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往事:四十年,与郭书春先生的合作与友谊

   “《九章算术》汇校本完成后,找出版社时却到处碰壁。借口是‘赔本’,实际上因为我当时是个助研,没有名气。正在这时,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师大梁宗巨教授向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先生推荐了我的书。见面时我开门见山地对晓群说:我的书赔钱。晓群很干脆:只要书好,我不怕赔钱。”

  自1982年大学数学系毕业,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至今已有将近四十年的光景。在漫长的职业经历中,因为工作需要以及个人的兴趣,我接触过许多优秀的作者。如今回忆起来,哪一位作者最让我难忘呢?总览全部所识所见,在前几位的人物中,一定包括郭书春先生。我们之间的那种友谊,不单是通常的编创关系,更有人与人之间,彼此在心灵上的尊重与认同。尤其是在学识上与人品上,我对郭先生最为敬佩,始终视他为自己做人做事的老师,心目中一生的朋友。

  时值郭先生八十寿诞之际,让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以郭先生的几部著作为标题,说一说彼此交往中,几段难忘故事。

  《九章算术汇校本》背后的故事

  郭书春先生是《九章算术》研究专家,堪称当今此领域中,第一位的人物。前不久,还有几个出版社的编辑找我,谈到在国家为中小学推荐的阅读书目中,有郭书春先生注释的《九章算术》。他们希望我能够帮助联系到郭先生,推出新的版本。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见到自己编的书,能够成为经典著作;能够在几十年后,依然得到业界与读者的重视,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而更令我欣慰的,正是通过这部书稿,我有幸认识了郭书春先生。

  我是在1982年初,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当时的地方出版社还不够发达,出版的学科不全,主要偏重于编辑人文类的著作,所以出版社的人员构成,大多以文史哲专业的编辑为主。辽宁人民出版社有文教编辑室,只是为了出版中小学教材教辅,才招来了几位理科编辑,我即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一位老编辑王常珠,她负责组织一些理科书,主要是数学方面的著作,如徐利治“运筹学小丛书”、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方嘉林《拓扑学原理》等。我到任后给王常珠老师做助理,很快结识了那些大学者。其中与梁宗巨先生接触最多,一是出于我个人对于数学史的爱好,二是因为我接手梁先生的新著《世界数学通史》,还有我向梁先生组稿《数学历史典故》等。当时梁先生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数学史学科负责人,学术地位很高;他又是我们出版社的功勋作者,一部《世界数学史简编》声名显赫。梁先生不但文笔好,而且手稿上一字不错;写错了字,也会用刀片刮掉,重新写上正确的字,绝不肯涂抹。因此出版社对梁先生十分信任,每年研究选题,都要征求梁先生的意见,请他品评或推荐作者与作品,我们更是言听计从。梁先生历来出言谨慎,眼光又高,他肯推荐的作者很少。大约在1985年,我已经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理科编辑室主任,一次去大连梁先生家中,谈论书稿之余,我又请他推荐作者,他很明确地说:“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有一位青年人郭书春,虽然只是助理研究员,但他关于《九章算术》的研究非常出色,你们如果有能力,我建议能出版他的著作。”我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出版社领导汇报梁先生的意见,并且安排在1986年4月去京,约见郭书春先生。

  我们相约在新街口宾馆见面那天,正赶上郭先生参加申报副研究员职称的报告会。为了遵时见面,郭先生第一个做了报告。大约在十点钟,郭先生赶到宾馆。那时宾馆的条件很差,没有咖啡厅,客房也是多张床位,与陌生人混住。我们就坐在房间的床头柜前,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到了下午一点钟,我们在楼下食堂吃了一点便饭,我记得只有几毛钱的馒头、咸菜。后来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接触的印象:“我第一次见到郭先生,他在外貌上,不像梁先生那样学究气十足,谈话极其朴实、坦率,加上高高壮壮的身材,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我认真倾听郭先生关于《九章算术》研究的全部计划,包括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以及他与法国林力娜女士合作,翻译出版《九章算术》法文版等等。交谈中,我渐渐被郭先生的学术水平和工作精神感染了,理解了梁先生举荐的道理。”

