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疑难可问谁?——永忆业师刘世南先生

    刘先生从来就不是只知固守古代经典的人,而是有满腔的淑世情怀! 他说:“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家国之念弥切,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伏案功深,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故平生所愿学者,亭林(顾炎武)与鲁迅也。”多年前,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发的感慨,其实古人全都说过。只是我们读书少,不知道而已。

  业师刘世南先生走了! 刘世南先生8月1日晚遽归道山,捐馆舍而逝!

  虽然半个月前,我们知道刘先生身体不适,尤其是不能进食;虽然也知道刘先生岁近期颐,得享高寿,可是,我们仍然觉得太快,太突然了!

  不知道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巧合。一个星期前,我结束了手头一些比较急的工作,宽余几天,心里挂念着刘先生的近况,突然想到要把刘先生的被称为“清诗研究的九大经典著作”(张仲谋教授语)之一的《清诗流派史》和《清文选》(与刘松来合作)拿来再重读一次。我先拜读《清诗流派史》。刘先生在其大作的前言中说“全书以事实说明如下规律”,即清诗流派的四大规律。我在当年拜读时写了一句心得:“刘师此书坚持了这一条,无任何空谈。”如今再读到书中对释函可的评价:“皈依佛法的函可,一颗心不但不寂灭,反而为国家民族的兴亡燃烧着。”“函可是铮铮铁汉”,“他的伟大人格对敌人来说,永远是威狞的!”“奇士奇文,是杀不死烧不尽的,因为他们和它们永远活在不愿意跪着活的人们的心底。”再次深受震撼,这是振聋发聩的评价呀! 正如葛云波所说:“不仅是将他(释函可)推上诗史,更是要将他推上民族的精神史!”(葛云波《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光明日报》2004年7月14日书评版)再读到他对钱谦益迎降动机以及后又从事抗清复明活动的分析、对吴伟业仕清原因的分析(《清诗流派史》P62、P94),倍觉深刻。读这一节,我曾几次想请教先生,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关系,坊间的流传是否真实? 诸如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明志,钱谦益说水太冷之类的,到底是否真实? 此外,当年拜读《流派史》时也还有一些存疑的问题想请教。可是,全书还未重读完毕,岂料先生遽归道山! 如今,学有疑难可问谁?!

  刘世南先生是真正的学人,真正的读书人。他称钱锺书是“文化昆仑”“读书的种子”,其实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真正的读书种子! 入学不久,我们便听说刘世南先生是个渊博的硕儒,能背许多古书,学富五车。他自己说过,他年轻时跟着前清秀才的父亲读了十二年的古书,“熟读了《小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等古书,而且“全部背诵!”(见《在学术殿堂外》序言)不久,这个说法便被证实。因为先生给我们上《春秋左传》的课,便知道他对《左传》是真能背诵的。先生讲《左传》,不论哪个章节,信手即可道出,是不用查找《左传》原书的。如果说会背《诗经》《楚辞》尚且不奇怪的话,因为它们都是诗歌,有韵,好背,能背《左传》这样的散文巨著,谈何容易! 其实不止《左传》,先生对“十三经”,对《文选》,对《庄子》,对史籍,对词章学,都下过很深的工夫。再如先生在批评有人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的误解时,不但指出王勃套用了庾信的《华林园马射赋》,而且举了宋王观国《学林》、宋王楙《野客丛书》、晚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刘勰《文心雕龙》、欧阳修《昼锦堂记》等古籍加以论证(《在学术殿堂外》P6)。如果不是博闻强记,就未必能如此举证。古典文学研究,最忌单文孤证。先生如此广征博引,宏富有力,令人信服。这就是真正的学问! 这些,如今还有哪位读书人能做到? 但是,刘先生就是如此,正如先生自己说的:“因为我由先父口授,背诵了十二年古书,其中包括《左传》。这些古书已化为我的血肉。”(见《我为神州惜此才》,《南方周末》2020年5月14日C24阅读)

  刘先生说:“为了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第一,必须认真读书,尤其要根柢扎实。”(见《师友偶记》P178)读书,已经成为刘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在学校的人,无论何时,到校图书馆阅览室,都可以看到先生在读书。我毕业后好多年,先生都是在每年的年三十下午,在阅览室给我写信。记得有一次信上说:现在是除夕下午近四点钟,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张馆长亲自值班,坐在阅览厅陪我,等我读书读到四点关门,现在正看着我微笑。所以,先生在《清诗流派史》书后诗云:“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圞,独坐一笑粲。”实乃真实写照。(见《清诗流派史》P517)就在今年5月份,他还叫师弟杜华平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给他看。只要他精神尚好,他就想要看书!

