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

  记忆从来不太可靠,更何况是在怀念师友的时候。很多烙在心头的印记,自以为确凿无疑,其实是多年辗转反侧、不断剪裁修饰的结果。若没有日记或录音,说某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说了某句名言,那大都是经过岁月浸润,夹杂了某种个人感情。我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自然也在此列。

  我的朋友中,言必称鲁迅的有好几位,且引证时大都八九不离十。据说上一辈学者更厉害,可以当活字典信赖。到我这一辈,即便特别喜欢鲁迅,出过好几本研究专著的,也都做不到这一步。引鲁迅的话而能“出口成章”,这与鲁迅写作的“语录化”有关。不是所有名著都能被随意摘引且广泛流传的。就像《世说新语》中人物一样,鲁迅的许多言论让你过目不忘,关键时刻很容易涌上心头。

  大概是受研究对象影响,鲁迅研究者中,不乏提炼隽语佳言的好手。王富仁兄便是其中一位,他的很多精辟犀利的言谈,传播力远超专业论文。

  我与王富仁兄的交往,说多不多,说少不少。1984年秋北上求学,因老钱、赵园等师兄师姐的关系,我很快结识了富仁兄。记得80年代末,还曾一起定期到电影资料馆看内部片,说是拓展“学术视野”,顺便给杂志写文章。此外,就是朋友间聚会了。可惜富仁烟瘾很大,而我又天生“戒烟”,每次都尽可能坐得离他远点,因此也就漏过了不少富仁兄随烟雾喷出的佳句。尽管如此,还是有三句话让我不能忘怀。

  第一句的时间地点很确凿,那是1991年春夏间,山东大学中文系孔范今教授邀我们到济南、曲阜等地旅行讲学。有一天晚上,从大气候谈到小气候,还有自家学问前途等,大家不免感叹唏嘘。擅长自我反省的钱理群说到自家学问的局限,还有下一代的无限可能性,王富仁当场反驳:老钱,不要再说这样泄气的话了。我们这代人历经苦难,不断挣扎与探索,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将生命与学问融合在一起,后世学者不一定做得到。这是我们的强项,不改初衷,不求时尚,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金光大道”。此话深具历史感与思辨性,在座诸君很受鼓舞。二十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其中谈钱理群、洪子诚、王富仁、赵园、吴福辉那一章,我专门引述了王富仁此言,作为一代学人的标识(说不定还可以作为墓志铭)。

  第二句话不记得具体时间地点了,大约是9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某次朋友聚会,酒酣耳热之际,聊起新文化运动,富仁兄又高谈阔论起来:对于鸳鸯蝴蝶派,就是要打压,狠狠地打压,否则新文化怎么建立合法性?那些平等看待旧体诗与通俗文学的说法,纯属书生之见,平和到近乎平庸的地步。这话过于强调策略性,且完全站在新文化人立场,不太符合我对历史学家的想象。不过,这让我想起陈独秀“老革命党”的气质,“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三句话产生于2009年4月,我在北大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富仁兄欣然与会并发表精彩论文。会议空隙中,富仁兄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对于社会上各种借“国学”名义而泛起的沉渣,北大不能沉默,应奋起反击,这是你们的责任。别的学校随风起舞可以原谅,你们北大应该中流砥柱。若你们只顾书斋中的学问,不管沉渣如何泛起,总有一天,我连沉渣带这不作为的北大一起骂。

  如此自信、执着、激愤,确是斗士姿态。随着富仁兄这一代学人逐渐离开舞台,那种坚守鲁迅立场,是非曲直,棱角分明,兼及书斋与学问的取向,越来越少见了。念及此,格外怀念富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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