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关于韩高年的学术剽窃行为

  (一)

  商务印书馆新书《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演变研究》(2021),与我二十多年前一篇论文《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考略》主旨接近。细加比较,该书主要方法、研究对象与我的论文间存在抄袭剽窃关系。该书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高年教授,后文简称韩书。韩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演变研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拙文先是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8月)参会论文,全文(三万余字)打印本在会上提供给与会者,其梗概约两千字收入该研讨会论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我在梗概中提到:“要之,我国先秦两汉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持续千年、影响深远的文学史现象(指礼乐制度背景下一些特定文体的形成、用途及其在战国秦汉间制度变迁背景下的演变源流)。这个文学史现象处在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史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的‘交界’部位,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为这些领域提供一些新的认识角度、途径和重要结论。”此项研究具有很高难度和原创性(见后文),故上述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应验。

  拙文经缩写(约一万五千字,标题:《〈国〉〈左〉文体与王官之学》)发表在《新原道》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4),全文《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考略──兼谈《国语》《左传》的史料来源和成书情况》收录在我的专著《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上海三联书店,2004)附录部分,后文简称《春秋战国文体源流》。

  有必要搞清三个问题:(1)我此项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内容及其原创成分。(2)举证韩书中的剽窃行为。(3)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学术抄袭剽窃行为尤其是“高级剽窃”的认定标准,据此认定韩书是否存在明确无误的剽窃行为。

  (二)

  二十多年前,我注意到《左传》《国语》中存在一些相对独立且特征分明的记言记事短文。经逐篇分析,归纳出四种典型文体(讥语体、赞语体、劝谏体、问答体)。整理出《国语》典型文体分类本(190余篇)。在《左传》短文辑录本(1210篇)基础上,逐篇冠以标题,整理出《左传》短文标题本。经逐篇分析归纳出四种典型文体,整理出《左传》典型文体分类本(约561篇)。典型文体短文在《国语》中篇数占比约为百分之八十,在《左传》占比约为百分之五十。

  典型文体分类依据:兼顾形式与内容。讥语是对为政者败德劣政的批评。讥语和赞语体短文由二到三个部分构成:(1)讥语或赞语对象,(2)讥语或赞语判断及其说明,(3)讥语或赞语判断应验情况。劝谏体短文一般由三到四个部分构成:(1)劝谏原因,(2)劝谏言论,(3)是否听从劝谏的交代,(4)听从或不听从劝谏的结果。

  官学教育是礼乐制度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短文是西周及春秋时期官学教育中使用的教材。其褒贬立场善恶分明,具有明显的教材特征。其篇幅平均三百字左右,构成教学两便的课文长度。问答体短文同样具有教学两便的体式特征。在此意义上可称其为教材类短文。官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选拔官吏,官学教材主要内容是礼乐制度及其宗教观念和政权管理的具体经验、善恶原则。这个时期的官学教材还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

  为使上述工作具有更好的分析条件,我将《国语》和《左传》中四种典型文体分别辑录出来,逐篇放进四个表格(讥语体、赞语体、劝谏体、问答体),整理出“《国语》文体结构全表”和“《左传》文体结构全表”。这些表格属“量体裁衣”,故没有“削足适履”之处。以此为线索扩展研究范围,考察从先秦到汉代其他文献中是否存在同类现象。整理出先秦两汉三十余部相关文献的“短文辑录本”和“文体分类本”。从《左传》、《国语》到《新序》、《说苑》,相对独立的记言记事短文数量超过一万篇(具体数据在《〈国〉〈左〉文体与王官之学》注释部分),这些短文在这些文献中的篇幅占比约为百分之五十。这项工作规模很大,由我独立进行,历时两年有余(是我撰写论文时间的数倍)。由此获得此项研究中一些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数据。

