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寻找苏东坡

编者按

  由中华书局、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发起,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促进会、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中华读书报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伯鸿书香奖的主题是“你好,苏东坡”。围绕这一主题,主办方组织了相关游学活动。2021年6月4日至6日,游学活动第一站来到了苏东坡两度出任地方官的杭州。登凤凰山,游西湖,寻东坡遗迹,一众东坡迷在专家带领下,穿越千年时光,走近一代文豪。我们在此刊发此次活动领队耿朔撰写的行记等几篇文章,以与更多读者分享。

  两年前,《史记》被选为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年度阅读主题,我作为领队专家之一,和书局招募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探访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那次活动反响不错。今年四月间,中华书局再次约我一起策划主题游学,告知2021年度“伯鸿书香奖”活动阅读主题是“你好,苏东坡”。听到如此亲切的问候,想必旷达潇洒的东坡居士会“呵呵”一笑,招呼我们这些隔了一千年的后辈坐下来,或许马上取出“竹杖芒鞋”,邀我们一起去徒步,不用管外面是晴天还是雨天。

  记得余光中有过一个比喻,大意是说如果约朋友去旅行,不负责任的李白和苦哈哈的杜甫都不是合适人选,而苏东坡就很好,因为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这话也是我的心声,能请出自带巨大流量的苏东坡,活动便不难成行。

  那么,上哪里寻找东坡踪迹呢?

  苏轼前半生基本在四川眉州老家和北宋都城汴京度过。熙宁四年(1071)七月,三十六岁的苏轼离京赴杭州任职。此后的三十年里,他很少能在一个地方生活超过三年,这些城市因苏子驻足有幸留下诸多胜迹。其平生功业,当然不限于他晚年自嘲的“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我建议在春夏之交去一趟杭州,在西湖山水之间寻找苏东坡。这是因为,一方面,杭州是唯一一个苏轼两度担任地方官的地方。第一次即上文提及的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七年(1074)九月担任杭州通判。十五年后,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六年(1091)三月再次为官杭州,担任知州,主政一方。两次加起来,苏轼在杭州工作生活了四年多。杭州和黄州成为苏轼后半生在京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两个城市。另一方面,苏轼在杭州时虽然政务操劳,但江南风光旖旎,物产丰盈,生活富足,文风鼎盛,慰藉他敏感的心灵,激发他无限的才情,据学者研究,现存苏轼词集表明,苏轼就是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更何况,苏轼给后人留下一道纵跨西湖的长堤。而作为北宋“东南第一州”和南宋事实上的都城,杭州留存下来的宋代文物古迹,无论质量还是密度都颇为可观,有助于我们感受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

  入山

  六月初,我们的活动如约而至,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相聚杭州。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老师的带领下,大家一头扎进了杭州的山中,从城南的凤凰山东麓开始攀爬。没走多久,林高蔽日,沿途不时遇见嶙峋的巨石,更有断崖绝壁忽立眼前,和从湖上望见的优雅山形大不相同。

  郑老师一见面就抛出观点:“杭州的精华,在山,不在水。”这无疑颠覆了我们的认识,因为西湖之美过于深入人心。郑老师解释说,杭州城始建于隋平江南以后,但当时的州城并非坐落在今天西湖东岸的杭州主城区,那时,钱塘江还不受约束,江面远比今日宽阔,它与西湖之间是一大片会被潮汐光顾的滩地,地势虽然平坦,但不宜居住。隋代州城选址凤凰山,这是西湖南山的东段,城址依山而筑,“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

  五代吴越国创立者钱镠以杭州为都。也是从这时开始,杭州被塑造成为今天浙江省域的中心城市。钱镠命人顺着钱塘江沿岸修筑百余里捍海塘,又设二闸,防止咸水倒灌,以此减轻潮患,“钱王射潮”的传说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吴越国在凤凰山以北的平陆上筑造全长七十里的

  “罗城”,受钱塘江和西湖的东西夹峙,罗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腰鼓形,形制在我国古代都城中别具一格。虽然杭州城扩展到了平地上,而山上仍然是权力中心所在,宜于居高临下进行统治。凤凰山麓的吴越国子城故址,被北宋杭州衙署和南宋皇城所沿用。

  苏轼当年就在山间办公,从诗文中可以一窥他的活动踪迹。如第一次为官杭州期间,苏轼常常登上衙署附近凤凰山顶的“有美堂”,这里可以同时俯瞰钱江与西湖,可谓江湖一览。熙宁六年(1073年)初秋的一个午后,苏东坡与杭城朋友相聚有美堂,赶上下面这番壮观景象:“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有美堂暴雨》)眼见狂风疾雨从东南方向的钱塘江上空呼啸奔来,而向西北望去,西湖像一口金樽盛满了雨水,几乎要溢出来。这场突来的暴雨不知是否就是浙江人每年夏秋都面对的台风。

