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系列之81:孙绍振谈枕边书

  能谈谈您的早期阅读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

  孙绍振:我1936年生,第二年日本人打进来,逃难,在农村糊里糊涂认了一些字。大约是六七岁,还没有什么书可看,好容易弄到一本大书《说岳全传》,看到岳飞抗击外族入侵,大战牛头山,英勇无比的高宠挑滑车而死,我哭了。危急关头,儿子岳云赶来。上半部结束,没有下半部,我又哭了一场。

  大学时代的读书,您受谁的影响比较多?北大的名师会给您推荐书目吗?

  孙绍振:报刊推荐高尔基的《童年》《人间》《大学》,但读起来费劲。把我从武侠小说拉出来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刃的简写本,英雄崇高,激动不已。后来读了梅益的全本,受了保尔的影响,又沉迷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为革命而牺牲爱情,忍受非人折磨的精神,让我思考活着的意义。还读了英文的简写本。

  那时我热爱写诗,我并不真正喜欢当时已经进入衰退期的艾青、田间和当红的诗人李季,就是突然崛起的郭小川、贺敬之,也只是口头上随大流不反对而已。我比较喜欢何其芳40年代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可50年代,他已经难得写诗了。读得最多的是俄国最红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表扬最有天才的诗人。我发表在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上的第一首诗,就是模仿他的。但是,那些诗毕竟还是太单调。我就去读智利诗人聂鲁达,非常着迷。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朗诵他的《让那伐木者醒来》。他是象征派,和当时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调,但是,他是共产党员。还有法国的艾吕雅,土耳其的希克梅特,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可都是共产党员。西班牙诗人洛尔加,也不是现实主义的。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孙绍振:从初中时代,我就着迷契诃夫。汝龙翻译的,小册子二十多本,在上海青浦新华书店,站着看,前后持续一年,渲染在高贵优雅的境界中,如痴如醉。契诃夫过早地奠定了我的艺术趣味。再看赵树理,阅读趣味就对不上。解放区小说唯一能吸引我,长期反复阅读的是孙犁的小说。从《从白洋淀纪事》到《铁木前传》,还有《风云初记》,表现农村女性的优美、坚韧、活泼、多情、纯洁,在我看来,当代作家至今无人超越。

  深深震撼我灵魂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出身地主资本家是不可选择的,但是,可以崇高地救赎。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发现被告居然就是姑妈庄园的女奴卡秋莎,自己导致她怀孕,弄得她流落城市,成了妓女,还被冤谋杀。乃主动探监,并且求婚。以求灵魂复活。不被谅解,遭到拒绝。最后她嫁给了民粹派革命者。

  在大学里,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又一度如痴如醉。人物在多重连环性爱情中,都是主动牺牲。这和中学时代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样,主人公为了成全友人的爱情,伪装自杀。人可以活得多么崇高啊。我不信基督,但是,主人公的忏悔精神道德自我完成和儒家的三省吾身,一脉相通。文学阅读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为了灵魂的崇高,不惜放弃最珍贵的感情。对陀氏的热爱长期不变。我还为出版社改写过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

  那时我不喜欢美国文学,比起俄国文学的贵族情怀,就是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不免粗野。比较合乎我胃口的,还是英国文学。《简·爱》,我就读了好几遍。1956年暑假,对照着李霁野的译本,花了一个月读完英文原文。英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一千多页,和一个女同学在司徒雷登住过的临湖轩,读了三四年也没有读完。爱情也没有着落。只怪1958年以后,下乡劳动,运动频繁。

  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是否经常会给学生们推荐好书?如果有,会推荐什么书?孙绍振:中学语文推荐的必读书目,有些是合适的,有些并不太合适。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保尔垂危病愈后回到战友中间,有些非常好的战友犯了“错误”,成了异路之人,这是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歌颂。俄共早就予以批判。第二,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乌克兰人,背景是秀彼多夫卡,是乌克兰的小镇。书中所写的最大匪徒彼得留拉,乌克兰独立以后,被奉为民族英雄。这一点,我猜想,推荐者即使年青时读过,也是记忆模糊。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具有特定的写作环境、历史背景复杂的书,作为推荐书目的话,就需要有专业的内容导读,以免读者产生偏解和误读。

