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相关特征

一、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德国的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汉学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1、19世纪后半叶——二十世纪初为萌生阶段,又称为“传教士阶段”时期或“前汉学”阶段;2、二十世纪初——二战前为转换期,即由传教士阶段向专业人士转换,其特征是与依附于德国对华的政治经济利益;3、二战以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为独立成长期,汉学从依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有所开拓前进;4、七十年代以后——至今,为螺旋复归期,一方面汉学蜕变壮大为“中国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皆有所跨越;另一方面研究对象又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转向当代时事政治,经济贸易的调查和研究,似乎又出现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的某种回归,但从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来看,则显得更为鼎盛和丰硕。

  1、萌生期,又称为“前汉学”时期(19世纪后半叶——二十世纪初)

  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从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末达到高潮。在这方面,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1899年作为德国同善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就一头扎进了中国的古籍之中,在中国逗留的二十几年中,他不仅有了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中国名字,更是深谙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此期间,他大量翻译了中国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论语》、《道德经》、《冲虚真经》、《南华真经》、《易经》、《孟子》等。除上述典籍外,卫礼贤还著有《中国生活智慧》、《孔子的生平与事迹》、《老子与道家》、《中国灵魂》等书和《来自东方的光芒》、《东方和西方》等一系列文章。这是中国典籍第一次被直接翻译成德文,在此之前都是由英文转译的。他的这一系列译著远远超出了汉学的领域,对整个德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德国一大批思想家也在进行东西方文化大名鼎鼎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1-1666)是17世纪初德国耶稣会传教士,他在1617出版的德文著作《基督教信仰输入大中华帝国史》,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的介绍只占全书2.4%的比例。他连前汉学家的资格都不具备。当代汉学家David E.Mungello称17世纪中叶的德国人Andreas Mueller(1630?-1694)和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是德国最早的两位“前汉学家”。(David E.Mungello Curious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andthe Originsof Sinology,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5。)他们都是从文字研究入手,Mueller试图为中国文字找出一套系统规律;Mentzel是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的宫廷医生,60岁才开始钻研中国历史,用归纳的方法编出《字汇》。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试图创立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Mueller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上。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感觉是非常具体的,他长年与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保持通信联系,请他们解答有关中国的问题。
  18世纪欧洲人开始注重世界史的写作,Johann Chritoph Gatterer(1725-1791)是德国世界史教材和手册体例的奠基人,他纂写了中国自夏王朝以来的历史。进入19世纪,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开始从图书文献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他使得德国的“前汉学”研究更讲求方法论,更加“现代化”。长期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etzlaff,1803-1851)批评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受到政治史的局限,提出历史要展示多个层面,但他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deschinesischen Reiches)全书没有注释引文和考证,只能算是通俗著作。KarlFriedrich Neumann(1798-1870)的著作《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北京条约签订时期的东亚历史:1840-1860》(Ostasiatische)。
  这一时期德国传教士、学者和商人对中国的研究多是出于好奇和业余爱好,研究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他们关注的首先是中国的语言,他们将汉语看作是与埃及古文字一样的已经死亡的语言来研究,这一错误直到20世纪初才得到纠正。其次是介绍和翻译中国的古典文献,如《论语》(由著名传教士花之安翻译)、《书经》、《史记》和《资治通鉴》以及明清历史,但系统翻译的工作还是在20世纪以后才展开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前汉学家们对中国语言和历史的探索都是零星的,既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机构和组织规划研究课题。从心态上看,他们为了批评欧洲的现实,将中国过份地美化,这不仅表现在传教士的中国报告里,也表现在欧洲热切关注中国的学者身上。
