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写在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年之际

  张元济是一个有思想的行者,一个低调的实干家,他的思想和关怀全都寄之于深切著明的行事之中。他当过官,却没有官气;他办实业,却没有商贾气;他英文极好,却没有洋崽气;他个性极强,却能克制;他办事极多,却从不居功;他身履膏腴之境,却始终淡泊持己。

  举凡历史人物,或可分为两种:经得起看的与经不起看的。有的人,你越走近他,越了解他,他的光芒也越来越暗淡;另一种人,却是经久而耐看的,你越走近他,越了解他,就越能感受到他的光辉。张元济先生无疑是后一种。

  张元济生于1867年,逝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他生命的长旅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始终。在天崩地坼、主义呼啸、方药杂投的大时代,张元济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堂皇的解释。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毕生秉持“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之旨,以一种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的现代转型。他似乎比同时代的许多改革者和思想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变法就能彻底地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对“一步到位”或“毕其功于一役”的流行思路一直持谨慎或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积蔽太深,官员太昏聩颟顸,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仓促地进行激进的变法,不如立足民间为转移风气做些具体踏实而又富有成效的努力。他寄希望于“开发民智”,并选择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执著地以“昌明教育”为己任,“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他本人亦因此而成为那个时代有所建树的典型和值得诠释的独特“存在”。

  回望张元济先生毕生的学行与志业,他最突出的贡献和最值得后人感念的有三个方面:

  其一,以全副生命缔造了商务伟业。

  张元济先生23岁中举,26岁中进士成翰林,28岁任刑部主事,后转任总理衙门章京。参与过戊戌变法,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因李鸿章之荐而襥被南下,入南洋公学,主译书院,办《外交报》。1903年受夏瑞芳礼聘,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辞监理职,旋被举为董事会主席,直至1954年商务印书馆北迁公私合营之后,为商务呕心沥血垂半个多世纪,不但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而且是中国现代出版的灵魂。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历尽艰辛,由一家简陋的印刷作坊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不仅拥有全国一流的编译阵容和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庞大而健全的发行网络,其鼎盛时期不单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了40余家分馆和支馆,包括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在内的销售网点难以计数,公司职工近5000余人,资产2000万元,成为全国乃至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与当年的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并称世界三大出版公司。若论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商务则远在上述两大英美出版公司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亦从前清翰林转变而为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的名字标志着中国出版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其二,以商务为思想试验场,致全力于中国的现代转型,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汇。

  张元济先生所处的时代,“国人有绝对崇拜西方文化,而视本国文化若敝屣者,有力主守旧,而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者,思潮混杂为向所未有。”张元济先生认为不应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主张“鉴古观人”、“温故知新”,他说:“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因此,他为商务确立的出版方针即是:“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发扬固有文化,是“鉴古”,是“温故”;介绍西洋文化,是“观人”,是“知新”。只是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在20世纪初“学问饥荒”的年代里,他本人及其他所主持的编译所的工作重点放在新知的普及和新学的传播上,组织出版了包括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等大量的西学书籍,商务因此而成为传播新学普及新知的重镇,并被视为“五四之源”。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张元济根据时代的需要,适时地调整了商务的出版方针,把出版重点从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转向国内外最新学术著作的出版与古籍的影印,他本人的主要心血和精力则逐渐集中到古籍的抢救、整理与影印上来,整理出版包括《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在内的一系列古籍丛刊。商务这种“鉴古观人”、“温故知新”的出版方针是低调的,朴实的,但这种低调和朴实却超越了中西新旧之争,并在“谋中西之沟通”过程中以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沾溉和拓展几代中国人的阅读世界和精神世界。我以为,这种努力不仅成就了商务,更是一种有关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探索,真正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三,处世立身堪称时代楷范。

  跟同时代的许多知识人专注于言论上的鼓吹不同,张元济是一个有思想的行者,一个低调的实干家,他的思想和关怀全都寄之于深切著明的行事之中。他当过官,却没有官气;他办实业,却没有商贾气;他英文极好,却没有洋崽气;他个性极强,却能克制;他办事极多,却从不居功;他身履膏腴之境,却始终淡泊持己。在他的身上几乎找不到可以被人诟病的瑕疵,堪称典范。他的朋友称赞他“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兼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屣虚荣,致力文化事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计毁誉。”这一点,就连经常跟他在董事会闹别扭的高凤池也赞叹不已,他说:“张先生不在馆中办事已有多年,其实每日在寓为馆所办之事,比之在馆时,有过之无不及,而对于报酬则分文不取。就其亲自校订之书,出版后送其一二部作为纪念品,亦必谦逊不受。遇公司有重要问题时,立即挺身而出,尽力帮助。平时疾恶如仇,数十年来不知不觉养成一种风气,稍知自爱者,无不翕然成风。”陆贾说“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这种人生观最近于张元济先生修身济世的积极精神。他所以能在滔滔乱世中成就商务印书馆以此,他至今犹令人追慕怀想者亦以此。

  张元济先生去世至今已近60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早已成为逝波,但他所成就的盛业,他所留下的丰厚遗产,他那低调实干的精神,永远是一座丰碑,足以点亮过去,启迪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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