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北山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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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山先生讲课风采

  于北山(1917-1987),河北霸县人,幼年就读私塾,塾师为晚清举人;15岁外出游学,遍访国学名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1950年起,在南京中学、大学任教;1969年末下放苏北淮阴农村务农,后入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致力于宋代文学研究;其主要著作《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都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今年适逢于北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了“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翻阅着先生的著作,作为后学,我不禁想起一些往事。

  于北山先生与我相差近40岁,我们是在动荡的年代、即他下放在淮阴(现淮安)的时候认识的,后来我们还成为了同事。1976年5月,“四人帮”还在台上。我当时在原淮阴地区创作组,于先生在汉语大辞典编写组。当时市委宣传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都参加了。会上的发言大都是些“套话”,而于先生发言,多说个人经历与感想,与众不同,会后许多人表示不满,因为“不合时宜”。我看到一些回忆文章说,于先生讲话很有气场,其实也末必,“气”与“场”其实也是二二为一的,少了一个也就没有了所谓“气场”。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于北山先生。他当时近60岁了,我则20多岁。

  1976年10月,我像往常一样去当年落难在淮阴马车站的萧兵先生(后为著名学者)的住所去玩,在萧兵先生的住所,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了于北山先生。他面色红润,身材魁梧,精气神十足,正坐一个旧藤椅上与萧兵先生谈笑风生。萧兵先生先生见我来了,就向我介绍:“这是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的作者。”其实,之前我已经见过于先生一面了。萧兵先生还向于先生介绍我:“他是诗人。”并指着桌上当日的《新华日报》对于先生说:“上面的诗就是他写的。”于先生于是读起了报,“不见高大的石碑,不见壮严的松柏,总理的故居像总理一样朴素”,于先生打量起了我,说:“写得好,写得好。”说得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于先生当年与萧兵先生开的一个玩笑:“萧兵,有一篇文章你可以做一下,《屈原为墨西哥人考》。”他的话一下子把我们说得懵了,接着,他笑着说:“《史记》说屈原‘形容枯槁’,皮肤黑是墨西哥人的特征;中国古代的诗都不太长,惟热情的墨西哥人才能做出《离骚》这样的长篇抒情诗。”“谈言微中,亦可解纷”,当年的于先生是在说笑话吗?他显然是在不屑一种游谈无根、哗众取宠的学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淮阴师专恢复,从南京下放到淮阴的于北山与周本淳先生都调到了淮阴师专任教。于北山先生是全国陆游研究会的首任会长,周本淳先生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加上研究楚辞与神话的萧兵先生的加盟,他们的到来,为淮阴师专这所新办的小学校带来了一定的学术声誉。这时,我也作为这个学校的首届毕业生被留在这里任教。

  于先生是很爱开玩笑的,我刚做教师时还不到30岁,有一个学期在于先生对面的教室里上课。一次,我在教学楼的走廊中与于先生相遇,他对我“认真”地鞠了个躬,并说“胡老师好”,这实在让我不知所措。我说:“与于先生对面上课,课不好上。”他说:“放开讲,没事的。”与他在一起如沐春风。

  还有一次,我上的班级停课,我就到对面教室去听于先生的课,他正在讲《范进中举》。讲课时,他特地补讲了有关职官的知识,让学生知道范进中举之后将会得到何种待遇,他讲得绘声绘色、幽默风趣,学生一下子便明白了范进中举不得不疯的道理……我时常听过去的学生谈到于先生的课:“上课时一根针掉下来都能听见!是种享受!”深人无浅语,我以为一个教师如果没有对学生的爱,没有丰厚的学术内蕴,在讲台上从容不迫、挥洒自如是根本做不到的。

  1983年,我在学报上发了一篇论庄子美学思想的文章,并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文章发表后,于先生要我到他家谈谈,他对我说:“文章有些小缺点,但整体还不错。”我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就问于先生:“研究中国的学问读什么书好?”于先生答:“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搞中国学问可以从这本书入门。”我后来就找了本《清代学术概论》来读,虽然难啃却也激动人心,啃后感觉眼界开阔了许多……学术是天下公器,我后来读到王元化先生等人的文章,也说他们对中国学问产生兴趣,是从《清代学术概论》开始的……20多年后,我在《梁启超研究》上发表《现代学术史的自觉——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谈我的心得感受;发表《梁启超先生的年谱思想与于北山先生的年谱著作三种》,探讨于先生年谱著作三种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渊源。这也算是隔着岁月,交给于先生的“作业”吧!

  那时,于先生有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好朋友,如书画收藏家徐伯璞先生等,都是文化人,分别住在不同地方,他们有时相互写诗作对,当年我就是他们的邮递员,有时他们难得地聚一起写诗作画,我说我也写一首上去,他们都笑了,说“你的上去了就掉价了”。

  现在想来,于北山先生与周本淳先生来到淮阴师专时,他们都已是老人了,但“倦翼思奋”却成了他们的心愿。于先生夜以继日地修订他的“南宋三大诗人年谱”。除了上课,他时常外出去大城市的图书馆查找资料,并时常以《夜读零笺》为名在《活页文史丛刊》上发表文章。“倦翼思奋”,“夜读零笺”,于先生的力作“南宋三大诗人年谱”就是这样最后修订完成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于先生年谱三种的“出版说明”中所说:“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还说他的年谱著作三种可以“示来者以轨则”。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高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古人说“得时名易,得后世名难”,于先生的“南宋三大诗人年谱”一再重版,并得好评,也说明了他的著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其实,除“南宋三大诗人年谱”外,于先生还有完成《中国职官史》的雄心……那时做学问,没有项目与评奖之说,纯然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与使命感。

  1984年,我考研失败后,于先生在大街上见到我,劈头盖脸地对我说:“送你一句话:‘蝼蟪叫,地照种。’”我当时不懂,蝼蟪是谁?地在哪里?后来才懂,这是于先生对我的关爱,后来,他的话也成了我努力的信念之一。

  于先生人很有趣,会武术,还写有一手好字。许多人爱向他讨字;于先生也爱开玩笑:“劣纸不写”。1986年深秋,我曾经向于先生讨字,于先生说:“写什么?”我说:“就写陆游的诗。”于先生为我写的是“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何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夜雨骑驴入剑门。”据说,这可能是于先生为人写的最后一幅字,因为好几位老师都曾对我遗憾地说过,请于先生写字的,他还没写就……于先生是第二年初走的。

  于先生与周本淳先生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人品好,学养富,虽然他们经历过许多苦难,但却不坠青云之志,他们不仅是一般的老师,而且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我曾把他们合称为“(淮阴)师专二老”。记得周本淳先生走时,我写了一篇《消逝的风景》。是的,像他们那样的文化人,在现在的校园里已经不会再见到了,但是作为一种精神的风范,他们却还会生动地活在那些结识过他们的人们的记忆之中,像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

  谨以此文纪念于北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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