  我记得,当时郭先生讲述他的研究计划滔滔不绝,我能够听懂的学术内容不多,但他对此项研究的介绍条理清楚,尤其是他认真的工作精神,实在让我折服。他说了些什么呢?2013年,郭先生在《重视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一文中,详细讲述了那时候,他对于《九章算术》的学术思考与研究。他写道:

  八十年代初,我遵从数学史界前辈严敦杰的指示,看了豫簪堂本《九章算术》,发现钱校本关于此本的描述有误,可见钱校本并不是没有失误。我有一个“毛病”:发现问题后,喜欢穷追到底,便开始校雠不同的版本。后来又从著名珠算史家余介石夹在我所图书馆藏聚珍版《九章算术》中的一页笔記中,得知向达先生说乾隆命馆臣修订过聚珍版,原藏避暑山庄,今藏南京博物院,于是在研究所当时领导、江苏省文化厅原厅长夏荣和南京博物院梁百泉院长帮助下,三下南京,校雠了这个本子。通过对近二十个版本的校讎,发现从戴校各本到钱校本,《九章算术》的版本一直非常混乱。钱校本破除对戴震的迷信,纠正了戴震的若干错校,贡献极大。然而他对南宋本、汲古阁本、大典本、聚珍版、微波榭本、李潢本等《九章算术》主要版本的使用都有严重失误。同时也发现戴震、李潢、钱宝琮等有大量错误校勘,尤其是将南宋本、大典本数百条不误的刘徽注原文改错(关于《九章算术》的校勘,主要是对刘徽注的校勘),从而破除了对钱校本的迷信。我经常将自己的心得在研究所和数学史界作学术报告,许多人吃惊、赞同,然而也有人说我“反钱老”,我答曰:“钱老是真正的科学家,他若知道我的结果,肯定会支持我!”但即使在这时我仍然没有全面校勘的想法。一九八四年秋我写了《评戴震对〈九章算术〉的整理》一文,呈吴文俊先生审阅。吴先生当即回信赞扬有加,并提出“希望能发表你关于这几种版本不同处的全部对照表”。然而怎样发表“全部对照表”?我根本不懂,就请教李学勤先生。他提出“搞汇校”,鼓励我做全面校勘。我于是才有了全面校勘《九章算术》的想法。我是学数学的,文史知识先天不足。校雠各种版本,是机械性劳动,没有问题。但对校勘则是一知半解。只好边干边学,废寝忘食,“恶补”了大量关于版本、校勘的知识,我常借用恩格斯的话,把这一过程叫做“脱毛”。一九八六年初,我基本完成了汇校。由于《九章算术》的南宋本脱后四卷和刘徽序,而四库本和聚珍版都不宜作校勘的底本,在校勘中,我提出了通过几个子本对校恢复已失传的母本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四库本和聚珍版对校恢复已失传的戴震辑录本。这种做法,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当然也有人认为我是在“杜撰”一个版本。我的这种方法确实不见于校勘学教程,但是,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

  见过郭先生,回到出版社后,郭先生的书稿《九章算术汇校本》,立即列入重点出版计划。恰好在这一年6月,我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职务,对于这样重要的项目,操作起来有了更好的条件。比如书稿需要用繁体字排版,但辽宁找不到能够排繁体字的工厂,出版科联系到深圳的一家排版公司。那家公司不是专业书籍排版公司,更不懂古籍与科技书的排版技术,因此排出的样稿错误百出。无奈之下,在1989年9月,我只好带着出版科孙树慈主任,陪着郭先生去深圳校对书稿。那时深圳的天气很热,酒店的条件不是很好,每天只是定时给几个小时的空调。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没有桌子,郭先生从早到晚俯身在床头柜旁,一改就是一天。郭先生校对一页,工人师傅修改一页,改得不对,还要不断返改。在这个环节上,我跟孙主任帮不上忙,只能给郭先生烧水、买几元钱的盒饭,与排版公司沟通,或者上街购物。那时深圳特区与内地差异很大,可以购买的东西很多,但郭老师没有上过一次街,也没有买过一件东西。后来深圳排版公司的老板麻光先生也感动了,请我们去一家饭店吃饭,喝散啤酒。结果把我给弄醉了,但郭老师酒量巨大,一面应付,一面照顾我。后来我见到郭先生对书稿的认真态度,达到近乎痴迷的状态,就劝他说:“不可能绝对没有错误,再重要的出版物,也是允许有差错率的。”郭先生正色答道:“不行啊!我们号称是汇校本,因此不同寻常,一个字也不能错。”

