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他们照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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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1992年4月5日,北大朗润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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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2003年7月31日,上海大学乐乎楼

    资深出版人张昌华以一手资料独家讲述他与大师们的结识与往来。状写风貌、叙说缘分。他对珍贵瞬间的捕捉,得以让点滴往事重现。

    金克木(1912—2000)1992年4月5日,北大朗润园寓所

  金克木、季羡林与张中行被称为“燕园三老”,后来有人将邓云乡(1924—1999)先生也列入,称“燕园四老”。

  金克木先生我见过两次,一次是90年代初,尾随北大商金林教授一行去串门子,毫无目的,一睹大教授的风采,“拜佛”而已。我见金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没有睹到“丰采”,但领略到比丰采还略胜一筹的“精神”。金先生寓所与季先生比邻:朗润园。他的寓所与季、张两位一样:白墙水泥地,朴而俭,甚而有点“陋”。我们只在客厅里拜会先生,不好意思提出参观他的书房(还不知有否)。客厅较杂乱,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只放杂物的木柜斜戗在墙角,柜上端堆满线装书,柜的壁侧与墙体间拉着一根绳子,上挂着一条边角已破损的毛巾。小折叠椅上还放着围棋盘,一堆棋子散落盘中,不知与哪位高手对阵过。

  记得商教授一见先生便介绍我们,说是“刚从季先生家出来,慕名来拜访您的”。金先生笑了笑,伸出大拇指,说“季先生是大学者”,旋伸出小拇指说“我是这个”。那实在是先生自谦,他确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记忆中好像商教授请金先生题签什么的。金先生不知从哪儿翻出一支秃头毛笔(他大概没配备文房四宝吧),向我们亮了亮说:“这是我继承的遗产,我外孙女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那时刚在出版界“出道”,怯场;也知自己“腹中空”,不敢与先生对话,怕万一说出一句不靠谱的话来贻笑大方。我静静地在一侧打量先生:个头不高,不修边幅,一身深蓝色中山装穿在身上不大熨帖,稀疏的白发很有个性地翘在头顶;不过,那宽边眼镜里透出的两只眸子亮而有神,显出干练与精明。因是礼节性拜访,去者又多,打个照面寒暄两句便鞠躬告辞了。先生讲礼数送到楼下,一位朋友还为我俩合了影,都穿的是土巴拉叽的蓝中山装。几年后,我在访季先生时又便道去了一次,目的是想为先生照张相。天不作美,人不争气。胶卷没被装上去,让金先生白忙一阵。

  实在遗憾,金克木先生在学界也是座“山”,我们在他的足下徘徊、仰望,竟没有登览——出他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社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出,自立锅灶,穷得捉襟见肘,那日月只知赚钱、赚钱、赚钱。出琼瑶、出金庸、出纪实文学,绝少心思用在出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积累上。直到90年代初,出版社家底渐厚始有起色。记得当年为季羡林出“自传”时,我想到金克木,奈何,选题没通过。

  刚触到新千年的门槛,金先生便作古了。为金先生出书的念想,直到我退休后一年始实现。社里出一套《大家散文文存》,一口气出了二十五部,两个效益均好,名噪出版界。这才把出金先生的书提到议程。社里决定由我选编。我从“南图”搜罗到他的全部散文。先生的散文与花木鱼虫无关,多为学术性随笔。通览一遍,始知有眼不识泰山之憾。先生的学术文化随笔“精骛八极,神游万仞”。文思徜徉中外,思古接今,涉及哲学、宗教、文学、历史、文化和天文,涵盖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先生每文必道古今,谈天说地,落笔便出入经史,旁征博引,一如天马行空,把学术论文散文化,深文大义通俗化、趣味化。大俗又大雅,曲高和不寡。先生的《倒读历史》出版后反响不俗。

  读其文,念其人。金先生是“怪杰”。云其“杰”,大学者也;曰其“怪”,小学生也。金先生只有小学学历,类属“草根学者”。

  先生是安徽穷乡僻壤田埂边走出的孩子,十七岁便萍飘到北京当“文丐”,靠啃“报屁股”维生,地道的“煮字疗饥”。当年衣履不周,三餐难继,仍栖身红楼檐下,在北大蹭饭(旁听),晚上无处眠宿,与老乡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用以“金”克“木”的精神,完善、成就了自己。

