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对立国策论辩选评(五)

君主的听言与择言

  提示 :邹忌认为君主应该广开言路,尤其是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当面批评“面刺寡人之过者”。因为君主容易受蒙蔽。邹忌认为如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内政修明,不需用兵,就能战胜敌国。吕不韦则认为君主

邹忌讽齐王纳谏(1) 《战国策•齐策一》

  邹忌修八尺有余(2),而形貌昳丽(3)。朝服衣冠,窥镜(4),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5)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6)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7)“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8),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9),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10);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 。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11),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12)
  王曰:“善”(13)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14)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15);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16)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17)

【作者介绍】
  战国策:又称《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33卷, 497篇。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言论。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他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入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 守株待兔”、“ 狐假虎威”、“ 南辕北辙”等,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书》、《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所以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6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致相同。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中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谷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注释】 (1)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劝齐王听取别人意见和建议。邹忌,(约公元前385至前319),一作“驺忌”,尊称“驺子”。战国时期齐国人。齐桓公大臣。善鼓琴,有辩才。以鼓琴游说齐威王,被任相国,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号成侯。讽,指下级对上级以委婉曲折的言语进行规劝;齐王,即齐威王(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20年),妫姓,田氏,名因齐,齐桓公(与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非同一人)田午之子,战国时期齐国(田齐)第四代国君,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0年在位。死后葬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田齐王陵景区内);纳谏,接受规劝。纳,接受,接纳 (2)邹忌修八尺有余:邹忌长得高大有八尺多高。按:战国时代一尺相当于今天七寸,为18. 7米。修,长。 (3)形貌昳丽:体型相貌都很漂亮。昳(dié)丽,神采焕发,容貌美丽。 (4)朝服衣冠,窥镜:早晨穿戴好衣帽照镜子。服,当动词用,穿戴。 (5)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问自己的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哪一个长得漂亮?”孰(shú):谁,哪个 (6)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妻子说:“你漂亮得多,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7)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美丽,于是又问他的小妾说。妾,一夫一妻多妾制结构中,地位低于正妻的女性配偶。 (8)旦日:明日,第二天 (9)孰视之:仔细地看。孰,同“熟”。 (10)私我也:偏爱我。 (11)宫妇左右,莫不私王:宫中的嫔妃和身边的近臣都偏爱大王。 (12)王之蔽甚矣:大王受蒙蔽一定很深了。蔽,蒙蔽,这里指受蒙蔽;甚,厉害。 (13)善:好。 (14)“乃下令”几句:于是发布命令: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可以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劝谏我的,得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奖赏。面刺,当面指责;受,同“授”; 谤讥,指责、议论;市朝,公共场所;闻,“使……听到”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15)时时而间进:有时候有人偶然进谏。间,间或、偶尔;进,进谏。 (16)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一年以后,即使想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期(jī)年,满一年。 (17)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这就叫内政修明,不需用兵,就能战胜敌国。

【翻译】
  邹忌身高八尺多,体型相貌都很漂亮。有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问他的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漂亮呢?”妻子说:“你漂亮得多,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太相信,于是又问他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第二天,有客人来拜访,邹忌和他坐着谈话。邹忌又问客:“我和徐公相比,谁更漂亮?”客人说:“你比徐公漂亮多了”又过了一天,徐公前来拜访,(邹忌)仔细地端详他,自己觉得不如他美丽;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比不上人家。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这件事,终于醒悟:“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我的小妾认为我美,是惧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想要有求于我”。
  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惧怕我,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漂亮。如今的齐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池,宫中的嫔妃和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不惧怕大王的;国内的百姓,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蒙蔽一定很深了。
  齐威王说:“说得真好。”于是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可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劝谏我的,得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奖赏。”政令刚一下达,所有大臣都来进言规劝,宫门前就像集市一样喧闹。几个月以后,有时偶尔还有人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了这件事,都到齐国来朝见(齐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朝廷上战胜了敌国。