  1990年10月,《九章算术汇校本》出版,席泽宗、梁宗巨、李学勤、李文林等先生都写了推荐信。第二年即荣获中国教育图书一等奖。1998年,郭先生译注《九章算术》由辽教社出版;2004年辽教社与台湾九章联合出版《汇校〈九章筭术〉增补版》。《九章算术汇校本》第三版改名《九章筭术新校》,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九章算术》中法对照本,由巴黎Dunod出版社出版,郭先生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林力娜(K.Chemla)博士合作;2006年6月,此项目获法兰西学院平山郁夫奖。2013年,《汇校〈九章筭术〉增补版》入选国家60年来古籍出版“首届向全国推荐91部优秀古籍整理图书”。201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九章筭术》(郭书春今译,Dauben、徐义保英译)出版。

  关于两部丛书

  完成《九章算术汇校本》出版之后,我对郭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成为事业上的好朋友,工作中经常会向郭先生请教,不断得到他的支持。本文略举两个例子:

  其一,1991年4月间,我向郭书春先生求教,请他策划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最初我希望郭先生出任主编,但他说自己资历不够,建议请出李学勤先生主持这项工作,他自己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李学勤先生也是一位十分谦和的人,几经邀请,他才肯出任丛书主编。当时我在工作日记中记道:“李、郭二位先生为人极好,宽厚通达,做事认认真真。李先生知识面宽广,书目精熟;郭先生做事踏实,任劳任怨。”4月12日,郭先生来信说:“为此事我征求了几位同志的意见,褒贬不一。薄树人等认为不好做,卖不出去。潘吉星认为很有意义,肯定有销路。席泽宗也认为可以做。”

  在1991年4月初,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在会上发生了一点情况。当时宣布李学勤做主编,郭书春做副主编,潘吉星等做编委。潘先生参加了会议。散会后,在7月15日至19日间,潘先生连续给我写了三封信,最长的一封达六页。他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对编委会的评价,言语激烈,我不复述;二是他谈到许多好题目,确实有水平,例如,他在谈首批书目时写道:“我提出《天工开物》《齐民要术》《花镜》《洗冤集录》《饮膳正要》《救荒本草》。闵宗殿提出的《农书集锦》也很好,一本不成,再来一本,把讲斗鸡、斗蟋蟀、养鸟、养金鱼、栽果树、饮茶等都投放出去,看的人一定不少。”三是谈他研究《天工开物》的著作。潘先生曾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专著《卡尔·肖莱马》,还为《数理化信息》组稿写稿,学术上很有见地,与我们有着很好的业务往来。这一次他说:“我可以参与搞一些东西,但退出编委会。”后来这套译丛陆续出版,其中推出许多好书,如郭书春《九章算术》、江晓原《周髀算经》、胡维佳《新仪象法要》、姜丽蓉《洗冤集录》、孙宏安《杨辉算法》、廖育群《黄帝八十一难经》、汪前进《岛夷志略》,等等。

  其二,1995年间,我请沈昌文、杨成凯、陆灏先生策划大型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在确定书目的过程中,沈先生对我说:“这套书是追随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主编的‘万有文库’,他们出版的四千多册图书中,收有许多科技类的著作。我们几位策划人都偏重于人文学科,科学方面的书目,还要请你老兄自己开列。”我当时推荐了李醒民、郭书春等先生。郭先生编《算经十书》两册,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三辑中。后来台湾九章出版社联系,出版了这个版本的繁体字修订版。直到2000年,郭先生还在为“新世纪万有文库”组织书目。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最近我搞了个科技方面的书目,数学除已出的《算经十书》,有宋《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元《测圆海镜》《益古演段》《算学启蒙》《四元玉鉴》。这样,中国传统数学辉煌时期的主要著作都有了。明清时期应从严掌握,珠算方面的应上一部,以《算法统宗》(明)为宜。贵社能否在‘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安排这些著作,同时在台湾孙文先处出版?请酌。《四元玉鉴》,天津李兆华与美国程贞一搞了一个校勘本,不知他是否给了陕西。”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学术之重与身体之伤

