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苏轼全集》: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20171121_002

《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苏轼的诗文。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一句,语出《范增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引用“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一句,语出《稼说送张琥》。

  作为北宋具有代表性的大家,苏轼的诗文学说无不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他身上既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综各家学说。其弟苏辙对兄长曾有“(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留有《范增论》《晁错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论名篇。在《晁错论》中,苏轼对西汉初年著名政治改革家晁错及其个人命运进行剖析,亦可从中看出其本人的政治哲学:纵使国泰民安的社会,也隐藏着诸多危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若对此视而不见,则家国天下终将因灾祸而不可救。唯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能够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

  纵观苏轼一生,经历北宋五位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数度被外任、贬谪,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针砭时弊,敢为天下先。熙宁二年十二月,朝廷下旨,要求开封府减价购买四千余盏灯,苏轼上书劝谏,指出卖灯之民例非豪户,衣食之计望此度日,此举无疑是“与小民争豪末”。足见他时刻将家国天下、百姓民生放于心中。

  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处江湖之远,为善一方。正因为苏轼深入民间,因此知晓政策法令的利弊得失与黎民百姓的生活疾苦,在执政为官时始终怀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即使在其生活困顿的贬谪时期,亦有诸多利民事迹:被贬黄州时,苏轼见此地民众贫困,有“溺婴”恶习,写信告知鄂州太守朱寿昌民间弃婴杀婴的惨状,建议朱寿昌立法惩治,并对无力养儿的穷人予以救济。献计献策之外,苏轼身体力行,在黄州成立“救儿会”,拟订章程,向富人募捐。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亦对“救儿会”有所捐助。苏轼被贬惠州时,通过表兄——本路提刑程正辅,解决了驻军缺房与扰民问题。此外,他倡议筑堤建桥,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民使用“秧马”等工具。晚年被贬海南儋州,苏轼有感于当地人蒙昧落后,从思想上开导他们,“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

  作为传统士大夫,苏轼秉持着入世思想,治国治乱不为空言,却对仕宦生涯超脱看待。其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亦是自身写照。正是因为这种游于物之外的超脱,才使苏轼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保持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苏轼始终未将仕宦、名利视为人生根本,早年凤翔通判任上,苏轼便作《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认为“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晚年被贬岭海,他作“芒鞋不踏利名场”,否定入世是为了功名富贵。其豁达、乐天、超脱的人生态度,对今人依旧有借鉴与参考价值。面临困境时,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报道先生春睡美”的诗人,有着“无所往而不乐”的境界,超越出处生死,宏大广博、率意而为。

  苏轼其人,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历来为后世文人学者所敬仰,以至于“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早在南宋,苏学便成为一门显学,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至明清两代,苏轼诗文选本更是大量涌现,足见后人的重视与敬仰。

  先贤已远,苏轼其人其言看似已与现代社会疏离,但其思想吸收了历代先贤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无论是在内容特质、时代价值方面,还是在国际影响方面,都彰显了独特的魅力。新千年伊始,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公元一千年时代的十二位“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对苏轼著作的多次引用,更加彰显了苏轼政治思想、文化内涵、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的重新发扬。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我们应当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新的辉煌。

    (作者:司聃,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