  刘先生的阅读面是非常广泛的,他时时注意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也时时注意新的理论。他读到蒋寅的几本著作,给予高度的称赞,并断言:“蒋寅将远远超过我”(见《师友偶记》P22)。读到时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的《以主动改革应对中东巨变》一文,他大段引述赖的文章,对赖提出的“中国应主动加快改革”的看法表示认可(见《师友偶记》P174)。他读了资中筠、徐秉君、廖静农等人关于“民主”的论述,有了“三悟”(见《师友偶记·谈公天下及其他——读书三悟》P190)。在文革中他自学英语,读英文版《毛选》,一直到九十多岁还在背英语单词。人们只要去读读先生的《在学术殿堂外》和《师友偶记》就可以知道,刘先生从来就不是只知固守古代经典的人,而是有满腔的淑世情怀! 他说:“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家国之念弥切,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伏案功深,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故平生所愿学者,亭林(顾炎武)与鲁迅也。”(见《我为神州惜此才》)

  多年前,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发的感慨,其实古人全都说过。只是我们读书少,不知道而已。我想,正因为先生熟读了古人之书,才有话都被古人说完的感叹。就象清人赵翼说的:“古来佳句本无多,苦恨前人已说过。”但是,刘先生写文章,古籍典故都是信手拈来。就在去年,已经是九十八岁的老人家,为纪念罗宗强先生去世,还写了《我为神州惜此才》的文章,用文言文写的一千五百字的文章,就引用了五篇古文典籍,十二、三个典故。如果不是对古籍熟悉,如何能做到这点。

  也正因为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刘先生读别人的文章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这包括对老一辈的学者,甚至是知名学者。早在1979年,他就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批评,八十年代初又对宋诗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又如指出“新妇初婚议灶炊”出典的误解,“西方之书”含义的错误,等等。读读《在学术殿堂外》中的《刊误难穷时有作》便可知道。刘先生在图书馆读书,无意中读到一本年轻学者写的近代史的的著作,便发现“由于作者对国学的经典著作不熟悉,以致引用古籍时,标点符号错了很多,而引用后偶一发挥,便成为郢书燕说。加上古书接触很少,更不明古文章法,所以断句多误。”(《在学术殿堂外》P236)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情况,先生一直是忧心忡忡,于是给多人写信,一直写到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他提出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7点建议(见《在学术殿堂外》P206),并大声疾呼:“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

  刘先生刊误纠谬的文章,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但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赞赏,钱锺书先生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是“学富功深”、“指摘时弊,精密确当,有发聋振聩之用”(《在学术殿堂外》P5)。当时有人戏称,学术界有二位警察,所谓:北吴南刘。北吴,指北大吴小如先生;南刘,即指刘世南先生。

  刘先生曾说过:写论文不外乎二点,一是“新”,二是“深”。你发现了新的材料,这是“新”。你的论述和论证,比别人深入,这是“深”。有了这个“深”,也就是“新”。要记住顾炎武的话:“前所未有,后不可无。”对于古籍整理,先生说:“注释不是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关键在于读书。也就是说,根柢必须深厚、扎实。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郢书燕说。”(《在学术殿堂外》P33)还说:“学术之影响力,不在于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而在于其自身之深度与创新。”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永志不忘! 可惜现在听不到了!

  当年,由先生牵头,我们分工做“十三经直解”,我负责《春秋左传直解》一书,毕业后我虽然离开老师身边,但还是可以随时去信请教老师。2003年,先生又为我的一本小书《左传国策研究》写了序言,赞誉有加,让我深受鼓舞。2007年,福建师大100周年校庆,我不揣浅陋,试写了一篇《百年福建师大赋》,就教于刘老师,他是一字一句地为我修改。可如今,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 近几年,每年同窗刘松来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都邀请我参加。刘世南老师虽没参加论文答辩,但是每次答辩结束,我们都会相聚一次。每次的相聚,我们都可以再次亲聆謦欬。

  可如今,刘世南老师驾鹤西去,心有疑难可问谁!(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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