  按照当代著名汉学家HerbertFranke的看法,1793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是所谓的“耶稣会士汉学”的终结。19世纪是汉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欧洲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逐渐接受的时期,此之前,汉学只是东方学的附庸,即使是在个别大学和研究机构设有专业,几乎还是没有人能够靠“汉学”维持生存。当然,不同国家还是有差异,德国直到19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一些时候,还是没有“汉学”的饭碗可以谋生。德国汉学家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一直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从事其学术生涯,著作以法文在巴黎出版。洪堡大学的创始人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1769-1859)爱才心切,为Klaproth在自己大学的东亚系争取到一个“东亚语言”的教授席位,但Klaproth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巴黎的汉学研究气氛和报酬远远优于德国。
  1815年1月16日是汉学进入科学殿堂的开端,法兰西学院为一位27岁的法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教授席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前汉学”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编制化的过程中,德国不仅落后于法国,还大大不及荷兰、英国和俄罗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51年荷兰莱顿大学将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授予了一位德国学者Johann Joseph Hoffmann (1851-1878);而到了1912年柏林大学设立第二个汉学教授席位时,德国人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结果又从莱顿大学请了一个荷兰人Jan De Groot (1854-1921)前往任教。
  二十世纪之前欧美社会及知识分子对中国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基本上是透过传教士的报道。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是一个礼仪周备、理性文明的国度,不过也有纵欲、迷信、妇女地位低下等落后现象。1685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这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
  在这方面,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1899年作为德国同善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就一头扎进了中国的古籍之中,在中国逗留的二十几年中,他不仅有了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中国名字,更是深谙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此期间,他大量翻译了中国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论语》、《道德经》、《冲虚真经》、《南华真经》、《易经》、《孟子》等。除上述典籍外,卫礼贤还著有《中国生活智慧》、《孔子的生平与事迹》、《老子与道家》、《中国灵魂》等书和《来自东方的光芒》、《东方和西方》等一系列文章。这是中国典籍第一次被直接翻译成德文,在此之前都是由英文转译的。他的这一系列译著。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提供了一把钥匙,特别是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更是代表了当时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对道家思想的运用方面,成就最大的莫过于与弗洛伊德分庭抗礼的卡尔•荣格(Karl Jung),他将道家思想引入了他的无意识研究中,他认为,他的“无意识”存在于先天并具有普遍的内容和形式的观点与老、庄思想中的“道”是相吻合的,并由此而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除此之外,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更是主张从“道”来把握中国文化,他写到:“……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最根本的‘道’字里面,在人体内部阴和阳之间的冲突就是他生命中的道,在他外面由大群精灵交织而成的经纬则是自然的道。世界具有道,因之他具有节奏、韵律和周期性。”(卫茂平 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P341)另外,恩斯特(Paul Ernst)的《中国智慧》也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与研究。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传教的的艾儒略在出发前写给耶稣教会长老的一封信中,陈述他要去中国传教的动机:“出于对耶稣的爱,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愿意忍受任何的苦楚。我不仅要奉献我的生命,而且要切实地运用我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为上主的宝血救赎的不幸灵魂。我希望协助基督,拯救那些灵魂,因为在这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他们缺乏任何的灵性帮助。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主已给我火一般的渴望为他的爱而工作。” (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8页)。而1541年来华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是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的。1581年耶稣会又派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到澳门学习中文,准备进入内地传教。他们的使命主要是从事“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即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利玛窦全集(第四册)[M].台北:光启、辅仁联合发行,1986. P521~522)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发布禁海令,自辽东到广东,近海居民各内迁三十里,实行闭关锁国。第二年,西方传教士汤若望下狱免死,废其所进二百年历。康熙十七年(1678),再次严申海禁。这一列闭关锁国及向西方示恶的举措,使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另眼相看。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优美形象逐渐破灭,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黑格尔等都把中国看成静止的黑暗国家。

