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鼎钧的名字,在台湾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后知后觉的我,认真关注王鼎钧先生和他的创作,始于《散文海外版》创办之初,至今将近30年。

初识鼎公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

  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读到了王鼎钧先生的散文《那树》,一下子就被紧紧吸引住了。《那树》描绘了街头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辉煌而又苍凉悲壮的一生。因为挡住了人的路,“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的大树被肢解和运走,绿着生,绿着死。深一层品味,会发现大树象征着执着而悲壮的人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求新求变、求物质享乐的时代,和人的情感上的恋旧念故,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冲突。作品全是客观的白描,看似平和、冲淡,其内里却翻卷着感情的波澜,是一首传统文化的挽歌。我所主持的杂志转发后,又收入了我编选的散文精品集中。

  2009年,我参加了海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著名作家韩少功言称自己早就是王鼎钧的“粉丝”了,“过去见到王先生的作品集或收有他作品的集子都会买到手”,“如果王先生到会,我肯定会把我收藏的王先生的作品集带来请他签字的”。“好作家都是寂寞的,但有了他,我们就有了标杆”。这次会议,使我对鼎公的散文创作从理论上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问及他的稿酬邮寄地址,他都指定祖国大陆一个人代收,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此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自与鼎公有了直接联系,鼎公嘱台湾尔雅出版社给我寄赠他的作品集。每每收到鼎公的作品集,我都很感动。很多名家,很少赠书与人,更少有邮寄赠送;台湾的书价较高,加之邮资,鼎公一再寄赠,显出他的豪爽。鼎公为人确实慷慨,刚到台湾那几年,他在广电公司资料室工作时,每月工资台币120元,他写稿挣些稿酬,供弟弟妹妹读书,每月每人50元台币,这兄长,应是很大方、很负责任的了。

  鼎公的散文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将我深深感动。他的青少年时期遭遇日寇入侵,民不聊生,这赋予了他敏锐、深刻观察体悟世事人生的特质。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描述这民族的灾难、心灵的创伤,其中有《红头绳儿》《一方阳光》《哭屋》《失楼台》《种子》等。《红头绳儿》中那黑里透红、能够发出苍然悠远声音的大钟,那正直而严厉的校长,那手指尖尖、扎着红头绳儿、消逝于飞机轰炸声中的小姑娘,作者那美好情愫的破灭,带给人心灵极大的震撼和感伤。

  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卷本自传《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鼎公所目睹和亲历的早已成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意识形态、个人恩怨是非的独特历史,“展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11年,我与新到出版社不久的张云峰社长谈及鼎公时,他委托我邀约出版鼎公的自传,张社长是人大博士后,我很佩服他的学术眼光和勇气,当然也很想为崇敬的鼎公当一回“责编”,当日就给鼎公写了约稿信。但三联出版公司邀约在先,鼎公很快就与“三联”签约了。张社长还想出版鼎公的日记和散文选集,因工作调动没有进行。没能为鼎公出一本书,尤其是与鼎公的传记失之交臂,这也是我编辑生涯之憾事。

拜见鼎公

  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2018年初夏到洛杉矶参加华文文学论坛,我很想借机去纽约拜见心中一直尊崇的鼎公。据和鼎公交往较多的纽约作家说,94岁高龄的鼎公精力不如以前,已经拒绝了好几位作家、学者拜访的请求。我试着给鼎公发了一封邮件。没想到,竟然很快收到了鼎公的回邮,用了“王鼎钧夫妇敬复”。看来,鼎公和夫人欢迎我到纽约。

  能够拜见鼎公是件幸事。我即刻下决心改变行程,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直飞纽约。其实,对于我这不通英语、第一次到美国的六十多岁的人,独自一人从美西南到美东南,飞行距离3400多公里,飞行四五个小时,确实也是有难度的。但我拜见心目中的文学大师的决心还是蛮大的。

  邮件往来中,当我提出可能有一东北籍作家陪我一起去拜访时,鼎公回复说:“欢迎您和东北的朋友同来。舍下简陋,不堪待客,咱们还是找个小馆聚聚。”(2018年6月10日邮)

  待我抵达美国后,又辗转收到鼎公邮件:“敬邀:6月29日,星期五。中午12时30分,与甘以雯女士餐叙,敬请光临。地址见下图:湾仔海鲜城(截图)。”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湾仔海鲜城门脸儿不大,一进门,就看到在门厅里站着的高大魁梧的鼎公,旁边是他的夫人王棣华和顾月华老师。高大挺拔的鼎公真好像“一座山”一般矗立在我的面前。鼎公外着一件米色夹克,里面是米色的格子衬衣,显得很洁净,洁净的长者,常常会增添我对其的敬重感。