  在《左传》、《国语》教材类短文(主要是讥语体、赞语体和劝谏体)与甲骨卜辞之间,存在宗教观念与文体结构的类同关系。甲骨卜辞祸福判断依据是一套特定的象数占卜规则,教材类短文祸福因果判断依据则直接针对为政者行为的智愚善恶。在赞语判断中:善德善政(包括劝谏体中听从劝谏)必有福报;在讥语判断中:败德劣政(包括劝谏体中不听从劝谏)必因此取祸。《左传》、《国语》中的祸福判断大体不出《洪范》休征、咎征、五福、六极的范围。据此推测,教材类短文最迟出现于商代。

  西周结束前“学在王官”,中央政权统一管控下属方国官学教育,包括国学和乡学体制,还包括教材类短文的撰写规范。平王东迁后,诸夏联盟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藩屏周室的作用。周王室因此拥有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因此礼乐制度及其宗教观念并非迅速消亡,而是持续五个多世纪有迹可寻的渐变过程。战国时期列国官吏仍需掌握为官执政的一些宦学知识,这是私学教育得以存在的社会需求。战国时期发生从官学到私学教育的转化,以及诸子学术在私学教育基础上的形成。

  对先秦和汉代全部主要文献进行通盘梳理,可以看到一个与“学术下移”相呼应的教材类短文变迁过程。从早期官学为师者对此类短文的规范性撰写,到晚期搢绅先生乃至诸子逐渐脱离规范的仿制。同一篇短文在诸子著述中被相互征引非常普遍,这是短文教材的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诸子著述中讥语、赞语和劝谏体短文的占比明显减少,崇尚德能兼备的教学主旨逐渐弱化,短文记史质量明显下降,同时出现大量托古演义和寓言故事。这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之后有所回归,但已回不到礼乐制度的三代源头。再向后,此类短文构成我国文学史中论说、散文、小说、寓言等多种体裁的主要源头,“君子曰”则成为刘知几所说论赞体的前身。

  综上所述,此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持续千年、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历史变迁过程。对这一时期全部主要文献的短文辑录和文体分类,是此项研究的经验基础。全面细致的类项归纳,可以有效避免简单枚举的以偏概全。在足够坚实的文体分类及其相关统计数据基础上,认识对象的基本轮廓、主次轻重得以展示出来。由此构成两个基础研究途径,一是囊括先秦两汉主要文献的文体分类工作,二是以此为基础大视野、多角度的基础研究。这两项工作都是在拙文首次公开发布(1999年8月)之前学术界并不存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三)

  韩书在学术综述部分提到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的工作,仅一语带过(第10页):“考察讽谏与奏议、谏语类文章创作之间的关系”。此语极不准确且存在语病。韩书在学术综述结论部分明确强调(第13-14页):“总之,本书所拟定的‘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演变研究’研究方案,首次将春秋文体作为有时空特性的独立研究对象,并从礼乐制度及其转型角度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研究;对春秋文体进行分类研究,可以深化先秦文学与文体的研究;……通过对春秋文体源流的研究,分析了先秦文学主体由‘官守’到‘世族’再至‘士’的转型及其文学史意义,揭示春秋文学、文体繁荣自觉的事实,确立了其中国文学传统奠基期的地位。”这里的原创性强调(“首次”云云),很明显是韩高年的谎言。出现此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应与该项目申报程序有关。

  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程序中,有一个需要申请者签章的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在申请书课题设计论证部分有一个申请者必须客观完整填写的学术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其后是填写申报课题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拙文《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不仅是韩高年课题的“已有相关代表性成果”,准确说是其“研究方案”从无到有的门户和主要剽窃对象。如果韩高年在课题申报环节完全不提拙文的工作,他将面对剽窃指控的很大风险。如果他按照要求客观填写拙文的主要工作和基本结论,那么他所申报课题的“创新之处”就会接近于零。面对此种两难之间的窘境,韩高年选择如此这般掩耳盗铃。韩书一方面大面积抄袭拙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工作和结论,另一方面尽最大努力掩藏其剽窃痕迹(见后文)。这在网络媒体行业叫做“洗稿”,属“高级剽窃”。

