚”之说暨《大学》“止于至善”之道,与“全体大用”之“仁”联系起来。盖“至诚”与“至善”可视为性德之别称,诚者必善,善者能仁。就学问而言,“至诚”是学者必须有的精神维度,学而不诚会导致虚妄。而“至善”则是学问的终了的结果。

  学问学问,问学问学,其真谛原本在此。

  本分部由经学篇、小学篇、义理篇、辞章篇、诗教篇、英才篇组成。中国传统学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以经学居其首。《易》《诗》《书》《礼》《乐》《春秋》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开始并不以“经”称,而是称为“六艺”。故太史公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汉以后称六艺为六经的情况多有,但仍不及单提《易》《诗》《书》《礼》《乐》者多。

  研究经学,本经最重要。《易》《诗》《书》《礼》《乐》《春秋》是经学的本经或曰祖经,是中国文化原初的文本经典,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思想源头。马一浮说:“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瞭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泰和会语》)以此本分部之《经学篇》,主要以六经为主,且以《易》《诗》《书》作为研究取样,而不旁涉经学史等其他问题。小学是经学的入阶,由小学进入经学,能得经学之正。本分部的《小学篇》主要以《尔雅》为案例,期有举一而三反之效云尔。

  清代学者戴东原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戴氏是三者都能得其源者。但就大多数学者而言,义理、考据、辞章,或长于此而短于彼,或长于彼而短于此,三者能得其全者少之又少。此即刘知几所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才即辞章之源,学为考核之源,识为义理之源。理想的学问境界是三者合一,故《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写道:“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文史通义·原道下》)此一题义关乎学问的成全方式和行进途径,故本分部有《义理篇》和《辞章篇》之设。

  本分部的《诗教篇》和《英才篇》,意在明问学与造士的关系。《礼记·王制》云:“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又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此可见三代之教是何等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造士”一词,尤堪玩味。而《诗》《书》《礼》《乐》六艺经典,恰好是造士的教科书。又孟子有言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孟子崇豪杰,宜乎提倡精英教育。则此《诗教篇》《英才篇》之设,亦不无原典之凭矣。

   人物

  第七分部“人物:生息与风采”,是中国文化观念系列的一组特殊景致。此盖由于中国文化历来有赏鉴人物、品评人物、月旦人物的传统,此风以三国魏晋为最盛。据《后汉书》本传记载,汝南人许劭、李靖“共有高名”,喜欢“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致汝南有“月旦评”的品人风俗。又范阳人张华字茂先,性好人物,哪怕是贫贱的看门人,只要有一介之善,“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卷三十六)。三国时吴国的易学家虞翻,有“美宝”之称,孔融读其《易注》,叹为“东南之美者”。孔融引荐祢衡,荐词写得尤令人绝倒,试看其精言美句:

  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伯,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后汉书·祢衡传》)

  盖只有魏晋人如此宝爱人物,力荐不遗余力,揄扬不惜其美辞妙语,至其荐举结果如何,并不汲汲于心。山涛担任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都拟出备选名录,并对“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时代风气使然,故有奇书《人物志》的出现。作者刘劭原为一计吏,后来做考课官,竟撰写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为史上所仅见。《人物志》则是一部专门研究人物品鉴的大著述,被人视为经典。《世说新语》更是众所周知的魏晋人物风采大全。此第七分部以“人物:生息与风采”为题,良有以也。

  人物的资质本乎性情,故本分部在《人物篇》之后,接以《情性篇》。历史上凡与艺文相关的人物,大都是性情中人。此即《红楼梦》所说的“间气所锺”之人。本分部的《童心篇》主要状写明末的奇人李卓吾,他的“童心说”的提出为明清思想转型开出一新生面。童心是人性的回归,是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精神源泉。《狂狷篇》亦复如是,此不多赘。《丹青篇》是画家掘发画理,旨在研究中国诗、书、画的艺术美学构成。最后的《田园篇》,不是要进入陶渊明的思想艺术世界,而是把“田园”看做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探讨历来的中国艺文精英,亦即《红楼梦》所谓“间气所锺”的一流人物,何以有时会将田园作为自己的生命归宿。

  现在,《中国文化观念通诠》即将付梓。此项研究的著述体例,不无开辟创制之功,迄今为止尚未见前修时彦有同类著作出版。惟其如此,其不成熟之处自必多有。况各撰稿人之才性学养难齐,行文风格亦未能完全统一。虽历经年所,修改至再,仍不敢断言没有舛误留存。谨敬请明学知类之君子不吝赐正。感谢中国文化研究所众学士的参与,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此项课题的支持,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此书之出版付出的辛劳。论曰:

  大哉中国,人文化成,往圣昔贤,玉振金声。威威昊天,惟道是从,本末终始,大易流行。天何言哉,万物资生,人心天心,感而遂通。至哉人伦,有纲有绳,四维不坠,家国何倾。譬如北辰,为政为公,治而无为,天下太平。修身以德,成人成圣,好学近知,知耻近勇。仁者不忧,恕以为庭,怀德君子,立身知命。六艺典藏,学者所宗,雅语微言,圣人之情。观念洞府,文化祖经,奥辞妙喻,幽赞神明。华夏人物,显乎情性,狂者进取,狷者独行。田园归乎,童心若婴,惊才绝艺,间气所锺。统分七部,知类能明,章有卌二,撮要撷英。斯也通诠,诠而难通,敬请师友,不吝赐正。

  2021年7月18日写讫于京城之东塾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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