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韩滉与中唐江淮局势——读《朝廷、藩镇、土豪》

《朝廷、藩镇、土豪:唐后期江淮地域政治与社会秩序》,蔡帆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58.00元

  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的名画《五牛图》,被赵孟頫誉为“神气磊落,稀世名笔”。它的作者韩滉,既是知名画家,也是唐德宗年间的功臣与权臣。他在政坛的高光,与江淮地区密不可分。

  唐代前期,朝廷财政仍倚重关中地区。但安史之乱过后,战争所及的中国北方社会凋敝,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朝廷、藩镇、土豪——唐后期江淮地域政治与社会秩序》一书里,作者蔡帆指出,狭义的江淮是地理概念上的淮南江北地区,广义的江淮则是唐廷主要赋税区,包括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曾评论道:“安、史作逆以后,河北乱,淄青乱,朔方乱,汴宋乱,山南乱,泾原乱,淮西乱,河东乱,泽潞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借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东南之民,自六代以来,习尚柔和,而人能劝于耕织,勤俭足以自给而给公,故不轻萌猖狂之志。”

  韩滉“纾天子之忧”的功绩,大多来自主政江淮时代。作为名相韩休之子,韩滉以恩荫入仕,但一直命途坎坷。唐代宗年间,他出任户部侍郎,掌管国家赋税收入,《旧唐书》称其“储积谷帛。帑藏稍实”。韩滉既是能臣也是酷吏。对于作奸犯科的属下,他向来毫不手软,因此得罪许多人,甚至包括权宦鱼朝恩,故而《旧唐书》又说他“苛克颇甚,覆治案牍,勾剥深文,人多咨怨”。由于对下严苛又不恤百姓,加之卷入党争,韩滉遭遇低谷,离开政治中心,出任晋州、苏州刺史,又陆续出任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和镇军节度使。在江淮地区,他大展拳脚,在发展经济和训练军队方面取得不俗成就。

  在发展经济方面,韩滉并未急于理财或聚敛,而是着力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他一方面打击地方豪族、镇压起义势力,另一方面用严苛举措约束民众。譬如,为了让百姓安心务农,他铁腕打压屠牛者,将其处死后暴尸数日,并解释道:“草贼非屠牛酾酒,不成结构之计。深其罪,所以绝其谋耳。”此外,他还“安辑百姓,均其租税”,让对唐代意义深远的两税法在江淮良好运转。

  正如蔡帆在《朝廷、藩镇、土豪》一书里所言,两税法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方式,各州确定两税预算收入总额之后,根据地方官员俸禄和供军费用留下一定份额,将其余收入上供。相比于北方藩镇,江淮兵员更少、户数却更多,向朝廷上供的份额自然更有保障。

  在训练军队方面,韩滉打造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镇海军,为平定地方叛乱、拱卫唐廷和维护漕运立下大功。

  安史之乱时代,不少有识之士就担忧江淮地区军事力量的薄弱,在《与崔中书圆书》一文里,萧颖士曾说:“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将卒不相统摄,兵士未尝训练。”叛军并未深入江淮,但随后几年民乱丛生,肃、代、德三朝多达十余起。

  德宗建中二年,韩滉出任镇海军节度使,他着手整编各地军队,并招募了一批出身农民的子弟军,“强者习弓弩,弱者习排枪”。几年之间,幽州、成德、魏博、淮西等手握兵权的藩镇相继叛乱,奉诏平叛的泾原兵发动哗变,致使唐德宗被迫出逃,史称“泾师之变”。

  天子蒙尘之际,韩滉并未显露不臣之心,他迅速紧闭城池,切断驻地与叛军的联系,还参与了征讨李希烈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也又一次展示了手腕,大肆拆毁佛寺与古墓,用以修筑防御工事。固守辖区之外,韩滉没少为德宗排忧解难,时人赵元一的《奉天录》记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凭借镇海军的威慑力,韩滉维持了漕运畅通,让江淮成为德宗可以倚仗的大后方,为日后积累了政治资本。

  随着关中动乱平息,当年遭贬出朝的韩滉重归政治中心。在他治下井井有条的江淮已是唐廷不可或缺的财富源泉,这也令他有了过问朝政的底气。史载,“韩滉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他仍遥领镇海军节度使,同时兼管度支与盐铁。

  随后一件事,揭示了韩滉的权势,也让后人对他的权臣作派多有诟病。关中疲敝,户部侍郎元琇建议从江淮运钱应急。唐德宗应允,但韩滉坚决反对,认为运钱耗费太大,对国家不利。几番交锋过后,德宗唯恐得罪韩滉会令漕运中断,只得忍痛罢免了元琇。成功争权的韩滉则及时安排了江淮漕米运输,缓解了关中粮食危机。

  此事并未造成太大后果,但权臣好恶几乎凌驾于皇权之上,难怪《旧唐书》评价他“身未达则饰情以进,得其志则本质遂彰”。但这背后,是江淮对关中的经济和财富优势。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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