  2、转换期(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

  从19世纪后半叶起,德国开始从前汉学向汉学转换,这一过程与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催生出的汉学研究也深深打上了政治的和经济的烙印。在1859至1862年的普鲁士东亚考察团(2参阅当时官方编辑的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nach Ost-Asienausamtlichen Quellen, Verlagder Koelig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1864。)(四卷本的报告)成员中,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通”。比如考察团成员之一的Maxvon Brandt,后来成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晚年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3 Maxvon Brandt Dreiunddreissig Jahrein Ost-Asien: Erinnerungeneinesdeutschen Diplomaten, Verlagvon Georg Wigano, Leipzig, 1901 Ausdem Landedes Zopfes: Plaudereieneinesalten Chinesen。)另一成员普鲁士商人Grube博士成为1887年柏林大学(东德时期改称洪堡大学)创立的东亚系时的唯一的讲师(Privatdozent),他的第一个学生弗兰克OttoFranke是获取大学汉学席位的第一人。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FerdinandvonRichthofen)也是该团成员, 1877年他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关于中国的报告——游记《中国》(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DietrichReimer,Berlin)李希霍芬在中国逗留了4年,其游记除了对中国地质地貌的考察记录外,还从一个旅游者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中国19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图景,极具史料价值。如他在宁波发现桑树都被太平军烧光了,由此找到中国丝绸出口锐减的原因。他在湖南岳麓书院差点被学生殴打的经历,显示出该地知识阶层对外国的态度和认识。可惜,此书至今未被翻译成中文。)的影响远远超过地理学的范畴。1911年已担任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研究所汉学教授的Otto Franke在总结德国汉学研究史时指出:“由李希霍芬著作所赢得的普遍的敬意可以让人期望,大量的学术机构将会在这个庞大的新的研究领域投入更大的注意力。政治和经济已经同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指向了远东。”(Otto Franke Diesinologischen Studienin Deutschland,收在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 p361。 VerlagvonC. Boysen, Hamburg, 1911。)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积极拓展在东亚的贸易和殖民地利益,为适应新形势,1877年柏林大学创立了东方语言系(SeminarfuerOrientalischeSprache),帝国国务秘书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台下大多数的听众不是学生,而是政府官员、传教士和商人。作为该系学生的OttoFranke后来回忆说“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6Otto Franke Erinnerungauszwei Welten: Randglossenzur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Walter De Gruyter&Co. Berlin,1954)他甚至承认,自己当年也不是抱着研究学术的目的去学习中文,而是纯粹出于将来就业的考虑:此前他已经拿到了梵文研究的博士学位,一位外交部的朋友告诉他,部里急需中国语和日本语的翻译,他才匆忙决定重返大学学习。他先跟从Grube博士学古代汉学,又随前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KarlArendt学习北方汉语。这也是当时德国人学习汉语的传统路数。他只学了一年,学位还没有拿到,就被派往北京的公使馆担任翻译生。由于他和荫昌的友谊,1903到1907年他作为中国政府雇员担任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秘书。另一位著名汉学家FranzKuhn(1884-1961)在1937年回忆说:“日俄战争唤醒了我对远东的兴趣,我打算做一名翻译,在驻中国的领事馆度过一生。”(Lebensschreibungund Bibliographieseiner Werke,p9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0。)与 Otto Franke一样,FranzKuhn也是先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然后渐渐将兴趣转到了学术研究上。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研究始终无法与政治剥离开来。这一特点, Otto Franke的儿子,与其父亲齐名的傅吾康教授区分得很清楚:“从根本上讲,我父亲是一个外交官,政治在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恰恰相反,政治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前引傅吾康书,第1页。)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利益对汉学机构建置和研究方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09年在当时的汉堡殖民研究所设立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典型地说明了经济在学术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汉堡是德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德国远航东亚的船只大多数是在汉堡建造的,中德之间贸易的中转站就在汉堡。Otto Franke在回忆录中非常有趣地描述了他得到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的过程:一般以为,汉堡是这样一个城市,人们在那里能挣大钱,吃得好,喝得好,生活舒适,但是,那里没有位置留给学术研究。我的太太就是一个汉堡人,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怀疑,这个新的教授首先应该做的,不过是为了所谓实用的目标,那就是专业的汉学家给几个年轻的商人教一点汉语的基础知识,然后在课程设置上提供一些通俗讲座而已。我的许多同事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其中一位写信给我说:“您想在这个充满铜臭气的城市做什么?”我也问自己这个同样的问题。(前引Otto Franke书(1954),p.p129-130。)
