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汉画像收藏与著录——刘运峰教授在国图文津讲坛的演讲

演讲人:刘运峰 演讲地点: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演讲时间:二〇二一年八月

  刘运峰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2017年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汉画像是我国传统石刻艺术的瑰宝,堪称最早的浮雕艺术,古代的墓穴、门阙、祠堂、井栏、桥身等,都有大量的石刻画像存世,其中尤以山东嘉祥、河南南阳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作为汉代的一种造型艺术,汉画像就其制作的过程和表现方法而言,属于雕刻的范畴;但就其整体的艺术形式而言,又属于绘画的范畴,因此,人们将其命名为汉画像石,简称“汉画像”。

汉画像分布范围及类别

  汉画像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就地域来说,有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地;就具体场所而言,则有石祠堂、石阙、墓穴、石棺、石桥、石壁、石井栏等,其数量繁多,约在数千块以上。

  就内容来说,汉画像可分为七类。分别为:

  第一类:天地鬼神。大多为宫殿、宗庙、祠堂、墓葬中的画像石,其刻画目的在于“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具体而言,其中有刻画含有赤鸟图像的太阳和含有蟾蜍图像的月亮;有包括北斗星和牵牛星在内的各种星座,如《东宫苍龙星座》《北斗星君》等,有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北斗大帝、雷公、电神、风伯、雨师、嫘祖等,如《女娲伏羲交尾图》《王母赏月》《穆天子拜会西王母》《人祖高禖》等,反映的是人们对自然神和禖神的信仰与崇拜。

  第二类:祥瑞图腾。主要题材有虬龙、朱雀、白虎、双鱼、双头鹿、双头鸟、谷纹圭、连理木、大熊等,如《人面虬龙》《凤求凰》《年谷熟》《隋侯得珠》《丹雀衔九穗禾》等画像。在这些图案旁边,往往还刻有一些寓意吉祥的文字,如双头鸟旁刻有“王者德及高远则至”,谷纹圭旁刻有“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则至”,连理木旁刻有“王者德纯洽,八方为一家则连理生”等,其目的在于宣扬“天人感应”的思想。

  第三类:帝王圣贤。如《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高祖斩蛇》《柳下惠坐怀不乱》《伯乐相马》等,其目的在于追慕先贤,劝善惩恶。所谓“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汉·王延寿《鲁殿灵光赋》)其意在推行有利于统治的行为规范,使“三纲五常”深入人心并化作自觉行动。

  第四类:忠臣烈女。包括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事迹,如《义乌感孝》《管仲射主》《荆轲刺秦王》《狗咬赵盾》《陵母伏剑》《七女大战咸阳桥》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完璧归赵》《二桃杀三士》《刘媪梦蛇》《杯弓蛇影》等。

  第五类:车马出行。自西周开始,官员出行所乘车辆、所着服饰均有定制。汉画像中有不少是反映主人出行的场景,以此来表示墓主的身份和地位。

  第六类:飞禽走兽。在农耕社会中,飞禽走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生活资料,因此在汉画像中多有出现。如《百兽率舞》《狮子王》《熊兕斗》《狐假虎威》等。

  第七类:生活百态。汉画像是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找到耕田、狩猎、征战、和亲、讲经、宴饮、乐舞、百戏、讲学、献俘等场景。如《单于观乐》《黄公斗虎》《孔门弟子候师图》《端灯侍女》《执盾门吏》《建鼓乐舞》等。

  总之,这些描绘在石头上的画像,形象地反映了汉代自庙堂宫廷以至达官显贵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取向。不仅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而且能够为绘画提供有益的借鉴。正是由于汉画像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因此自传拓技术发明之后,画像石拓片就成为历代学者研究、收藏、鉴赏的对象。

鲁迅与汉画像之缘

  1912年5月,鲁迅随国民政府教育部来到北京之后,由收集碑刻拓片开始逐渐接触汉画像。

  1913年9月1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鲁迅对这些汉画像拓本极为喜爱,专门在一张纸上一一列明题目、所在地、著录情况,并特意注明:“以上十石在山东图书馆,尚有十七石在学宫。前十石胡孟乐自山东来,以拓本见予。”这可以算作鲁迅收集汉画像的开始。

  1915年之后,鲁迅逐渐将搜集金石拓本的兴趣转移到汉画像上来。

  1915年4月11日,鲁迅自琉璃厂买到马槽画像石拓本1枚;25日,买到《射阳石门画像》等拓本5枚。5月1日,买到《渑池五瑞图》1枚、杂汉画像4枚、武梁祠画像并题记51枚;9日,买到汉石刻小品拓本3枚、汉永建五年食堂画像1枚;16日,买到《文叔阳食堂画像》1枚、武氏祠新出土画像1枚、不知名画像1枚;23日,买到济宁州画像1枚;30日,买到《李夫人灵第画鹿》1枚。10月30日,买到《郭氏石室画像》10枚、《沂州画像》14枚、《食斋祀园画像》《孔子见老子画像》各1枚以及《纸坊集画像》、不知名画像各1枚。