  韩书“研究方案”是“春秋文体源流”,除引言外共分十三章,与我的《春秋战国文体源流》具有直接因袭关系者四章:第八章.春秋咨询制度与问对之文(对应于《春秋战国文体源流》问答体),第九章.春秋讽谏制度与讽谏之文(对应于《春秋战国文体源流》劝谏体),第十章.春秋议政制度与政论文(对应于《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讥语体、赞语体),第十三章.春秋官私教育制度与文章文体的传承(对应于《春秋战国文体源流》研究主题之一:在从官学教育到私学教育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典型文体教材类短文的形成与演化)。上述四章是韩书核心内容。

  韩书将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界定的“劝谏体”改称“讽谏之文”,其主观意图是为掩藏剽窃痕迹。“讽谏”出自刘向《说苑·正谏》:“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乎’。”《孔子家语》中也有大致相近的内容。且不说此处孔子语有可能是后人杜撰。仅就其含义而言,“讽谏”指劝谏者从自身安全考虑,以含蓄的方式、委婉的言辞进谏(尽可能不得罪进谏对象),以此有别于正谏、忠谏、戆谏等更加不计利害和直言不讳的进谏方式。在《左传》和《国语》劝谏体短文中,直言不讳的进谏案例颇多。如在劝谏言论起始部分先说一句“不可!”然后再具体讲述劝谏的道理。不少于五六十个相关案例均可归入正谏范畴,其他形式的正谏案例还有许多。因此,韩高年统一采用“讽谏”概念指称全部劝谏体类型,属于以偏概全(五分之一不等于五)。此其一。

  其二。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对“劝谏体”的界定:在劝谏体短文中,劝谏者主要是士大夫,被劝谏者主要是周天子和诸侯方国的国君。在士大夫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劝说与被劝说关系。后一种情况是“劝”,前一种情况是“谏”;两种情况并存,故并称“劝谏体”。据此可知,韩高年“讽谏之文”的语义无法囊括后一种情况(劝类短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以偏概全(二分之一不等于二)。这两个“以偏概全”均属低级错误。韩高年不使用既有概念“劝谏体”的主观意图,是为掩藏其剽窃痕迹。他为此炮制出一个文理不通的蹩脚概念,并在韩书中频繁使用,如“讽谏制度”和“讽谏之文”。

  韩书第九章将“讽谏语”分为两类:“第一类,针对国君的讽谏语”(第243-246页),“第二类,针对卿大夫的讽谏语”(第246-248页)。在此,韩高年在偷梁换柱(改“劝谏”为“讽谏”)之后又回到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对劝谏体短文的劝、谏二分法。如此“洗稿”剽窃比较隐蔽,但也不难戳穿。毕竟劝、谏二分法来自我对劝谏体的界定。

  (四)

  为突出其文体分类的实证依据,韩书第九章给出一组文体分类重要数据。由于这组数据大多直接来自我的《春秋战国文体源流》,韩高年又加上一个注释,意在证明这组数据是他独自完成的统计结果。基本相同的内容出现两次。第一次在韩高年论文《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文史哲》2018年第1期),下面简称韩文数据。第二次在韩书第九章(第243页),下面简称韩书数据。具体见下。为便于比较,兹将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的相关数据并列于此,后文简称我的数据。

  【我的数据】——“在《国语》242篇短文中,共有上述四种文体特征比较分明的短文190余篇,占其总篇幅(总篇数)的80%。……在《左传》编年体的框架中,仍可发现许多相对完整的记事短文。这些短文(约1210篇)中,上述四种典型文体的短文约有561篇,……其中,比较典型的讥语体短文约有244篇,赞语体短文约69篇,劝谏体短文约221篇,问答体短文27篇。”

  【韩文数据】——“经笔者在以往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统计,仅《国语》所收242篇短文中,文体特征分明的有190余篇,其中谏语就有170多篇。《左传》在编年体的框架内,文体特征比较明确的言辞有561篇,谏语就有221篇(案韩文此处有一个注释,见后)。《晏子春秋》、《说苑》均专列‘谏’类,收录的春秋谏辞也有数十篇。这个统计数据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谏语的生成机制、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奠定了文献基础。”