  又如熙宁五年(1072)八月,苏轼受命主持州试,提前一个月入闱,正赶上每年大潮的季节,他便在凤凰山上州学附近的望海楼中闲看潮头,用长焦镜头般的文字记下钱江潮自远而近的全过程:“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望海楼晚景五绝》)。

  元代统治者拆毁了吴越国以来的杭州城墙。到了元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重建杭州城,将南垣北移,凤凰山被弃城外,渐成荒野。见证苏东坡办公和闲居的那些建筑早已难觅遗痕,但在郑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到访“忠实”摩崖、月岩、圣果寺三尊大佛及十八罗汉造像、排衙石诗刻、慈云岭造像。这些吴越国至南宋的诸多石刻和造像类古迹,虽然从属的空间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不提示我们,作为数百年的杭州政治核心区,这里既有山林之美,也有过人文之盛。

  游湖

  在杭州游学,当然还是绕不开西湖,而奠定今日西湖形态和规模的正是苏轼。不过,苏轼与西湖的关系,首先并不在于有意将其打造成景区,而是治理水患,这是作为地方官的正经工作。苏轼不只是文豪,首先是一名好官。

  在担任通判期间,他协助知州陈襄疏浚六井,解决居民饮水问题。到了知州任上,苏轼先是调动军队疏浚盐桥、茅山两河,保证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航道的畅通。接着面对六井复淤的状况,再次予以疏通。最后,苏轼把目光投向了西湖,作为杭州居民生活、农业灌溉和运河的主要水源地,西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此时却淤塞近半,使苏轼深感担忧:“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从元祐五年(1090)四月开始,苏轼率领杭州军民进行彻底的治理,同时创造性地将清挖出来的淤泥和湖草在湖中筑起一道南北向长堤,又在湖上建造三座小石塔圈出不许种植的水域,它们在日后演化为“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均位列“西湖十景”。这个杭州人赖以生存的大湖,终成天地间一大胜境,也成为东坡本人的寄情所在。

  我们从北端的跨虹桥踏上苏堤。六月初,绿已深,曲院风荷里开出了第一朵花。往东看,湖心亭和阮公墩两个小岛像浮在水面上的两块翠玉,再远是岸上的柳林和背后杭城的楼群;向北看,孤山不孤,白堤如带,断桥和宝带

  桥如同两道卧波的娥眉,宝石山仿佛绿屏,山上那座保俶塔体态修长,依然像前人所形容的“亭亭如美人”;往南看,小瀛洲林木葱茏,再远一些,是夕照山上的雷峰塔和吴山上的城隍阁,它们则锁住观者发散的视线;往西看,那属于天目山脉的连绵山岭,就只剩下青黛色的轮廓,一直排到天际。四目流连,湖山在望,妙不可言。

  寻苏

  苏轼深谙佛理,喜欢与名僧往来,在杭州,灵隐、天竺、韬光是他经常前往的佛国圣地。从记载看,苏轼多选择步行。清阮元《两浙金石志》记录他所知的杭州东坡题刻中,有三处都是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所题。那天,苏东坡与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分别在龙华寺、麦岭和韬光留下题刻,龙华寺故址在慈云岭南,麦岭在湖西赤山埠与茅家埠之间,韬光则是上香古道的终点,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由此看来,苏轼一行从州衙出发,翻山越岭前往天竺,这趟路程不近,他们或许会夜宿韬光,静听海潮。

  苏轼虽然在生前已有盛名,但几与祸患相始终,直至晚年仍陷党争,处境艰难,去世之后名字列入《元祐党籍碑》,他在杭州的题刻大多遭毁。宋室南渡后,政治风向、学术思潮和审美倾向都出现转变,苏轼备受推崇,小他一辈的人已经在各地搜寻苏轼的书画作品,当然也会拜访与他有关的遗迹。

  如今,公认为苏东坡原刻的题记在麦岭,内容较为简单:“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我们在最后的天光里赶来,借助手电筒打出的侧光,左上角“苏轼”二字穿越千年时光,与我们迎面相遇。

  在杭期间,承蒙本地师友告知,近年当地有心人又在南山石屋洞和定山慈岩院风水洞发现两处苏东坡题记,真是“地不爱宝”,泽被我辈。

  熙宁七年(1075)九月,苏轼从杭州赴密州上任。然而,他一离开便开始怀念,熙宁八年(1075)在“寂寞山城”的密州过上元节时,苏轼不可遏制地忆起繁华热闹的“钱塘灯火三五夜”(《蝶恋花·密州上元》)。

  而直到今天,人们踏上苏堤,面对美景还是会脱口而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可以说,为官杭州虽然不像贬居黄州那样成为苏轼人生最重大的转折,但名人与名城彼此成就,缘分难解。

  也许,就像苏轼自己说的:“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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