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使节的司马相如——浅谈司马相如对开发西南夷的贡献

  司马相如为后人所铭记并津津乐道的,是其“不似从人间来”(扬雄《与桓谭书》)的大赋作品,还有他与卓文君极富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而相如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功”,即他在汉武帝一朝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却被这“文学”的光芒遮掩,有意无意中被人们淡化,甚至是忽视了。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汉书》之记载(两书文字大致相同。本文引文依《史记》,所据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3年9月版),除了收录其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外,两书所载相如主要的事迹,便是其在通西南夷中的所作所为。

  西汉时期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理之前,这一地区有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或王国。尽管这些族群渊源不同,但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多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说,他们或耕或牧,文明进程较中原地区要滞后得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西南”是相对于巴蜀而言的,《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晋灼云:“南夷谓犍为、牂牁。西夷谓越巂、益州也。”(卷五十七)因为地缘关系,西南诸部族与巴蜀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巴蜀二郡自然便成为西汉开拓西南夷的基地。

  秦统一六国之前,西南夷和中原地区就已经发生联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楚威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等事。西汉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加之北方有强悍匈奴的困扰,很长时间内无力顾及西南边疆。即使如此,从《史记》记载中我们知道,虽然中央政权尚顾不上西南夷之事,但民间贸易仍很活跃,“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马相如列传》中提到的“临邛富人”卓王孙及程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卓王孙的八百家僮,绝不是仅供洒扫之用的使唤下人,而应当是其组建的私人商队。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为各方的互相接触和了解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且,贸易过程中所积累的有关地理、气候、语言、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也是日后朝廷打通道路、实施行政管理等所必需的信息资源。

  司马相如是蜀郡人,在蜀地生活多年,正是得益于这种环境,他对西南夷才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是其日后能够受到武帝信任,并奉命出使西南夷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览相关史料记载,作为使者的司马相如,其贡献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武帝西南夷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中的大事件之一,是派唐蒙出使夜郎并设置犍为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犍为郡,是西汉王朝在西南设置的首郡,其意义重大。

  汉武帝派唐蒙通西南夷的初始动机,是为讨伐南越开辟新的通道。但由于事关重大,且相关信息不足,汉武帝对此还是十分谨慎,广泛征询各方看法。这其中,相如的意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载:“是时邛、莋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莋、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

  从《史记》的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通西南夷问题上,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信任有加,十分重视其意见;而相如对武帝的决策,也是积极拥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相如对西南夷的了解,应该是在众人之上,得到了包括武帝在内的朝中人士的认可。否则,一个低级郎官的意见,怎会让帝王重视并采纳?《史记》中多次讲到相如在通西南夷一事上的表现,说明司马迁对其所起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从《史记》体例讲,司马相如的传记置于《西南夷列传》之后,这一安排本身,也意在强调司马相如与西南夷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司马相如之所以在《史记》能够单独立传,主要是由于他在通西南夷中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几篇文学作品。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细述相如通西南夷事,意含讥刺,对其助推汉武帝开边敝民不无批评。如清人金锡龄云:“太史公作《司马相如传》,人第以为取其文词足以卓绝一时,而不知《史记》此传,编次于《西南夷传》之后,别有微意。盖以汉武承文景之统,不能法其恭俭,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遂为天下大害。至开西南夷一役,启汉武之雄心者,自唐蒙发其端,而司马相如助成之。……然则西夷、南夷之通,实相如迎合武帝之意而赞成其事,卒之民困财耗,与穷兵匈奴,轻开边衅者同。太史公推原祸本,不能不归咎于相如……”(《读〈史记·司马相如传〉》)金氏对司马迁的理解,或许不无道理。《史记》一书对汉武帝开边等政策多有批判,这是较为公认的看法。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汉武帝拓边对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奠定了日后中国的基本版图,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今天对司马相如助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功,应持肯定的态度。

  二、临危受命,平抚民怨

  唐蒙通西南夷时的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所治这条道路,自僰(今四川省宜宾市)通北盘江,难度极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史记·平准书》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这种消耗不免增加民众负担,加上唐蒙“以京兴法诛其渠率”,导致“巴蜀民大惊恐”。武帝知悉后,“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作为朝廷特使,到蜀地安抚百姓,自然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史记》仅收录了他为此而作的檄文一篇(后人称为《喻巴蜀檄》)。相如重回蜀郡,也实地体察到了蜀中父老对开发西南夷的真实看法。在大多数蜀中百姓看来,通西南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观点,当时带有普遍性,当政者中不少人也持同样观点,“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唯大臣亦以为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这种情况,相如又作了一篇辩难文字(后人称为《难蜀父老》)。在《难蜀父老》一文中,相如假托使者之口,围绕君国、巴蜀、西南夷及中原的相互关系立论,反映了他对开拓西南边疆的认识。

  今天重温相如《难蜀父老》的这段文字,仍能感受到其“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的力量:“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总体来说,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通西南夷的意义,同时,对蜀地人民的沉重负担,也表达了同情和抚慰之意,体现了相如的政治智慧及人文关怀。最终,相如以其亲民的态度、超人的远见和辩才,说服了蜀中父老,将他们的忧虑消弭于无形,进而理解并支持朝廷的通边大业。“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蜀郡是汉代开发西南夷的前沿基地,蜀中百姓的支持,无疑为汉王朝的拓边大业提供了稳固的后方。