  【韩书数据】——“经笔者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统计,《国语》242篇短文中,文体特征分明的有190余篇,其中讽谏语就有170多篇。《左传》在编年体的框架内,仍有相对比较独立的短文1210篇,其中文体特征比较明确的561篇,讽谏语465篇(案韩书此处有一个注释,见后)。这个统计数据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谏语的生成撰作过程、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素材基础。”

  韩文数据和韩书数据的注释内容大致相同:“参张岩:《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考略》,……笔者对其文类划分有调整和归并,以上统计数据也与其略有出入。”韩书对其他学者学术见解的文献征引基本符合规范,唯独对我的工作只提到大约两次(本该很多,反而极少)。前一处是前面提到的一语带过,后一处是这里。

  韩高年在这两处都遇到同一问题:如果不提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的工作,会直接面对剽窃指控;如果提到并讲清楚我的工作,会表明其研究方案“春秋文体源流”没有创新价值。在前一处,他选择含糊其辞、文理不通的一语带过。这不是说谎,却是掩饰与欺瞒。欺瞒对象是所有学术同行(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批者)。在后一处,韩高年选择更加复杂的应对策略:提到我的工作,但同时指出这些数据是他独立完成的统计结果。这是在说谎,且存在为支持其谎言的进一步说谎。下面具体分析。

  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并未具体说明此项研究前期工作,即前面所说多个步骤的文献分析和文本素材的辑录整理。我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此项研究的文献功夫必不可少(做学问理应如此),如果有学者对我的数据是否准确提出质疑,然后才有必要介绍并拿出我的多步骤前期工作相关文本。以此证明此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严谨与诚信。仅针对《左传》、《国语》多步骤文献分析(历时半年有余)相关文本,篇幅不少于五十万字。这些文本大多还保留在我旧电脑硬盘中。韩高年没有想到此项研究前期工作理应具有的严谨程度,以及相关文本在统计环节的必不可少。他正是因此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独立统计谎言和伪造两个重要研究数据)。

  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没有提到《国语》中典型文体短文“190余篇”的分类构成情况,这里具体给出:讥语体短文约35篇,赞语体短文约19篇,劝谏体短文约120篇,问答体短文约21篇,合计约195篇。韩文和韩书《国语》数据“190余篇”来自我的数据,这是前期文体分类(讥语、赞语、劝谏、问答)工作之后才有条件进行的分类计数和类项相加(35+19+120+21=195)。韩文和韩书《左传》数据“561篇”来自我的数据,也是前期工作文体分类之后才有条件完成的分类计数和类项相加(244+69+221+27=561)。

  我的数据虽力求严谨,仍存在斟酌完善的空间,也就是存在两三篇左右的正负误差。如有些问答体兼有劝谏内容,有些短文兼有谏语和讥语两种成分,分类时只能具体归入一个类项。在此意义上,我的数据尚属具有个性的研究成果。韩高年如果真的“独自完成”数据统计,其结果不太可能与我的数据完全相同(《国语》数据:190余篇,《左传》数据:1210篇、561篇、221篇)。此事发生概率几乎为零。

  前已述及,我的《国语》研究前期工作包括两个文本:《国语》典型文体分类本,《国语》文体结构全表;《左传》前期工作包括四个文本:《左传》短文辑录本,《左传》短文标题本,《左传》典型文体分类本,《左传》文体结构全表。没有这些较高质量、细致完整的文献分析(历时半年多),也就不具备文体分类数据统计条件。韩如果真的进行过这两部文献的前期工作,不可能大胆伪造两个重要数据。

