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老外的“国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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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文献《西汉同文法》扉页 作者供图

  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来华者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国长袍马褂客死异乡者。人们喜欢探究来华汉学家身上的中国情结。考察这些来华西方人的生活与著述,我们深感,他们身上有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情结,而是长期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形成的“国学”情结。

  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从《论语》中找到渊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要求自己像中国的君子一样为人处事要有敬畏之心。另一位美籍汉学家Chauncey Goodrich,中文名字为富善,既可以视为直接意译自goodrich,也可以理解为辗转取自《论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富而好礼,就是富且善,是他所崇尚的人格理念。

  第二,书名往往出自国学经典。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寻津录》(1859),欲为来华的西方人指点迷津,帮助他们找到汉语学习的最佳路径。对于熟读儒家典籍的威妥玛来说,以“寻津”为名,与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寻津、问津的典故遥相呼应。威妥玛的另一部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867),其中“自迩”取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汉语学习要从基础开始,从身边做起,巧妙截取化用中国儒家经典名句而成书名,显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熟稔。

  第三,著述扉页不乏国学经典名句。英国汉学家马礼逊《古汉语译文》(1815)扉页上的“入境而问禁 入国而问俗”来自《礼记·曲礼》。威妥玛《寻津录》的扉页上印有“泰山不让土壤 河海不择细流”,语见《史记·李斯列传》“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英国汉学家罗存德(W.Lobscheid)在所著《英华字典》(1867)的扉页上印有“子曰:‘辞达而已矣’”,来自《论语·卫灵公》。英国人萨默斯的著作《汉语手册》扉页上刻有“孟子曰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见《孟子·离娄章句下》,意思是广博地学习,详细地阐述,由此可以返回到能说出其要点的境地,希望人们不仅要博学,而且要精学。以上引用,都渊源有自,只有熟悉儒家经典、国学素养深厚的学者,才会乐于引用,熟练并准确地引用。

  在扉页上刻有最多国学经典名句的是法国汉学家童文献的《西汉同文法》一书。其中五句文言文,绕书名一周,其内容对于治学做人均有涉及。左侧为“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一行字,右侧是“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书名下端自左向右为“子谓子夏子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一行字,以上三句均取自《论语·雍也》,对君子与智者的治学为人的标准均有涉及;书名上端为“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一行字,语出《尚书·说命》,阐述了教学关系,道德养成途径等内容。书名下端还有一行小字,为“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论语·述而》,强调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事物,写书作文只需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随意创作。这恰恰表明了作为著名汉学家的童文献在写作《西汉同文法》时的态度,即继承古人而不妄做发挥。一纸扉页,荟萃经典名句,各种表明心志,国学修养之深可见一斑。

  除了引用儒家经典,来华汉学家也喜欢引用俗语。比如文林士在《中国隐喻手册》的扉页上就引了“要通古今事,须读五车书”这样的谚语。

  有时候,晚清的这些老外,不仅在扉页上留下现成的国学经典名句或者俗语,他们还翻新出奇,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人对事对文化的看法。马礼逊曾在《字典》扉页上强调自己的著述对好学深思之人将大有帮助,大赞自己的著述乃“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将这样极为正面的自我评价印在扉页上,也是西方人坦率性格的流露。

  法国汉学家顾赛芬在《法汉常谈》的扉页上径直采用对联的方式,表达自己沟通东西方的豪迈之情。左侧上联为“比事属词惟望东海西海通声气”,指明该书为跨文化交流而作;右侧下联为“黜华崇实敢矜大珠小珠落玉盘”,对自己著作的水准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横批为:“开卷有益异言无讥”,希望阅读者能有足够开放的视野和胸怀。

  还有一些汉学家,将现成经典名句与个人感受都呈现于自己著作的扉页。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即如此。其所谓“取之精而用之宏。诚哉斯语!兹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无非期为博雅君子之一助尔”,第一句语出《左传·昭公七年》,原为“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后世多将“取精用宏”喻为从大量的事物中取其最好的,有博观约取、去粗取精之意。后几句则介绍了《汉英韵府》的成书方式为“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

  为什么晚清的来华汉学家会如此注重引用经典,附会经典?他们刚到中国,初来乍到,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无论是著述者还是刻书者都急于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著书立说,强调中国经典,尤其以扉页语录的方式示人,足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当然,这期间也表现了西方学者对国学经典深深的认同感。于是无论为自己起名、为书作命名、扉页上刻警句,都会让人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尊崇和推重。

  当然,汉学家因为学术派别宗教派别的不同,对中国经典又有认同程度的差别。比如十九世纪法国汉学在欧洲为翘楚,其中的代表人物熟稔中国国学经典,对其表现出更强的认同感,童文献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汉学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国学经典名句,跟他们的中国老师或者中国助手不无关系。比如威妥玛跟随中文教师应龙田学习汉语14年,并于1861年完成了《论语》的英译本,这也保证了他能准确使用中国经典名句。

  (作者:李海英,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著述考”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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