  三、建节往使,略定西夷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汉武帝在听取相如对西南夷的看法后,很赞同其观点。元光五年(前130),“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莋、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分析《史记》所载可以发现,相如这次出使,规格很高,阵容庞大,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使命。

  首先,他被任命为“中郎将”(《西南夷列传》中写作“郎中将”,王念孙等认为,当以“中郎将”为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卷十九上)可见,中郎将是一个与太守相当的很高的职位,所以,相如至蜀时,“蜀太守以下郊迎”。其次,“建节往使”,即持天子所颁符节前往。可以说,是天子的全命大使,有相当的权威。第三,其副使三人,亦均非平庸之辈,都是堪当大任的外交高手。壶充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任大鸿胪。大鸿胪,为“九卿”之一,专掌少数民族事务。王然于、吕越人官职无考,但他们都多次出使绝域,成绩不凡,《史记》《汉书》中都多次提及。此外,司马相如此行的交通工具、所受地方官的重视等,无不显示出其使命之重大。

  西夷在秦时曾为郡县,汉初罢除,现在要重新设立,说起来要相对容易些。但事关领地问题,也决不会是易如反掌。史料所限,相如在这次出使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用了什么样的智谋,便“略定西夷”,其详我们已无从得知。但相如的工作卓有成效,史有明文,“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西南夷列传》)。无疑,汉武帝对相如的出色表现十分满意,“还报天子,天子大说”。试想一下,能使一代雄主汉武帝“大悦”,谈何容易?遍查《史记》,“天子大说”的记载,也不过寥寥数次。

  西夷略定之后,邛、莋、冄、駹、斯榆臣属汉朝,朝廷在此设置十余县,置于蜀郡之下管辖。自此,西至沬(大渡河)、若(雅砻江)二水,南至牂牁江的边塞都统一了起来。同时,拆除关隘,开通零关道,在孙水(安宁河)上架设桥梁,直通邛都(今西昌)。这其中,零关道的开通意义尤为重大。零关道是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大致由成都经今邛崃、雅安、芦山、汉源、西昌至大理。在大理与东线(即古称的“五尺道”,北起宜宾,南至曲靖;后又逐渐延伸至昆明、楚雄、大理)交汇。两线交汇后称博南道或永昌道,可通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国,成为连接南亚、西亚,进而可达欧洲的商贸和文化交流通道。

  西汉一代,通西南夷之事也有不少波折。元朔三年(前126),汉武帝听从公孙弘建议,罢通西南夷事,罢去对邛、莋、冄、駹的经营。但是,到元封二年(前105),“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冄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冄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样,从建元六年至元封二年,汉武帝基本完成了通西南夷的大业。

  古代能够承担出使异域使命者,不仅需要各种才能,更需要有超人的毅力,绝非易得之才。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一代雄杰曹操亦云:“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择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难也。”(《选举令》)《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汉武帝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卷六)。《册府元龟》称:“王者,文眀之治,既成于中,震叠之威,将加乎外,思布皇泽,必选奇材。若乃经略远夷,怀柔绝域,一介而往,单车载驰,赍三岁之粮,通百金之货,泛浮金没羽之水,历冱寒多雨之国,穷山川之源,览气象之异。至于饮食非类,言语靡通,道闭不开,兵阻攸隔,而能罔惮回远,志期宣导,莫不慎乃风操,奉其币帛,以结于欢好,以致其琛赆,至于死亡略尽,星纪屡周,握节而归,不辱王命,非乎心比金石,志在功名者,岂及此哉!”(卷六百六十二《奉使部·绝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出使绝域的艰辛,更是对“心比金石、志在功名”的使者的高度赞美。《册府元龟》还将司马相如、吕越人,与张骞等一并载入其中,亦可见其对相如评价之高。

  司马相如在事功及文学方面的成就,除了自身天才的一面,更得益于时代的影响。相如生当西汉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所谓的“盛世”,建功异域,立业殊方,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追求。张骞通西域,卫青、霍去病等远征大漠,都是彼时有志者追慕的榜样。终其一生,相如仕途淹蹇,职位不显,多数时候不过是帝王身边的侍臣、宾客,《史记》本传也讲到他因有消渴疾而“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但是,相如希望建功立业的大志,昭然于其言辞之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喻蜀父老》),这句夫子自道既隐含着他自己的期许,也说出了同时代人的心声。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中原王朝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历代对北部边疆的经营用力最多,那些驰骋在阴山南北抗击匈奴的英雄,更受史家的青睐,也更容易成为后世诗文、戏曲的主角;而在其他方向拓边的人物,其受关注的程度则大大折扣。但西汉时期,通西南夷也是汉武帝拓边的重要一环,其成功实施,将中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了澜沧江畔,开辟出被后人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南通道,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日后的版图。作为一介低阶官吏,司马相如所做的工作虽然只能是具体而微,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有超出同侪的见识,坚定地支持汉武帝的西南夷政策,并且作为使节深入其地,出色地完成使命,将西夷纳入汉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中。司马相如文学之外的这些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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