【评说】
  邹忌用自身的经历向齐威王进谏: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君主,容易受嫔妃近臣和国人的蒙蔽。要想不受蒙蔽,就要善于纳言。邹忌所说的纳言主要是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包括当面刺过、上书谏过和“谤讥于市朝”的。如果能如此,就可以使内政修明,不需用兵,就能战胜敌国。
  邹忌如此强调纳谏尤其是听取不同意见,除了可以不受蒙蔽这个原因外,也是由战国时代的各国纷纷争取人才和“士”的政治去向这个大背景所决定的:战国之际,七雄并立,各国间的兼并战争,各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都异常尖锐激烈。在这激烈动荡的时代,“士”作为一种最活跃的阶层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游说于各国之间。他们提出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斗争策略,为某些统治集团服务,并且往往利用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游说使诸侯采纳,施展着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他们的政治取向是“士为知己者用”,没有忠君、爱国这类道义感,往往是朝秦暮楚。各国统治者也认识到,人才的优势是国家政权能否巩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他们争相招揽人才,虚心纳谏,争取“士”的支持。“冯谖客孟尝君”,“苏秦始说连横”都是其中著名的纳谏、养士的事例。
  当然,邹忌能劝齐王纳谏并获得成功,还在于邹忌本身就有自知之明,还在于齐威王也有纳谏的雅量。
  对邹忌来说,他主张变法图强。身为相国,尽力革新政治,修订法律,选拔人才,奖励贤臣,处罚奸吏,并选荐孙膑这样著名军事家带兵,使齐国渐强。这是他之所以要劝齐王纳谏的主要原因所在。另外他身为相国却有自知之明,当妻子、小妾和宾客都说他比城北徐公漂亮时,他并没有“蔽”从而产生错觉。在与徐公见面后,又能实际求是答出“不如徐公”的结论,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仍然自我感觉良好。并能冷静分析妻子、小妾和宾客之所以说他比城北徐公漂亮的原因所在。这是相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又能以此为教训,从个人之美上升到国家政治,去劝说陷入嫔妃、近臣和国人更大“蔽”的齐威王,劝他纳谏,听取不同意见。当然,与他讲究劝谏的方法又深受齐王信赖(被封为成侯)也有很大关系。
  对齐威王来说也具备进谏的基本条件。齐威王以善于纳谏用能,励志图强而名著史册。在位时期,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日强。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为人礼贤重士,在国都临淄稷门外修建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士议政讲学,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后人称为“稷下学派”。到齐威王末年,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这是他能接受邹忌进谏的内因。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能纳谏,而且知过就改。从“门庭若市”到“时时而间进”,再到一年后的“虽欲言,无可进者”。这固然是《战国策》惯用的夸张,,但也反映出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的原因所在。