  1916年之后,鲁迅购买汉画像的次数更为频繁,直至1918年方告一段落。

  除了到琉璃厂一带购买汉画像的拓本,鲁迅还托人到画像石的原地寻访或拓印。在一册《金石杂件》手稿中,有鲁迅开列的请人代为搜集、拓印汉画像的目录,上面记有山东济南、曲阜、兰山、嘉祥、金乡、济宁等14处及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汉画像石的情况,同时注明对拓本的具体要求:“一 用中国纸及墨拓。二 用整纸拓全石,有边者并拓边。三 凡有刻文之外,无论字画,悉数拓出。四 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1916年1月12日,鲁迅收到汪书堂代购的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共117枚,其中有汉画像10枚、嘉祥画像10枚、汉画像残石2枚。

  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在得知鲁迅搜集汉画像的消息后,便主动到鲁迅住处推销。1915年9月1日,敦古谊派人送来一批汉画像拓本,因未有中意者,鲁迅未购;10月4日,富华阁给鲁迅送来出自嘉祥、汶上、金乡一带的汉画像拓本137枚,虽拓印效果不佳,但因其价格合适,鲁迅便以14元全部购入;11月24日晚上,师古斋给鲁迅送来一批拓本,鲁迅从中选购了端方匋斋所藏的汉画像残石拓本1枚。值得一提的是,这枚拓片没有收入端方的《臧石记》,鲁迅特意在日记中做了说明。1919年6月1日,敦古谊帖店给鲁迅送来石刻拓本,鲁迅选购了《忠州石阙画像》6枚,此画像又称《丁房阙》,鲁迅明知为唐代画像石,但仍决定买下,同时还买了1枚《杨公阙》。

  鲁迅的同事、朋友对鲁迅搜集汉画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或是赠送拓本,或是推荐给鲁迅购买。如1917年2月5日,鲁迅和教育部的六位同事到故宫午门察看设立京师图书馆一事时,同行的王叔均赠给鲁迅《李业阙》拓本1枚、《高颐阙》拓本4枚,汉画像拓本25枚、檐首字24枚;5月16日、21日、31日,鲁迅的老同事、曾任教育部视学的杨莘士分三次寄赠鲁迅汉画像拓本,其中31日所寄者有济南金石保存所所藏汉画像拓本10枚;1918年11月20日,鲁迅的好友陈师曾将梁文楼所藏汉画像拓本介绍给鲁迅,鲁迅从中选购了其中的《贾公阙》1枚;1920年4月8日,鲁迅收到好友许寿裳寄赠的《嵩山三阙》拓本,共5枚。

  鲁迅收藏汉画像,并不是出于考古学和社会学的考虑,而是着眼于其美术价值。汉画像中那流畅奔放的线条,那栩栩如生的物象,那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美术的角度,肯定了汉画像的艺术价值。在《看镜有感》一中,鲁迅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提倡美术》一节中也说,鲁迅“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正是基于以上这样的判断,鲁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收集汉画像及唐代的石刻图案拓本。现存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片共700余幅,其中山东汉画像有340余幅,河南汉画像320余幅,四川、江苏、甘肃等地汉画像40余幅。

  除了搜集汉画像的拓本,鲁迅还对这些汉画像进行了专门研究,包括确定其名称、所在地、形制、内容、著录、保存地点等。在鲁迅手稿中,有大量关于汉画像的说明文字,如《李家楼画像》,鲁迅的说明文字为:“平刻。高二尺五寸,广三尺三寸。左右□缘,中分二区。左兽环,右一人拱立右向。无字。”再如,《食斋祠园画像》,鲁迅作了这样的说明;“石高二尺二寸四分,宽一尺二寸八分。四角经磨蚀,略作椭圆形。象高一尺六寸五分,字径一寸五分。分书‘食斋祠园’四字,在象左侧。”再如,对于《武氏石室新出画像》,鲁迅说明文字为:“右武氏石室新出画象,凡九石。一石上下俱漫泐,中有‘武氏祠’三大字,八分书。一石上有兽首,口衔大环。与射阳石门画象同。一石上层二人骑马前后行,下层漫泐,中层似有题字五行,不可辨。余俱作人马宫室形,无题字。”

鲁迅拟议中的《汉画像集》

  鲁迅早期的汉画像收藏,以山东出土者为最多。在对这些汉画像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鲁迅一度决定编辑一部《汉画像集》,并拟定了目录。鲁迅所拟的这份目录,大致是在1926年8月离开北京之前完成的,共分七篇十五卷,现分述如下:

  第一篇为阙。阙为古代祠庙和陵墓前竖立的石头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由于中间空缺,故名阙。该篇分为两卷,包括山东费县的南武阳阙,四川新都的王稚子阙,河南登封的太室阙、少室阙、开母阙,山东嘉祥的武氏阙,四川雅安的高颐阙,四川德阳的司马梦台神道阙,四川渠县的沈君阙以及四川忠州的丁房阙。

  第二篇为门。门即石门,共一卷,包括江苏射阳的聚石门画像,山东蓬莱的李夫人灵第门画像。

  第三篇为石室。石室即墓室,多刻有画像。该篇分为三卷,包括山东肥城的郭巨石室画像(亦称“孝堂山石室画像”),山东金乡的朱鲔石室画像,山东嘉祥武宅山武氏祠石室画像。武氏包括武梁、武斑、武荣,画像分布于右室、前室、后室、左室等处。

  第四篇为食堂。食堂即飨堂,是在祠墓前所建的祭神堂所。该篇共一卷,包括山东鱼台的永元食堂画像,山东济宁的永建食堂画像、寿贵里文叔阳食堂画像。

  第五篇为阙室画像残石。所收录者为散落于各地的残杂画像,分为四卷。

  第六篇为摩崖。摩崖为刻于山间崖壁上的画像和文字。该篇共一卷,包括甘肃成县的黾池五瑞画像,山东沂水鲍宅山的凤凰画像。

  第七篇为瓦甓。瓦甓即刻在砖瓦上的画像,分为三卷,鲁迅没有列出细目。

  由上述目录可以看出,鲁迅的确是想就自己的收藏,编成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汉画像集》。而且,鲁迅对此一直念兹在兹。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随身就携带了部分汉画像的拓本继续进行研究。12月31日,鲁迅在《厦门通信(三)》中对李小峰说:“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搜集汉画像虽不如在北京时便利,但仍未曾忘怀。11月30日,鲁迅托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到有正书局购得《汉画》两册,鲁迅翻阅后大为失望,称其“甚草率,欺人之书也。”这也说明,鲁迅自信能够编出一部有水平、有价值的《汉画像集》来。1929年3月23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

  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鲁迅对汉画像艺术的主张

  对于汉画像,除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之外,鲁迅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为新兴的中国木刻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他主张将汉画像艺术与中国新兴版画相融合,创造出既继承传统艺术又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1927年12月15日,鲁迅的青年朋友、画家陶元庆带着立达学园的学生来到鲁迅家中,选取了一部分汉画像拓本,在该校的绘画展览会上展出。1928年6月1日,陶元庆和钱君匋来到鲁迅家中,谈到在书籍装帧设计中采用古代铜器和石刻中纹样的设想,鲁迅大为赞同,“认为可以试探一下。因此,他就想到所搜集的许多汉唐画像石的拓本,说:‘我所搜集的汉唐画像石的拓本,其中颇有一些好东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部分借鉴,现在时间还早,不妨拿出来大家看看。’说着,便端出一大叠拓本来,由于幅面很大,必须铺在地上才能看到全貌,楼上地位较窄,铺不了多少,便改到楼下客堂里,把这些拓本铺了一地,随铺随作解释,娓娓动听,铺了一层又铺一层,我们一时目不暇接,只能肤浅地浏览过去”。(钱君匋:《我对鲁迅的回忆》)

  1935年2月4日,鲁迅在致青年木刻家李桦的信中说:“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结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9月9日的信中又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由此可见,鲁迅收集汉画像的目的,一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美术遗产的热爱,二是对这一宝贵遗产的传播与弘扬。

  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出版,鲁迅念念不忘的也是设法将自己收集的这些汉画像印成画集,让更多的人分享。

  1934年3月6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到汉画像时说:“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在3月24日的信中又说:“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在4月9日的信中,鲁迅再次提到编印画集一事:“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鲁迅的这一动议得到了姚克的支持,并表示可以把鲁迅所写的说明文字翻译成英文,以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4月22日,鲁迅在复信中说:“石刻画象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译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6月9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鲁迅还想请台静农在北平代为收集拓本,一是补充自己收藏的不足,二是替换拓印效果不佳者。

  1935年初,鲁迅在得知河南南阳一带有大量画像石出土,立即托人搜集购买相关书籍,请人拓印原石。

  1935年11月1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再次提到了编印《汉画像集》的计划:“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象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

  蔡元培在《记鲁迅先生轶事》一文中曾说:“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辑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

  令人欣慰的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将《鲁迅辑印艺术图录全集》列入该省重点出版规划,该书分为8卷,即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录了根据鲁迅先生拟定目录的《汉画像集》,从一定程度上说,算是了却了鲁迅先生当年的一个遗愿;同时,也是对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85周年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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