  因饭店较小食客又多,能吃饭却不能久聊天,只能更换用餐的地方。鼎公听从了顾女士的意见,我们一起步行到不远处的喜来登酒店。拄着拐杖的鼎公走在前面,王阿姨、顾女士紧随其后。走出方几步,王阿姨掏出一张一元美钞,四处寻找着,说是刚才路上遇到的一乞者不见了,鼎公见到乞者总是会赠予的,鼎公也四下张望,终未见,不免有些歉然。鼎公是基督徒,王阿姨是佛教徒,夫妻俩一向乐善好施,形成习惯。对乞讨者施以援手,也折射出鼎公乐善好施的性情。

  从后面看着拄着拐杖的鼎公大步前行,我想到他从青年时代就经历过抗战的大迁徙,用这脚一步一步丈量过祖国的山河,抛洒过自己的血和泪,获取了宝贵的“生命体验”,并用艺术之笔将其真实地再现,以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良知,演绎了一个热血男儿在血与火时代的生死歌哭。

  熟悉喜来登酒店的美食家顾女士抢先定了四份中式套餐,鼎公的是红烧鳕鱼,王阿姨的是焖锅牛肉,我随顾女士要的是黑胡椒羊扒,另有西湖牛肉汤,鲜菌玉子豆腐,豌豆黄。饭菜很是精致,很是合乎大家胃口。鼎公的胃口也很好,可能也是多年军旅生活训练有素,一份套餐很快便吃得干干净净。我们四人都做到了“光盘”。

  鼎公一边吃一边说,没有什么客套话,似乎都是他很想谈、我也很想听的话题。先是谈了基督教、佛教,鼎公信奉基督教,对佛教也很有研究。

  很快谈到写小说,他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属《红楼梦》成就最高,“红楼”是复线结构,交叉着写人物和情节,“三国”与“水浒”就差了很多,“三国”里的故事,一个一个看着不错,就好像看放烟火,一个飞上天了,又来了一个,又飞上天了!互相没有内在的联系。不像“红楼”,一直穿插着进行下去……鼎公认真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他也出版过小说,不知他是否认真考虑过创作长篇小说?

  谈到身体,他说不想太长寿,不能走路了就不要活下去了,味蕾没有知觉了,也不要活下去……小孩子出生拍一拍,老年人去世摔一摔,老年人就怕摔,一摔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他很少应酬,很少出来。

  我内心有一个问题,即鼎公为什么一直没有回祖国大陆、回家乡?但甫见鼎公,张不开口。其实,鼎公对家乡的感情真挚而浓厚。他在《中国在我墙上》中写道:“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读中国全图。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山东仍然像骆驼头,湖北仍然像青蛙,甘肃仍然像哑铃……”中国在他墙上,他天天看得见;其实,中国一直在他心间。

  在《一方阳光》中,他描绘了厚墙高檐四合院的一个场景——“那一方阳光铺在我家门口,像一块发亮的地毯。然后,我看见一只用麦秸编成、四周裹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然后,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同时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咪呜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那就是我,和我的母亲。”这场景,可以说融注了作者最深切的情感,因为作者“现在,将来,我永远能够清清楚楚看见”这一方阳光……

  缘于理解鼎公对家乡的感情,我给鼎公精心准备了见面礼——两盒他家乡的山东日照毛尖。我带着这两盒春茶,从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再到美国东南部的纽约,这茶经历了一路的山山水水,经历了飞机、大巴的颠颠簸簸,也经历了初夏的热,不知这茶是否还是鼎公心目中家乡茶的味道?但这表达了我的心意和情感。

  王阿姨的手似乎不是很灵活,她伸出蜷曲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经伸不直了。她说,是多年剪花卉落下的毛病。我不明底细地问,是插花弄的吗?“插花?我是一直在花店打工,年纪大了,近两年才不做工了。”原来,鼎公夫妇并不富有,如今已七十好几的王阿姨过去一直在花店打工。说来也巧,2019年末我参加一次笔会,与一位自己开花店的女作家谈起花店,她满肚子苦水,她写作的散文《玫瑰刺》,描述了卖花女的艰难生活,犹如扎在身体里的一根刺,时常隐隐作痛,这种痛楚,可能会伴陪她终身。而王阿姨到美国后的工作,还不如这位女作家,女作家毕竟是自己开店,为自己打工,王阿姨是为人家打工,是花店雇佣的工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儿。整理一捆一捆的鲜花看着简单,甚至还能勾起年轻人浪漫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繁杂的劳作,一些美丽的花朵是有刺有毒的,扎在手上是疼痛难忍的。王阿姨凭靠蜷曲的双手,帮助鼎公供养四个孩子上学读书。凭靠创作实力和勤奋,鼎公会有一定的稿酬,但他从来没有参与、配合市场运作,他没有回过祖国大陆,对华文图书最大的市场,他淡然以对。据我所知,国内的名作家,都早已过上小康生活,除却版税、片酬,还有讲课费、出席费;祖国大陆机构团体和企业家“追星”,引得海外名家也纷至沓来,出书、演讲和光临各种笔会、论坛,收获满满……而鼎公,连祖国大陆几次举办他的作品研讨会,都没有亲临,当然也不会有其他收入。可汶川地震、祖国大陆水灾的捐赠活动,鼎公却积极参与,不肯“缺席”,他捐出自己签字本书籍参加“义卖”,每每引发众人抢购,收入交由主办方捐赠。