  要说真正的红色经典,应该是高尔基的《母亲》。这是得到列宁高度赞赏的。列宁说,一些同志加入了革命,但是,并不理解,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才能真正理解参加革命的意义。《母亲》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绝对贫困,而是资本主义对人的毁灭。巴维尔·维拉索夫的父亲是工人,因为受到资本家的压迫,生命失去意义,苦闷,家暴。四十岁左右,酗酒而死。母亲尼洛夫娜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作为工人的儿子,成年以后不久,开始酗酒,尼洛夫娜担心儿子又走父亲的毁灭之路,但是,儿子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走上革命的道路,朝气蓬勃,英勇无畏。母亲受到影响,为儿子递送传单。在车站上被密探发现,知不得脱,乃公然散发传单。社会主义思想使得胆小如鼠的她变成了英勇的革命者。

  值得推荐的另外一部红色经典,是俄国法捷耶夫的《毁灭》。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大力肯定的小说。似乎只有鲁迅的译本。鲁迅的“硬译”,使得这部经典很难得到广泛的流传。希望重新组织翻译。

  当前的阅读书目的重大缺点,就是偏重文学。缺乏哲学经典。要是一味强调多读、连滚带爬地读,读得再多也是水浇鸭背。中学生起码应该读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大学生应该读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入门。中学生应该翻翻,大学生应该必读。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中国立场,就没有灵魂。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有反复重读的书吗?

  孙绍振:目前我经常阅读的是中国的唐诗宋词,尽情艺术享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太简单了,选得也不完全合理,我书房里有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的全部编年汇评的,随时翻阅。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百读不厌。我不理睬红学家的种种纠缠,特别讨厌他们说后四十回不行。用上海人的话来说,完全是瞎三话四,睁着眼睛说瞎话。曹雪芹千年一出的天才,续书的作家,模仿他的口气,顺着他思路,用自己的嘴巴讲别人的话,能讲到这样的水平,那绝对是天才。如果让他自己另外写一部小说,水平就可能和曹雪芹一比高低。其实,后四十回,也有比前八十回写得精彩的地方,比如林黛玉之死,就比前四十回大笔浓墨抒写的晴雯之死要淋漓。我不是《红楼梦》专家,但是作为读者,我有权向鄙薄后四十回的学者提一个简单的问题。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文本并没有完,还有六七万字是英文的,中国有哪一个作家敢于把它写下去。恕我直言,要达到曹雪芹的水平,恐怕连鲁迅也不行,鲁迅几次想写长篇,都没有写成。

  您曾出版《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修订版)》,感觉您的学术研究是沉浸其中,自得其乐的。能否谈谈您的研究方法?

  孙绍振:坦白说,评论家的情商智商和语言驾驭水准都在作家之下,作家内心并不很瞧得起评论家。西方有一种说法,文学评论家都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中国和西方大师的文学研究,很难得到作家真诚的认同,有些是礼貌性的称赞,有些是拿来做广告。但是,由于西方学院派的体制高于非体制的作家,西方大师就有点忘乎所以。乔纳森·卡勒公然宣称,理论不解决文学审美,甚至否认文学经典的存在;希利斯·米勒公然宣布,理论和阅读是不相容的。在我看来,这几近荒谬,可我们前卫学者却疲惫地追踪。本来文学理论,来源于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如果文学理论,既不能指导创作,也不能解读文本,一味自我循环,空转,就失去了生命。

  说到我的文学理论,我的系统有两个支点,两本著作:第一,《文学创作论》。在后记中,提出不做评论员式的,而是教练式的理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受邀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授“文学创作论”。学员都是当红的大作家。在这个讲台上,最负盛名的大人物只做一次报告。把文学创作当成一门课来讲授,我是唯一的,民意测验得票还最高。我一连讲了五年,直到他们不再招收本科生为止。三十年后,莫言前后三次为文演说感谢我。麦家成名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他是我的“粉丝”。作家岳南说,我的理论和作家“没有隔膜”。我的第二部奠基之作是《文学文本解读学》,甚至受到台湾学者的欢迎,在台湾有大量的粉丝。后来我成了台湾南一版高中国文的内地方面的主编。我的解读方法,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成品来被动接受,而是设想和作家一起,主动进入创作过程,和作家对话。作家为什么这样写,而没有那样写。后来我在鲁迅的《不应该那么写》和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找到了权威理论根据。(主持: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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