  大约在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经济形势很好,希望能做一些重点学术项目。我跟郭先生商量,提到整理出版李俨、钱宝琮二位前辈的著作。郭先生说,这件事情有难度,但非常有意义,他愿意与刘钝先生一同,承担这项工作。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郭先生废寝忘食,一鼓作气,将十卷本《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整理出来。交稿时郭先生对我说:“为这部书稿,把我累坏了。可是李钱二老堪称我国科学史研究的祖师爷,他们的著作得以整理出版,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就是累死也值得!”

  1998年末,《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出版,第二年就荣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实际上是最高奖)。1999年3月26日,《光明日报》用整版的篇幅,采访了郭先生与我,题曰《为了学术的传承——与郭书春、俞晓群对话》。文中郭先生谈道:“我觉得李钱二老除了给我们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学术成就外,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学风以及所建立起来的学术基础,对中国科技史界同样影响很大。比如对当前数学研究的影响。著名数学大师、中科院院士吴文俊先生近年来在机械化证明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他自己的机械化证明的想法就来自于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而作为现代数学家,他不可能投入大量精力去啃《九章算术》,他说正是从李、钱二老的著作中体会了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算法化的特点,对他机械化证明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启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数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可以说,我们今天进行的分数四则运算与《九章算术》中的方法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中小学课本受西方影响很深,而其实,有些算法中国古代比现在还高明,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吸收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对改进数学教学会很有帮助。第三,研究科学史有利于我们总结科学历史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中国数学史,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数学研究很有帮助。为什么明朝中国数学开始落后?为什么清朝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却并没有使中国数学得以振兴。我觉得其中原因值得认真总结。钱老对此就有很多思考。我们同行碰到一块,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李、钱二老的书能不能重印,而出全集却是我们谁都没敢想过的。学术著作卖不了几本,像辽宁教育出版社这样甘心赔本出学术著作实在难得。”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出版后备受好评,郭先生很兴奋,并且有了新的工作计划。但是,时过不久,郭先生病了。2000年6月6日,郭先生来信,谈到自己此前生病的过程。他写道:“我的身体,算是虚惊一场。目前恢复到2月底发病以前的状况。只是戒酒了,另外晚上睡觉提前到11点,工作强度进一步降低。对2月底至3月下旬的病,我原有精神准备,原以为会在去年10月底交二老稿子之后,人松了劲会病。但想不到肺部会有阴影,更想不到大夫会怀疑是肺癌。4月20几号那几天,心情很难受,觉得会过早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数学史工作。后来也想通了,觉得这一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己写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汇校《九章》与《刘徽》两书,又编了《汇通·数学卷》与《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为本学科尽了点力,心里也就坦然了。因此住院20天,像疗养一样,照样工作,大夫、护士都劝我休息,要养病。我说,我真把自己当病号,就糟了。后来大夫向我了宣布‘好消息’:他们倾向于是结核,不像癌症。要试验性按结核治疗,了却了一场虚惊。当然,也不是确诊,因为痰里查不出结核病菌,也无法用气管镜或穿刺。5月下旬又做了CT,去通县复查,阴影部分在缩小,大夫认为加强了他们的判断。”

