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系列之80:黄子平谈枕边书

  谈谈您最近的枕边书?

  黄子平:这两年我的居停之处没有床头柜。不断拿起来翻翻的是一本很厚的书:卡内蒂的《人的疆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理想国”把卡内蒂的四部笔记合起来印成了一大部:《人的疆域》(1973)、《钟表的秘密心脏》(1987)、《苍蝇的痛苦》(1992)和《汉普斯特德补遗》(1954.1971)。八百多页的书不适合睡前阅读,但笔记的好处就是你读一两页,随时可以拿起,随时可以放下。笔记这种形式是对读者智力的邀请。对卡内蒂来说,持续半个世纪的笔记记录了“最崇高的斗争之一”:“在一个越来越盲目的世界,如何避免失去人的视野。”读到一些精警的句子,你会忍不住摘录到朋友圈分享,譬如:“只看见一次的事物不曾存在,天天都看见的事物不再存在。”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黄子平: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一直被人欺负,又一直顽强地活着,求生存求温饱,直到他幸福地系上了红领巾。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一看插图你就知道这是一本好书。帅克严格遵守所有(字面意义上的)规则,接连闯祸,处处反证了这些长官命令的基础性荒谬。长大以后重读,还是会在每一页上为这个憨厚乡下人实诚的对话捧腹:“你相信世界末日吗?”“我得先看看世界这个末日再说。”我从小就偏爱这类揭示存在之荒诞的作品。设想《红楼梦》里没有王熙凤、薛蟠和刘姥姥,只剩下宝哥哥林妹妹镇日价以泪洗面,我肯定读不下去。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好书必备的元素:反讽,幽默,变形,自嘲。

  您曾在《少时读鲁》一文中谈及自己少年时读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并提到《全集》“至今还是我唯一反复读的”(《喜欢阅读》,商务印书馆第230页),能否谈谈几十年来阅读鲁迅的不同感受?

  黄子平:少年时读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好处是没有注释,坏处也是没有注释。你对人名、地名、写作背景、用典等等一无所知,囫囵吞枣,有点像后来的“新批评派”,直面封闭的文本本身。小说最容易读,从人物滑稽的《阿Q正传》到情节离奇的《铸剑》,读起来很顺,其实并不容易懂。那时感受最深的还是鲁迅的旧体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心境、诗境、情境,跟我所处的那个历史时空,一切都那么契合。大学时代重读鲁迅,卷入到80年代“摆脱正统鲁学”的潮流,旅日文本中“立人”思想的确立,《野草》中的生命哲学,《故事新编》中的“后现代技巧”,慢慢渗到读鲁的心得之中。近几年比较多的思考是鲁迅的“文明批评”,在一个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21世纪,是否还有新的启发,目前还没有理清头绪。

  研究鲁迅,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黄子平:我自己觉得文体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譬如偏爱写短文,偏好用“也许”“似乎”这些表示“不确定性”的副词,偏好“倘若”“然而”这些现代汉语不再用的虚词。后来我读到夏济安《黑暗的闸门》和日本汉学家的论著,明白这是鲁迅“多疑”性格或“多重否定”的思维方式的表现。我不知道这种影响对我是好还是坏。前些年有人批评洪子诚老师的写作是“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我倒觉得“犹豫不决”是现代汉语写作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任何文本,书也好,论文也好,但凡闻到一点义正辞严斩钉截铁的气味,我立马放弃不读。

  您会为学生推荐阅读吗? 比如说?

  黄子平:我为香港三联书店编《小说年选》的那些年,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读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读刚发表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你问我“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吗”,我能说出个甲乙丙丁。如今是反过来,轮到我见人就问:“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吗?”朋友们大都很自豪地回答“早就不读什么小说了”。只有王安忆了不起,我觉得她是唯一的还天天读同时代人的文学创作的作家,每回问到她,她能掰着指头,跟你细细说出个子丑寅卯。

  教书的时候,我会列出跟某一门课相关的“必读书目”,不会超过20本,虽然明知“必读书目”往往激发抗拒的心理反应。我当学生的时候,应对的策略是每一本都快速地翻一翻。如今的学生,听说都能很方便找到电子版,迅速下载到平板电脑里,然后心安理得地——不读。

  中国现代阅读史上的著名公案,是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等于是交了白卷。这是他对“阅读自由”的维护,也是他“不当青年导师”的坚持。不过他在附注里又说了一大通“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很恳切的掏心窝子的话(这些话如今搁网上,必是被喷死)。跟随鲁迅的思维逻辑,对中文系的学生,我会建议他们少读文学书,多读历史书和哲学书,目标是了解最重要的一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还会一再发生;即尼采所说的“永劫回归”。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黄子平:史铁生。我跟铁生有过几面之缘,但都没有长谈的机会。上海的朋友吴亮,在铁生去世前不久,到他家去,跟他有一次几个钟头的长谈,我特别希望那天我也在场。最近许子东还和我聊起《我的丁一之旅》,相当于铁生的“天鹅之歌”,赞不绝口。

  在您的学术写作中,“最重要的是与钱君平原君合作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害怕写作》),倡导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三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评价当年的合作?

  黄子平:我们都不再重视三十多年前合作的“成果”,而是越来越珍视合作本身。您知道,那不是一个“项目”,也没有一分钱的经费,论文(那时还没有“核心刊物”这一说)发表了,影响因子(引用率)还挺高,好像对提职称也没有多少帮助。比照当下所谓“学术界”的生态常规,简直不可思议。

  我曾经找到两个概念来理解一代人多年的合作:“同时代人”(阿甘本)和“知识友谊”(布朗肖)。同时代人处在时代的断裂中,当历史的连续性发生中断,无法再继续讲述时,他们聚集在断层处,靠文学的想象来填补与修复历史的断裂。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的人,相反,他们非常深的卷入时代洪流中,却又与时代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感知到这个时代发出的黑暗之光,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

  知识友谊,这种友谊是超时空的,虽然两个人一生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是彼此都会非常关心对方的著作与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会就其观点展开辩论。

  您现在还买书吗?

  黄子平:大学时代因为刚从书荒中走出,买书买疯了。别进书店,进去不买它几本不出来。退休以后买书少了,在书店买,也在网上买。收到过去的学生、同仁,还有出版社编辑朋友,不时寄来的新书,还是非常开心。最近就收到了李静的《更新自我》(文化艺术出版社)、李兰妮的《野地灵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陈国球的《抒情·人物·地方》(四川人民出版社),都是上好的书,非常开心。然而书是有生命的,它们在书架上“瞪”着你,责怪你还没有开卷看它们。刘绍铭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书架上那些哀怨的眼睛》。这构成了某种压力,别以为“坐拥书城”是一件可以自鸣得意的事情。如今由于住房的窄小,尽管每一面墙都做了到顶的书架,书都很快“溢出”。加上这几年在不同的大学客座,居无定所,于是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人们所说的“散书时代”。把看过的书,送给学生、同事和愿意接收的机构,感觉也算推动了好书的流动。

  您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喜好?

  黄子平:侦探(悬疑、推理、犯罪)小说,本格派的,社会派的,都读。这几年读遍了硬汉派:雷蒙德·钱德勒,迈克尔·康奈利,劳伦斯·布洛克和挪威的那位尤·奈斯博。我有几位学生突然发现黄老师也爱读侦探悬疑小说,立即把我引为同道。(主持: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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