  最终,福格尔于1909年还是接受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但是,为了表示绝不将学术屈从于商业利益的决心,他将汉学系命名为“中国语言文化系”(Seminarfuer Spracheund Kultur Chinas)——这一名称保留至今,汉学系只是约定俗成的简称。确定该系的“基础应该还是语言学,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要建立起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前引Otto Franke书(1954),p131。)走出这一步非常不易,直到1916年,汉堡市策划要将殖民研究所改建成综合性大学,讨论到汉学系的建制时,商会的法律顾问对Otto Franke说:“您只需告诉我,中国的什么地方最有利于我们的进出口生意,所有其他的,我们不感兴趣。”(前引Otto Franke书(1954),p141。)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1927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还心有余悸地回忆起1908年为自己的德文本《论语》寻找出版商的情景,他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不行,在这儿谁关心中国呀?”(Richard Wilhelm Dergeistige Mittlerzwischen Chinaund Europa,p154。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56。)的冷嘲热讽。尽管如此,20世纪前三十年,德国的汉学研究逐渐在大学取得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继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之后,1922年莱比锡大学成为德国汉学的又一重镇,1924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所”,主要从事汉语文献的翻译和中德留学生交换工作。他和Otto Franke教授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缩小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汉学研究的差距。在这点上,Otto Franke教授贡献巨大。从研究和教学方法上讲,他在汉堡大学开始从根本上扭转了17世纪以来的传统汉语研究和教学方法,他倡导直接从现代汉语入手,掌握正确的发音和常用词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化语法和接触文学语言。也就是说,从他开始,汉语不再是作为古老的和已经死亡的语言被研究了。作为把汉学奠定在科学方法和学术殿堂里的OttoFranke教授,除了汉语教学上的成就外,他一生著述共27本,其中5卷本的《中国通史》,又为德国的汉学研究提供了范本。也是他将汉学研究从政治和商业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与Otto Franke齐名的另一汉学大师是AlfredForke教授,其3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历时12载而完成。在翻译介绍中国古典文献的著名人物中,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卫礼贤的《易经》和《礼记》,至今还是经典译本;另一位是Franz Kuhn,他是《今古奇观》、《金瓶梅》、《肉蒲团》、《水浒》和《红楼梦》的译者。除此之外,30年代的群英谱里,还应该有Erich Haenisch、颜复礼(Fritz Jaeger)和Alfred Hoffmann的大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涉猎面非常广。遗憾的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的汉学研究再度成为政治的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强烈地感到需要检讨自己的文化传统,以修正其发展的方向。于是对返璞归真的憧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流。具有思辨传统的德国知识分子,试图从现代文明本身找到人类思想灾难的根源,同时也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民族特性中寻找悲剧的根源。不少人更是转向东方,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求济世良方。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老庄的出世哲学在遥远的欧洲才找到了适合其生存的土壤。卫礼贤在他的《来自东方的光芒》一书中这样写到:“对欧洲来说,拯救将在于让我们所需要的自我意识发生作用,让除了外部世界、物、技术和机构外的内在世界、人、生活艺术和组织重新进入意识的中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来自东方的光芒。”(卫茂平 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331页)。直至1924年德国经济形式好转后,社会相对稳定,表现主义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土壤,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精神运动最终归于沉寂,老庄思想的影响也因失去思想上的依托而逐渐从德国文学中淡出。中欧地区出现了一场广泛的艺术精神运动———表现主义运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作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不仅以哲学家的眼光看待中国,而且还以《庄子语录和寓言》和《中国神怪和爱情故事》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阿尔弗雷德•莫姆贝特(Alfred Mombert),这位早期表现主义“宇宙派”作家,不仅对老庄哲学津津乐道,更试图从中寻找宇宙世界的终极意义。他常常和友人谈经论道,并以老庄的哲学思想来表明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曾写道:“亚洲占据了我心中的很大部分……,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P359)克拉邦德(Klabund)这位沉浸于中国诗歌的德国诗人,从中国诗歌中获取了创作的灵感,不仅赋予了中国古代诗歌以现代意义,而且对老庄哲学充满热情。