吕不韦论君主听言 《吕氏春秋•听言》

  听言不可不察,(1)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2)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3)。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瘠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4)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5)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6)。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7)《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8)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善、不善本于义,本于爱(9)。爱利之为道大矣。(10)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11)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12)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13)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14)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毂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15)。造父始习于大豆,蠭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16)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17)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雄之遇也,(18)孔穿之议公孙龙(19),翟翦之难惠子之法(20)。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作者介绍】
  吕不韦(前292—前235),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为人是囤积货物,看准时机,贱买贵卖的商业高手,形成成语“奇货可居。并把奇货可居这一经商理论应用与政治权谋,担任秦国丞相,封文信侯,开商人从政的先河:公元前258年,吕不韦到邯郸经商,见到在赵国作人质的秦昭襄王孙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遂将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给异人以讨其欢心,并西入咸阳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后为秦孝文王)的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才一年又去世,嫡嗣子楚继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终于获得丰厚的回报:前249年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庄襄王死后,年幼的太子嬴政即位(即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专断朝政。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
  吕不韦是商人与官场合作的经商之道的开创者,这种直接走上层路线搞官商勾结,通过金钱美女等攻关手段来达到获利(包括政治红利),至今仍然被一些人人效仿。但这种奇货可居、巧取豪夺的经商之路下场也必然很惨。嬴政亲政后不久,吕不韦就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担心被诛杀,于是饮鸩自尽。
  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害怕秦王来戮尸,把此称为“吕母墓”。事后,秦王果然派人寻找吕不韦坟墓,结果一无所获。吕不韦墓今位于洛阳市东约20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大冢头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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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南偃师市南蔡庄大冢头村东吕不韦墓园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命门客编著的一部丛书,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但“杂家”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并用自己的主导思想将其贯穿。这部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该书也是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注释】 (1)听言不可不察:听话不可不对话的善恶加以分析明辨。察,分析明辨。 (2)三代分善、不善,故王:夏、商、周三代能分辨话的善恶,所以能称王天下。三代,指夏、商、周,是儒家认为的实行王道时代,语见《论语•卫灵公》。 (3)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从百姓那里夺取大量钱财。大其钟鼓,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指代歌舞盛宴。 (4)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瘠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轻易地让百姓丧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瘦弱夭折,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忿,本指愤怒,这里泛指心情、欲望;夭瘠壮狡,使壮狡夭瘠。狡,健壮,力气大;夭,夭折;瘠,瘦弱;汔(qì),接近,庶几。 (5)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 宗庙:皇帝的祖庙。古代天子有七庙,即四亲(高祖、曾祖、祖、父)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推翻一个政权, 首先毁掉他的祖庙。 (6)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 今日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培,垒土,这里指墙基;势,情势;穴,洞穴,这里做动词用,打洞。 (7)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却不责备说这样话的人。不知道这两者是相类的。城郭:内城的墙为“城”, 外城的墙为“郭”; 庳(bēi),低矮;篡,夺取。 (8)《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 《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当今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 《周书》:上古典籍,已佚。 (9) 善、不善本于义,本于爱:区别好话和恶言的关键在于道义,在于爱民。按:有的本子“本于爱”为“不于爱”。似乎是错字。 (10)爱利之为道大矣:爱护百姓,对百姓有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重要了。利,对百姓有利。 (11)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在海上漂泊的人,在海上漂泊的人,漂泊十天、三十天,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夫,发语词,无实在意义;流于海,在海上漂泊。 (12)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到了一年之后,见到他曾经在中原见到过的东西就也很高兴了。期(jī)年:即周年。中国:中原。 (13)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所以那些圣贤的君主才俊要想为百姓分忧,就不可以不把这当成是要务。秀士,杰出才俊;黔首 (qián shǒu) ,战国时期和秦代对百姓的称呼。 (14)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功绩在名声之前,做实事在功绩之前,言论在做事之前。先,先于。 (15)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人,应是“夫”,语气词;毂(ɡǔ)言,初生小鸟的叫声;辩,区别,分辨。(16)造父始习于大豆,蠭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造父开始的时候向大豆学习,蠭门初时向甘蝇学习,造父曾经为大豆驾车来学习,蠭门曾以射甘蝇来练习,学习专心不转移而成为习性。造父,传说中善于驾御车马的人。大豆,即“泰豆氏”造父向他学习驾车的本领。《列子•汤问》:“造父之师曰 泰豆氏”;御大豆,造父刚开始跟泰豆氏学驾车,对他行礼很谦恭。蠭门,即逢蒙,神箭手后羿的弟子,据夏本纪,后杀后羿自立为王。甘蝇,传说中的神箭手,据说射鸟兽应弦而倒。《列子•汤问》:“甘蝇”,古之善射者,彀弓而兽伏鸟下”; 射甘蝇,蠭门射甘蝇事不见史载。倒有蠭门射其师后羿的故事,见后面“评说” (17)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白圭,(前370—前300),一说(前463—前385),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曾在魏惠王初期任魏国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总结出“智、勇、仁、强” 和“人弃我取”“ 知进知守”经营理念,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惠子:(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7年),姓惠,名施,战国中期宋国商丘(今河南商丘)人 。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他是名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 庄子的至交好友。惠施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他主张魏国、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齐、魏互尊为王。白圭之非惠子,见《吕氏春秋•不屈》篇,。大意是惠子用如何使国家强大来劝说白圭,白圭没有回应。惠子出去后,白圭对别人说;“”有个刚进门的新媳妇,本应安稳持重,微视慢行,她却进门伊始就乱指挥:童仆拿的火把烧得太旺,新媳妇说:“火把太旺”。门内有陷坎,新媳妇说:“填上它!它会跌伤人的腿”。这些话不是没有利,然而太过分了些。如今惠子刚刚见到我,他劝说我,与这位新妇差不多。 (18)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雄之遇也:公孙龙劝说燕昭王弭兵以及如何应对秦赵的空雄盟约。公孙龙,(前320年-前250年),传说字子秉,战国时期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名家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为《公孙龙子》,西汉时共有14篇,至今只残留6篇,共一卷。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是《白马论》和《坚白论》,提出了“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名家”著名学术观点。与他齐名的是另一位名家是惠施;燕昭王,即燕昭襄王(前335年-前279年),本名姬职,春秋战国时燕国第39任君主。即位后招贤纳士,在位期间曾命燕将秦开大破东胡、上将军乐毅联合五国攻齐,占领齐国七十多城(齐国疆土只剰莒、即墨二城),造就了燕国盛世;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见《吕氏春秋•应言篇》。大意是:公孙龙劝说燕昭王罢兵休战,燕昭王说:“好”。 公孙龙却说:我知道大王是不会罢兵休战的。因为大王当年攻打齐国时,天下所有主张伐齐的谋士,你都搜罗到门下。现在。你的朝廷上都是善战的将军,你怎么可能罢兵休战呢;偃,停下;空雄,秦、赵在空雄订立的盟约。其中规定两国战事互相援助;公孙龙之说燕昭王应空雄之遇见,事见《吕氏春秋•淫辞篇》,是公孙龙作为名家著名的辩例。大意是秦国、赵国签订空雄盟约:“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赵国帮助它;赵国想做的事,秦国帮助它。”过了没多久,秦国发兵攻打魏国,赵国想救魏国。秦王不高兴,派人责备赵王说:“盟约上说‘秦国想做的事,赵国帮助它;赵国想做的事,秦国帮助它。’现在秦国想要攻打魏国,赵国却想救它,这不符合盟约。”赵王把这事告诉平原君。平原君把这事告诉了公孙龙。公孙龙说:“也可以派使者责备秦国,说‘赵国想要救魏国,现在秦国偏偏不帮助赵国,这不符合盟约。’” (19)孔穿之议公孙龙:孔穿非议公孙龙。孔穿,字子高,战国时期鲁国人。孔子的6世,孙孔箕之子。生卒年月不详,终年51岁。 以曾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而成名。辩后平原君对公孙龙说:“公无复与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胜於辞.公辞胜於理.辞胜於理.终必受诎”。按:《吕氏春秋》采用《孔从子》中的说法,在《公孙龙子》中的记载则相反:孔穿被公孙龙辩得无话可说。 (20)翟翦之难惠子之法:翟翦责难惠子制定的法令。翟翦,战国时魏国人。翟璜之后。魏文侯时曾为上卿,惠子,见前注。翟翦之难惠子之法,见于《吕氏春秋•不屈篇》。大意是:魏惠王时,听从其相惠施以“大术”治魏。翟翦则认为惠施之术“善,而不可行”,惠王不听。推行的结果是士民疲羸,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诸侯不助。惠王遂改听翟翦之谋,社稷乃存。

