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的典范性与整体史意义——读《徽学概论》

  近日收到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先生惠赠的《徽学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展读之后,深深折服于徽学的典范性与整体史意义,亦对编者们的独具匠心深表赞赏。

资料遗存便利了徽州典范性个案剖析,亦呼唤“专家之学”

  徽州文书进入学者视野是在20世纪30年代,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四大发现,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徽州文书的发现是紧随其后的第五大发现。顺着徽州文书,前辈学者又发掘出大量的徽州方志、徽州家谱以及徽人文集、笔记和小说。走进徽州故里,我们还能看到大量的碑刻资料和若干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书院与学校(含文庙、文昌阁、私塾、考棚和书屋等)、古城(含古城墙、城门、谯楼和衙署等)、古街、古园林、古镇(埠)、古桥、古渡、古关隘、古塔、古道观、古庙宇、古亭台楼阁、古戏台、古作坊、古井和古窑址等。诸如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口传史料,各种非物质文化遗存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技艺、医药、民俗亦大量存在。这些丰赡的资料遗存为我们了解历史徽州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数十年来,一批批徽学专家辛勤耕耘,已将许多资料汇集起来,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与研究,从而将徽学推进到一个较高的学术平台之上。当新的资料不断被发现、整理、出版,在一大批高质量的徽学研究著作和论文问世、学术交流更为频繁、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徽学概论》主编王世华力求在姚邦藻《徽州学概论》、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等著作的基础上,再度思索徽学的学科定位,明确徽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研究理论与方法,这是徽学研究再出发的前提,因而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

“徽骆驼”无远弗届的活动范围映照出更广阔区域的社会史

  明清十大商帮中,徽商居于显著地位。这里从商者众多,“贾者什九”“大多以货殖为恒产”“山多田少,以商为命”等,都是徽州方志中留下的记录。他们无远弗届,“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不但南北两京及各省省会是徽商辐辏之地,而且“山陬海湮,孤村僻壤”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即俗谓:“钻天洞庭遍地徽”。

  徽商不仅活动区域广,经商领域也宽,举凡盐、茶、木、质铺、粮食、棉布、丝绸、纸墨、瓷器、人参、貂皮、珠玑、古玩等都在其经营范围之内。他们借助家族力量、乡井力量,积累起较庞大的资本。徽商建立的会馆等场所包含为生者服务的公议之所、娱乐之地和受教育空间,为客死他乡者服务的厝所和义冢,解除了在外经商者的后顾之忧,推动着徽商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徽商、徽儒、徽籍官僚注重树立儒者形象,既致力于自身发展,亦投身于当地的公共事业发展,有利于与当地人和谐相处,进而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徽州文化中的儒学主基调奠定了其文化活标本的地位

  其实,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不仅是徽州的商人,更是徽州人创造的文化。徽州文化一方面通过徽商带到他们所涉足地区,另一方面也有若干徽籍官员和读书人护佑周围,形成外迁徽州人“以众帮众”的局面。徽州人重视文化建设渊源有自,“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他们将儒家文化渗透于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派盆景、新安医学等之中,不仅在徽州本地影响深远,而且被其他地区所效仿,产生全国性影响。徽州人将儒学生活化、世俗化,也为儒学开辟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该书名为《徽学概论》,对徽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学科性质,徽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徽学的研究资料与主要研究领域以及徽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都作了文字流畅、层次清晰、富于哲思的总结提炼。同时也可作为徽州简史来读,因为作者们都是长期耕耘于徽学领域的行家里手,对徽州文献谙熟于心,对徽州实物遗存切近有感,对徽州文化钟爱有加,从中能够感受到徽州文化的不同面相,徽州本土与客地的网络连接,行走于商道上徽商、徽儒的从容不迫,徽州人与客居地人的密切联系。

  对徽学的了解和研究一定意义上即是加深理解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在这里能看到宗族制度与礼仪秩序的建立,能看到徽州商业发展与教育兴盛、文化繁荣的彼此促进,能看到科技、文学、艺术和社会经济领域内儒学主旋律的流淌。确如作者所说:“徽州文化的系统性、丰富性、辉煌性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投影;同时,由于其内容的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国影响,又决定了它是典型缩影,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典型标本。”

  (作者:王日根,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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