1919年他出版了自称为诗歌代表作的《三声》一书,该书集中体现了他对老庄哲学的见解。所谓“三声”是指“夷、希、微”三个汉字,它出自《老子》十四章中的一段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夷、希、微”是指宇宙世界中所存在的人的感官不能把握的特性,克拉邦德称它为“神圣的三声理论,因为三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是天、地、人,你、我、他。”(P388)在这部作品中,充满了老庄的“无为”思想,并将“道”阐释为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不二法则,这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他对老子哲学的诠释。除此之外,他还改编了老子的《道德经》,并著有叙事诗《老子》。表现主义大师的德布林(Alfred Dblin)。他热衷于中国文化,对老庄思想充满崇敬之情。他在他的长篇名作《王伦三跳》中对老庄哲学的重要思想进行了阐述。这部小说取材于18世纪中国乾隆年间,通过主人公王伦命运的三次转折、最后彻底皈依“无为”信念———自焚身亡的故事,将老庄思想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对道家思想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德布林通过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展开诠释了道家思想,整部作品充满了“无为”和“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思想,他还不时在作品中直接引用道家语录。这部作品1916年获冯塔纳文学奖,从此奠定了德布林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24年德国经济形式好转后,社会相对稳定,表现主义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土壤,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精神运动最终归于沉寂,老庄思想的影响也因失去思想上的依托而逐渐从德国文学中淡出。
  20世纪30到40年代是德国大学里汉学研究的繁荣时期(战后直到1962年德国汉学家的数目才与纳粹时期持平),但同时又是灾难深重的时期,一方面大学里不断成立新的汉学系,自1933年始到1945年战争结束,设在北京的“德国研究所”一直受到德国外交部的资助,其德方工作人员都是由政府派遣;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种族方面的原因,一批重要德国汉学家不得不移居英国和美国,另一些留下来的著名汉学家为了生存和过政治关,纷纷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Helmolt Vittinghoff Chinawissenschaftenzwischen Deutschem Reichund Drittem Reich,见前引马汉茂和Hammer编辑的论文集(1999),pp.149-150。)这段时期的汉学研究史至今讳莫如深,1997年马汉茂教授还不无遗憾地说,“纳粹时期汉学研究史是一个敏感而特殊的课题”,(前引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中马汉茂撰写的前言,第3页。)倒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胆揭露这块伤疤的是研究德国语言文学的法国女学者Francoise Kreissler。她先是查阅了现保存在波茨坦的德国驻北京使馆的档案,又走访了许多纳粹时期的德国汉学家。她发现,许多被采访者并不打算说出真相。作为在德国研究所工作过的德国人,傅吾康教授在其回忆录中首次涉及到了这一课题,对这一机构建置历史,日常工作内容,工作人员都作了论述。这本回忆录收在马汉茂教授主持的丛书“中国论文集”中,在马汉茂教授看来,傅吾康教授的披露还是过于谨慎了。最近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年轻学者ThomasJansen在前述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德国研究所出版的研究刊物和年鉴,对德中双方的工作状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探索,并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傅吾康教授,Jansen先生的结论是:“德国研究所是建立在进行中德文化和学术交流基础上的机构,尽管德国研究所的成员试图依附和追随1933年上台的纳粹党的路线,但是我认为该研究所仍然是一个学术研究组织,而不是向政治靠拢的组织。当然,作为德国政府整个研究所网络的一部分和国家控制的(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的组织,它不得不发挥某些宣传功能。”Jansen先生的文章还透露了:1934年该所所长Hellmut Wilhelm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太太有犹太血统,1938年出席德国研究所庆祝仪式的有纳粹党在北京的党小组的负责人。这的确是学术研究的悲剧,可惜,这一悲剧在战后的联邦德国结束后,又重新在民主德国重演,东德的汉学研究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
  比较严谨的汉学著作开始出现。1900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首次将《史记》翻译成法文,共五大卷,并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中国史。1914年,德国诗人庞德为法国汉学家波蒂埃翻译的《四书》英译本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迫切需要孔子》。在为青年诗人所开的书目《读诗ABC》中,他认为荷马和孔子最重要。及至1945年,庞德在意大利被美军逮捕入狱时,随身只带了两本书:《孔子文集》和《汉语字典》。

  3、独立成长期(二战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