  读过这封信,我的心中一阵抽搐,在工作日志中写道:“今天,郭书春先生又来了一封长信,谈的是工作,也谈到他今年以来生病的过程,读罢让我感伤不已。自从1985年,梁宗巨先生向我引荐郭书春,我在北京新街口宾馆与他第一次见面。一晃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郭老师还像一个棒小伙子,满身都透射着学术活力……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催促郭老师写东西,希望他快交稿、快交稿。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尤其是编完《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后,他对我说:‘完稿的那一天,我出门都差一点摔倒了。’没想到,他由此得了这样一场大病。我不禁扪心自问:在学术的整体性与学者的个体性之间,我们出版人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你看,郭老师经历了那样的艰辛与磨难,他戒酒了,但他每天还要工作到深夜十一点。想到这些,我的眼睛变得模糊起来,已经看不清郭老师信上的文字。”

  《论中国古代数学家》:永远的友谊

  2003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因此与郭先生接触少了,但遇到问题时,还会见面或书信交流。比如《九章算术汇校本》修订再版,直至第三版出版时,版权转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郭先生都会事先通知我,并征求我的意见,他那谦逊与温和的君子风度,至今让我难以忘怀。2009年,我来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依然保持着与郭先生的交往。每当有数学史界的老朋友来京,诸如道本周先生、林力娜女士等,郭先生都会事先告诉我,时而会有相见的机会。当然编创之间的交往还是存在的。那是在2014年,我给郭先生写信,希望他能抽出时间,为青少年写一本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故事。此时郭先生极忙,但他还是答应了,于是有了经我手出版的他的又一本书——《论中国古代数学家》。限于篇幅,关于这本书的故事不再详述。

  行文及此,我还想到两件难忘的往事,附记于本文的结尾处,权作一个出版人,一个后学者,向郭先生致以真挚的敬意与感谢:

  其一,我在编辑工作之余,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数术研究。对此郭先生也曾经给我许多指点与帮助。比如1991年,那时我正在为三联书店撰写《数术探秘》,围绕着这个主题,曾经发表几篇论文。1990年10月写成《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一文,寄给郭先生指导。郭先生回信写道:“讨论非计算意义的‘中国数’非常有意义,你的许多论点也有创见,别开生面。但文中有几处不太准确,我用铅笔勾了一下。一是哲学界到宋代仍有‘周三径一’的说法,我勾掉了‘哲学界’,实际上,在数学与天文历法中也常使用周三径一,郭守敬制定授时历,便用周三径一。此句之前,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圆周率是一个小数,我改成了‘不是整数’,小数的认识应在宋金时代。历法自汉至元停止了一千多年,提法不妥。迟迟没产生小数的问题,各个民族数学史中,都是先认识分数,很久之后才认识小数,尚未见到例外情况,这可能是一个规律,与‘中国数’关系不大。中国人认识并使用小数在各民族中是最早的,小数的使用在唐中叶之后已屡见,宋秦九韶《数书九章》(1247),元李冶《测圆海镜》(1248)已有完整的小数表示。”我的文章,后来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

  其二,早年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的经历,郭先生一直念念不忘。直到2013年8月,我参加古籍整理出版专家评审会,报到时会议组织人员见到我,纷纷指点说:“这位就是郭书春先生提到的俞晓群。”当时我一脸懵然,不知就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此前召开的古籍整理学术专家评审会上,郭先生有一个大会发言,其中提到了我们的合作故事。他说道:“《九章算术》汇校本完成后,找出版社时却到处碰壁。借口是‘赔本’,实际上因为我当时是个助研,没有名气。正在这时,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师大梁宗巨教授向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先生推荐了我的书。见面时我开门见山地对晓群说:我的书赔钱。晓群很干脆:只要书好,我不怕赔钱。我答云:我是个助研,但我做到了什么程度,我心中有数,我的书肯定站得住脚。俞晓群离开辽教时又嘱咐:汇校本的再版,郭老师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出版。这就是汇校《九章算术》增补版。我常想:要不是严敦杰先生,我不会搞《九章筭术》的版本研究。要不是吴文俊、李学勤先生,我不会搞汇校。要不是梁宗巨、俞晓群先生,汇校本的出版要到猴年马月了。所以我特别希望当今学术界、出版界能够为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年轻人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大力提携人才,真诚尊重、细致关心、充分信任他们,让更多的人才快速成长,从而壮大古籍整理出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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