【翻译】
  听话不可不(对话的善恶加以)分析明辨。不分析明辨,就不能分清那些是好话,那些是恶言。不能分辨出话的善恶,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辨话的善恶,所以能称王天下。如今世道更加衰微,圣王之道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从百姓那里夺取大量钱财,轻易地让百姓丧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夭折瘦弱,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攻打没有罪的国家以便掠取土地,杀死没有罪的人民以便夺取利益。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
  今日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那么一定要责备这个人。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却不责备说这样话的人。不知道这两者是相类的。《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上,有能分辨好和不好的,他称王天下是不难的。
  区别好话和恶言的关键在于道义,在于爱民。爱护百姓,对百姓有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重要了。在海上漂泊的人,漂泊十天、三十天,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到了一年之后,见到他曾经在中原见到过的东西就也很高兴了。这就是离开人群越久,就越想念人群吧!混乱社会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希望见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都不间断。所以那些圣贤的君主才俊要想为百姓分忧,就不可以不把这当成是要务。
  功绩在名声之前,做实事在功绩之前,言论在做事之前。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
  造父开始的时候向大豆学习,蠭门初时向甘蝇学习,造父曾经为大豆驾车,蠭门曾以射甘蝇来练习,学习专心不转移而成为习性。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令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劝说燕昭王弭兵以及如何应对秦赵的空雄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辫察清楚的。
  造父开始的时候向大豆学习,蠭门初时向甘蝇学习,造父曾经为大豆驾车来学习,蠭门曾以射甘蝇来练习,学习专心不转移而成为习性。因为专心,所以造父可以驾车远行快跑,蠭门可以凭借箭术除暴禁乱。凡是人也一定要在心中有所学习,然后才能听教导。不把学习放在心里作深入的考究,也要作一般的研究。不学习而能够听取别人的言论的,从古到今都没有。这个道理的解答可在这样的例子中看出,就是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劝说燕昭王停战和如何对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定的法令。这四个人的言论,都是论述了很多道理的,所以不可以不反复研究。