近读鼎公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

  2020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狠狠地撞击了人们原本平和、舒适的生活,社会被撕裂,人群被撕裂,灵魂也被撕裂。而96岁高龄的鼎公就生活于这场疫情的重灾区纽约,这不能不令我这个“粉丝”不时地念念想想,有时也将国人防疫的经验,尤其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张文宏医生的防疫语录发送给鼎公,除了介绍点防疫知识,相信鼎公也会喜欢张医生直率、形象而幽默的话语,希望在此际带给鼎公些许的安慰。

  一日,我看到纽约文友转发的鼎公新作《这恐怖的威胁,不料晚年又经历一次》,我马上阅读,并推荐给相关选刊。“这一仗,人类的终极武器是疫苗,研制疫苗需要时间,这期间要死多少人?以血肉长城争取时间,犹如中国的对日抗战。生死之间,联想美国的乐透大奖,中奖的机会很小,比‘陨石击中的机会还小’,还是有人要去买奖券,他心里想的是‘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文章写于4月纽约疫情最严重之际,鼎公的镇定、智慧和幽默,可见一斑!

  疫情下的纽约,可以说“黑云压城”,而老人是病毒首当其冲袭击的目标。鼎公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甚至更加奋力于华文文学的创作。这以后,我又在《光明日报》读到鼎公的几篇短文。

  2021年春,从万能的朋友圈看到鼎公散文集《春秋花果》分享会的信息,我即刻加入进去。3月4日晚,当从手机听到鼎公那浓重的山东话时,我很激动,鼎公仿佛就在眼前侃侃而谈——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写作可能为名可能为利,也可能为了出口气,都有,都不长久,即使勉强维持下去,也不快乐。只有出于对中国文字的爱,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讲到魂牵梦绕的中国汉字时,鼎公的情绪进入了高潮,激情澎湃、才华横溢、妙语连珠,我的心绪也随之沸腾……

  当编辑多年,每每阅读作品、接触作家,我很是注意作品和作家本人显露出的“情怀”。有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的人,其境界自然“高拔”,心胸自然开阔,其流露出的真情,往往能撼人心魂!

  一个小时的“分享”,令聆听的读者激动不已,大家纷纷提问。

  有读者问到鼎公对故乡最怀念的是什么?

  “看到你提出来的问题,我就想起家乡那一片田地,野外的田地。那时候发生对日抗战,我参加过游击队做娃娃兵……土堆起来很高,长满了野草,那些都是我们天然的阵地,我很想念那些泥土。还记得在电影《乱世佳人》里头,一切随风而去,女主角费雯丽弯腰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她高高举起那把土,大声宣告,只要有土!”

  我想到了鼎公的散文《土》,写的是一位患了“乡愁症”的游子,吃药、打针无济于事,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心一意要寻找丢失的装有故乡黄土的玻璃瓶子。找到了瓶子,终于“药”到病除。这人,尽管有些病态,但从他身上,折射出经历过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执着、坚韧的赤子之心,抒写出作者对故乡、故土的满腔真情。

  俗话说:不疯魔不成活,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科学巨人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者,不乏疯魔之辈,唯有此等痴迷投入才能终成大器,成就大业。96岁高龄的鼎公,身居异乡,却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将生命融进使用中国汉语汉字的文学创作中。几十年笔耕,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魂牵梦绕的是中国汉字!

  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爱,对故土中国的爱,王鼎钧先生的作品和人生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我坚信,王鼎钧先生作为卓越的文字记录者、创作者留下的作品定当传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融入传统,得以传承。一个葆有本色,葆有知识分子良知和品格的作家,一个大写的“人”,鼎公像一座大山般在我心中“矗立”着。

  (作者:甘以雯,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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