  我在编书时,发现有篇《一点经历》,始知先生做学问的秘诀。18岁那年,他在北大图书馆“打零工”,当临时图书管理员,始有读书之机。某日,见一衣着落拓穿长袍者,持金克木心中大名人致图书馆长手谕,欲借馆藏中某善本、某珍籍。金请示馆中资历长者,长者见那人不是北大的,拒借。那来者索回书单扬长而去。金克木在返还书单时默诵他开列的书名,迅速记下,反复揣摩这一堆不同类别书中的某种关联,不得。复请教馆内资深同仁,顿有所悟。后来先生戏说,他是在“偷”学问。读罢,我觉得金先生也是在给读者上一堂“无言之课”。

  2004年末,我在京与金先生哲嗣金木婴敲定《倒读历史》定稿本时,好奇地问木婴《一点经历》中那位写介绍信的大名人和借书者究竟是谁。金木婴说:“写条子的应该是胡适,借书的是刘文典。”我说:“就是那个与蒋介石斗嘴,疾呼‘大学不是衙门’的刘文典?”金木婴点头。

  说来有趣,胡适、刘文典和金克木都是“徽骆驼”。

  钱伟长(1912—2010)2003年7月31日,上海大学乐乎楼

  人生中有许多“偶然”,我有缘一睹“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先生即是。2002年我参与人文电影《百年毓琇》(顾毓琇)文学剧本主创工作,赴美拍完外景资料后,回国采访传主顾毓琇同时代的一些师友,钱伟长先生即是重要的一位。他们同为清华人,又是无锡同乡。

  上海求贤若渴,1983年,时年七十的钱伟长应邀出任上海大学校长。我们采访时,他仍在上海大学校长任上。作为教育家,钱伟长从1948年带研究生一直到2005年,几近一个甲子,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钱老晚年一直以校为家,住在乐乎楼一个套间,是学校的招待所。那天,他穿着红色夹克衫,不戴老花镜,不用助听器,精神矍铄,显得年轻,面对摄像机镜头,应对导演王一岩的提问,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连水也难得喝一口。他的乡音较重,语速较快,是一位善于语言表达、谈锋甚健的长者。

  不过,他思维活跃会“跑题”,谈着谈着,便把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上;他谈顾毓琇,似乎还没有谈自己多。他没有谈年轻时代“过五关,斩六将”,如何作博士论文《薄壳薄板的内禀理论》,没有谈爱因斯坦对他的赏识和由他论文获得的启发;也没有谈及因言获罪戴上大右派帽子的冤屈和“文革”中的“牛棚”血泪。他只谈他童年的苦乐,谈他家学的渊源和励志的豪情。声音抑扬顿挫,兼辅以手势,让我们一群采访者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是无锡七房桥人,是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后裔,生在世代书香又清寒的家庭。祖父是晚清秀才,教书先生,父亲也是教书匠。十六岁时丧父。五岁时便随四叔钱穆读书,由四叔抚养长大成人的。他自豪地说:“我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完全得益于四叔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我小时候读古书多,四书五经都会背,《三国演义》也会背,文科好,数理化不行。”“1931年我考清华,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我写了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出卷老师想改改不了,给了一百分。”说到这儿,老人特别兴奋,把手臂伸起来,像接捧奖杯似的。又说,考历史,题目是问二十四史有哪些,各有多少卷,作者是谁,谁注释的,我全答对了,又得了个满分。转而,声音低沉了些,他苦笑了一下:“但是数理化和英语,总共得了25分。英语从没学过是零蛋。我全靠文科进了清华,听从四叔的建议读中文系…….”

  “那您后来怎么弃文从理了呢?”编导适时插问。

  钱老说:“没几天,‘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了。我是爱国者,我火了,我下决心转系,学工科,造飞机大炮,强大祖国。”

  “转系很容易吗?”

  钱老淡淡一笑:“我找系主任吴有训,吴先生一看我的数理化成绩直摇头。他禁不住我的纠缠,说让我试读一年,说如果数理化都过70分,就同意。”“我就拼命学,除了吃饭睡觉,就看书。一上来不行,底子太差。后来逐渐好了,几个科目都在80分以上,吴先生就同意了……”

  对钱老的音容,我记忆犹新。我惊叹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记得钱老在讲这一段时特别兴奋,虽是九十高龄老人,激动时身子在沙发中挪动,有种骚动感。特别是喜欢以不同的手势辅助语言,肢体语言丰富极了。

  据资料,上世纪30年代清华物理系名师荟萃,周培源、萨本栋、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出高徒不是虚言。1935年钱伟长本科毕业,被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研究所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同时又考取清华物理系研究生。1938年,他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专攻弹性力学,旋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火箭、导弹弹道研究。1946年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清华执教,与钱学森、钱三强同享中国科技界“三钱”之誉。

  钱伟长曾是全国政协(六至九届)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他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爱国的,国家在我眼中高于一切。国家需要什么,我就搞什么。”

  (本文摘自《我为他们照过相》,张昌华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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