【评说】
  邹忌劝君主纳言,因为君主容易受嫔妃近臣和国人的蒙蔽。要想不受蒙蔽,就要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包括当面刺过、上书谏过和“谤讥于市朝”。如果能如此,就可以使内政修明,不需用兵,就能战胜敌国。
  吕不韦则主张不能一味纳言。首先要对进谏话加以分析明辨,分清那些是好话,那些是恶言。作者举了个例子:如果有人劝你去盗窃。说某某家很有钱,住宅的围墙很潮湿,容易挖洞,看门狗又死了,很容易盗取。你会认为其言不善,拒绝他。但如有人劝你去攻打一个国家,说该国发生了饥荒,城墙又很矮,守兵又不多,偷袭很容易成功,你就会采纳他的意见。这就叫做不会区分进言的善与不善。文章指出,如果不能分辨出话的善恶,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能分辨好言和恶言, “王天下”是不难的。
  至于区分好话和恶言的标准是什么,作者认为关键在于道义,在于爱民。爱护百姓,对百姓有利,这是最重要的原则。圣贤的君主才俊要想为百姓分忧,就不可以不把这当成是要务。
  那么,怎样才能区分出好话和恶言呢?作者认为功绩在名声之前,做实事在功绩之前,言论在做事之前。听言之前,先了解事情的实质。不了解内情,就不知道其言论与事实是否相符。作者举造父学驾和蠭门学射为例,必须专心致志,先练好基本功,这样才能致远追急,才能除害禁暴。关于造父学驾和蠭门学射如何虚心请教,如何练好基本功,《列子•汤问篇》有记载,翻译如下:
  造父刚开始向泰豆氏学习驾车时,对老师十分谦恭有礼貌。可是3年过去了,泰豆氏却连什么技术也没教给他,造父仍然执弟子礼,丝毫不怠。这时,泰豆氏才对造父说:“古诗中说过:擅长造弓的巧匠,一定要先学会编织簸箕;擅长冶金炼铁的能人,一定要先学会缝接皮袄。你要学驾车的技术,首先要跟我学快步走。如果你走路能像我这样快了,你才可以手执6根缰绳,驾驭6匹马拉的大车”。造父赶紧说:“我保证一切按老师的教导去做”。
  泰豆氏在地上竖起了一根根的木桩,铺成了一条窄窄的仅可立足的道路。泰豆氏首先踩在这些木桩上,来回疾走,快步如飞,从不失足跌下。造父照着老师的示范去刻苦练习,仅用了3天时间,就掌握了快步走的全部技巧要领。泰豆氏检查了造父的学习成绩后,不禁赞叹道:“你是多么机敏灵活啊,竟能这样快地掌握快行技巧!凡是想学习驾车的人都应当像你这样。从前你走路是得力于脚,同时受着心的支配。就必须掌握好缰绳和嚼口,使马走得缓急适度,互相配合,恰到好处你只有在内心真正领会和掌握了这个原理,同时通过调试适应了马的脾性,才能做到在驾车时进退合乎标准,转弯合乎规矩,即使跑很远的路也尚有余力。真正掌握了驾车技术的人,应当是双手熟练地握紧缰绳,全靠心的指挥,上路后既不用眼睛看,也不用鞭子赶;内心悠闲放松,身体端坐正直,6根缰绳不乱,24只马蹄落地不差分毫,进退旋转样样合于节拍,如果驾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车道的宽窄只要能容下车轮和马蹄也就够了,无论道路险峻与平坦,对驾车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驾车技术,你可要好好地记住它”。
  蠭门射甘蝇事不见史载。倒有个反面的例证:蠭门射其师后羿:逄蒙学成后,一直想暗害世上唯一比他高明的后羿。有次后羿单独出去打猎,逄蒙躲在树林边,向后羿施放暗箭。一支箭嗖地射来,后羿听到了弓弦响,急忙拉弓放箭,两支箭空中交汇,成为”人”字后一齐落地。如此重复十次,只有十支箭的后羿箭囊已空,而逄蒙还有一支箭搭在弓弦上,目标正对着后羿的咽喉。后羿中箭落马,逄蒙为自己阴谋得逞而暗自高兴,上前去准备去拨下那支箭。谁知他刚到老师面前,只见老师从嘴里吐出箭来,笑对学生说:“你连‘啮镞法’都不知道啊,还得好好学呢”
  那么,君主为什么才分不清进言的善与不善呢。作者指出,这是由于君主内心有私欲:“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3)。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瘠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4)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正是这种私欲,使君主分不清是非,识别不了言的善恶。就像作者在另一篇《吕氏春秋•应同》中指出那样:“听着多有所欲,则听必悖”:“东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见北方”
  古往今来,像邹忌那样劝君主纳言的文章不少,一本《贞观政要》的精华也就是颂扬唐太宗能够纳谏。但君主怎样去分析明察谏言?区分好话和恶言的标准是什么?又才能区分出好话和恶言?乃至更进一步:君主为何区分不出好话和恶言?像《吕氏春秋•听言》这样细加辩论,还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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