  韩高年伪造数据分两步,第一次在2018年韩文数据中:《国语》“谏语就有170多篇”,第二次在2021年韩书数据中:《左传》“讽谏语465篇”。前者的实际数据约为120篇,后者实际数据约为221篇。这两个数据与实际数据相差太远,只可能是拍脑袋想当然的伪造数据。这两个大误差伪造数据足以证明,韩高年所说独自完成统计是一个过于大胆的谎言。其主观意图不难理解:用谎言掩饰剽窃行为。分类数据是文体研究的实证基础,他因此在这里大费周章。这是一个工于心计、掩饰剽窃行为的连环谎言。

  韩高年注释内容前半句(笔者对其文类划分有调整和归并)并非空言,具体指他将我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中界定过的讥语体和赞语体“归并”为大而无当的“政论文”(见韩书第十章:春秋议政制度与政论文),他同时将包含在两类短文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讥语判断和赞语判断)取出来另分“预言”一类(见韩书第五章)。原本完整的短文在其“归并”之后支离破碎,如此“裁篇别出之法”形同儿戏。此举应属“洗稿”范畴。其蹩脚程度与“讽谏”同。

  在此,韩高年在一连串谎言中弄巧成拙,间接承认其剽窃直接来自我的“文类划分”和数据统计。

  (五)

  下面简要引述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机构和研究者关于学术抄袭剽窃行为尤其是“高级抄袭”的认定标准。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而言,作者“具有标注与澄清的义务”,因而违反该义务的皆可能构成学术抄袭,甚至包括引用他人文献仅在参考文献中予以注明。(伏创宇:《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框架中的学术抄袭认定》,《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2期)

  ◎学术抄袭指在研究过程中盗用他人研究的文字、构想、过程或成果却未妥善注明,或者虽注明出处但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同上)

  ◎学术抄袭既包括文字抄袭,也包括思想剽窃,侵害的是学术伦理规范。(同上)

  ◎剽窃指把他人的观点、程序、结果或话语据为己有,而未给予他人贡献以足够的承认。(陈广仁:《学术“抄袭、剽窃”的界定》,《科技导报》2010,028(018):120-121.)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1999年1月发布的“关于如何认定抄袭行为的答复”中对“高级抄袭”的界定:“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成份窃为己有的行为。”(转引自同上)按:惠天灵先生认为抄袭与剽窃两个概念含义相近,统一使用剽窃一词似乎更加稳妥(惠天灵《如何认定抄袭、剽窃行为》,《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3期)。因此,“高级抄袭”大致等同于“高级剽窃”。

  ◎美国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认为:“剽窃,即在学位论文、文章或其他书面文字中没有承认从他人那里得来的思想、研究或者用语。”(转引自同上)

  ◎韦之在《著作权法原理》中指出:“……剽窃指偷窃他人作品中那些具有个性的内容和思想,其行为常常是将他人的内容改头换面,使之貌似自己的创作。”(转引自同上)

  ◎剽窃指对别人著作中的研究成果、重要观点、思想或意念等方面的窃取,其特点是变换表述形式和词句,改头换面,比较隐晦。(同上)

  ◎弗兰克·普雷斯在“论做一名科学家”中指出:“剽窃是最公然地盗用荣誉的形式,范围从明显的偷窃到改头换面的抄袭。”(转引自同上)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定(试行)》规定:“将他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实验数据、实验结论、其他学术成果和技术成果,通过不正当手段窃为己有,冒充为自己所创成果的行为,是剽窃行为。”(转引自同上)

  ◎《河北大学对学位论文抄袭剽窃、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规定:“……使用他人受保护的观点构成自己论文的全部、核心或主要观点,将他人受保护的学术成果作为自己学术论文的主要部分或实质性部分。”(转引自同上)

  ◎教育部2004年6月22日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转引自同上)

  上面引述内容大多适用于韩高年的“高级剽窃”和“洗稿”手段。《春秋战国文体源流》不仅是韩高年课题的“已有相关代表性成果”,准确说是其“研究方案”(春秋文体源流)从无到有的门径和主要剽窃对象。当韩高年在书中明确强调其课题“首次将春秋文体作为有时空特性的独立研究对象,并从礼乐制度及其转型角度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研究”时,已经自我认定为掩耳盗铃的学术剽窃者。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