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伪托之书”的价值

  史学家顾颉刚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到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

  “伪托之书”,是古代文人以“托古传道”为旨而编辑撰写的书籍,其绝大部分属史书,因而伪书大多是伪史。伪史一词最早出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剏一名,题为‘伪史’。”刘知几笔下的伪史就是在古代“尊古卑今、贵远贱近”的风气下,一些文人“假借他人之名以传其书”而伪造的史书。

  据《汉书·艺文志》载,早在先秦时期托古伪书就已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的说法。纪昀在主持编修《四库提要》时,对伪书现象感慨道:“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那些“托古传道”的伪书编撰者,大多是依托他人之名来传播自身思想,推介个人作品。

  既然很多史书在彼时已经被厘定为伪史,为何又存留下来并加以研究?今日看来原因似乎非常简单,即伪书还有一定价值,很多伪书的学术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还很高。仅以东晋元帝时期的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例,明末清初考据学大师阎若璩沉潜三十余年,从篇数、篇名、历法、典章制度、文字句读、地理沿革等方面《古文尚书》进行了精细考证,得出此书乃后世假托古人而作的定论,使悬置学术史一千多年的疑案得以破解。但其后三百多年来,该书依旧在《尚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究其原委,就是伪造的《古文尚书》中的很多文字,辑录于东晋以前的一些史书典籍,而这些史书典籍到了阎若璩所处的明末清初时期,大多已经散逸失传了,所以伪造的《古文尚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再比如《四库全书总目》经过缜密详尽的考辨,认为《海内十洲记》乃托名东方朔而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伪书,但同时又指出该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再比如《四库全书总目》编者认为《神异经》乃托名东方朔,《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系托名班固,这些伪书的文学价值一方面在于“词条丰蔚”“字句妍华”,足供采摭,增广见闻,另一方面它们是六朝小说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唐传奇、宋话本以及明清小说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我国历史上诸多伪书之所以是赝品,绝不是因为其所记述的内容是假的,而是由于作者或著作成书年代不真实。诸如此类的伪书,如果厘清作者的真实情况或者成书的具体年代,那么是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伪书的作者几乎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子。如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和参与伪造《古文尚书》的三国魏人王肃,就是被当时朝野所公认的饱学之士和知名经学家。王肃自幼颖悟绝人、博览群书,成年后孜孜探求、遍注众经。他特别服膺东汉的贾逵和马融,而不屑于与贾马同时期的郑玄,鉴于自身学术地位比较卑微,而郑玄之学又比较兴盛,于是王肃不惜假借孔子后裔名义伪造经书。而实践表明,无论是《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是《古文尚书》,这三部书均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儒学发展历程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还需指出,唐代中期至近代,我国文史学界弥漫一股疑古惑经之风,史学界对先秦经学一疑再疑,竟然指出有上千部伪书。这股愈演愈烈的疑古之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以致很多货真价实的真史也被打入伪书的另册。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我国文史学者的悉心研读和精心鉴别,一些所谓的伪书陆续被正名,如曾被朱熹、章学诚等人判定为伪书的《管子》,前些年被当代学者以大量确凿的证据确认为系管仲本人所作;再如一向被看作伪书的《神农本草经》,经过当代学者的反复抉发和仔细辨别,肯定它是一部成书于汉代的中医经典著作,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

  我们应该认识到,伪书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按照章学诚的观点,一旦确定了伪书作伪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年代,其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语言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等也就逐渐显露出来。

  (作者:刘金祥,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