  汉学从依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有所开拓前进。“二战”毁坏了许多图书馆,烧毁了许多珍贵资料,但战争同时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其标志就是战后联邦德国大学和研究所的汉学研究,终于摆脱政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将两个时代衔接起来的人物,是慕尼黑大学东亚系的HerbertFranke教授。与OttoFranke教授相似,他涉猎的面非常广,著述繁复,出版了24本书。他的蒙古史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推崇,《剑桥中国史》第6卷宋辽金元四朝史,就是由他和一位英国学者共同撰写的。他用英文还著有《从部落酋长到世界皇帝和上帝:元朝的合法性》,其德文的著作有《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和《北中国:蒙古人征服的前夜》(FromTribal Chieftainto Universal EmperorandGod: TheLegitimationofthe Yuan-Dynastie, Verlagder Bayerischen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Muenchen, 1978。Geldund Wirtschaftin Chinaunterder Mongolen Herrschaft, Harrassowitz, Leipzig, 1949。Nordchinaam Vorabenddermongolischen Eroberung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8。)。他同时也是出色的学术活动家。他成立学术团体,编辑杂志,将德国学者凝聚起来。他打开了德国汉学界与英美汉学界交往的大门,摆脱了战后德国汉学界被孤立的地位。其标志是,作为秘书长,他于1957年在慕尼黑成功组织了第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他使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成为战后德国的又一个汉学研究重镇(HerbertFranke教授与德国战后汉学研究的关系,可参阅鲍吾刚(Wolfgang Bauer)教授的文章《Herbert Franke与战后德国的中国研究》,收在庆祝教授65岁生日纪念文集(Herbert Franke Studia Sino-Mongolica,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79)。
  德国人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汉学研究史也是如此,而且都是些大教授做这种工作。早在1930年ErichHaenisch就在其论文《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长文中介绍了汉学的发展。Otto Franke教授在九年之后,再次以很长的篇幅评述了德国人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地理、哲学、佛学、民族民俗、语言、考古、古典文献、城市生活以及动植物学诸学科的成果。(Otto Franke著,杨丙辰译,《现下在德国之中国学》,刊登在中德学会在北京出版的中文版《研究与进步》(上)。(第1卷,第1-14页和第2卷,第1-12页),1939年。)由此也可见他心目中的汉学概念之宽泛。Herbert Franke也很重视德国汉学研究的经验总结,要了解战后一直到60年代末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就得看他1968年出版的《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一书(Sinologiean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68)。有趣的是,这三位方家都姓Franke,被并称为汉学界的“三个Franke”。Otto Franke和傅吾康父子长期在北方汉堡大学任教,Herbert Franke是南方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的台柱。不仅在中国,他们在德国也常常被说成是一家子,其实南方的Franke与汉堡的Franke父子没有丝毫亲戚关系。70年代以后,伴随着德国经济起飞和中德恢复外交关系,汉学重新成为一门显学,各大学纷纷设立汉学系,形成没有汉学系不成为大学的有趣局面。只是汉学换了一个名字——中国学。它的外延显然大大被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而注重当代史时事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影响到汉学系的课程设置,就是在传统的课程(称为“汉学一类”)之外,又增加了当代史的内容(称为“汉学二类”),一般不打算将汉学作为研究方向,只是出于培养职业素养的学生都乐于选读二类的课程。主专业选择“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之类,副专业则选择“汉学”二类,毕业后很容易在跨国公司中找到工作。传统上属于阳春白雪的汉学变得如此“经世致用”和媚俗务实,当然是经济利益在起作用,盛时的汉学如此,衰时也是如此:为了摆脱研究经费日益减少的困扰和减轻学生的就业压力,不得不屈尊下就,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更严重的是,由于近年德国财政紧张,汉学系也面临着教授职位裁减的现实。以前,大学的汉学教授是不会用正眼看看大学以外的汉学研究的,他们尤其看不上那些为政府提供咨询、出谋划策的所谓“中国通”,这些人多在由联邦政府直接斥资支持的研究所里,比如设在汉堡的亚洲研究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两家横隔一条马路,但老死不相往来。在大学教授的眼里,研究所的所谓“中国通”都不能称为学者,充其量他们是一批“为稻粱谋”的策士。现在,有些大学教授开始到研究所去兼职了。这一景象,倒有些类似中国清代史上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学术啊,面对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在哪儿都面临着一个要不要尊严的问题。在这一新时期里,德国汉学研究成果显著。波鸿大学的马汉茂教授和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注重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家的介绍。
  海德堡大学在其第三任系主任瓦格纳教授的率领下显得充满活力,由他主持的“文本与注释”和“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结构”两个长年研究项目,前者考察中国古代经典注释史上不同的注释策略及其不同文本的出现过程;后者则对晚清以来现代媒体构成过程的考察。恪守传统研究方法,在传统研究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后一直在慕尼黑大学的鲍吾刚教授,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国的脸》和《中国人对幸福的期望》1是汉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严肃的学术著作读来仍然生趣盎然,鲍吾刚教授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另一成就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目前汉学界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的挑大梁人物,如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和郎密榭(Michael Lackner)都是他的门生。
  二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也较以前有较大的发展。1965年,前西德联邦政府在鲁尔工业区创办鲁尔大学,同期成立欧洲最大的东亚研究中心,下设中国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中国历史、韩国语文等二十四个研究单位,其规模直至今天,也是欧美最宏大的东亚研究机构。另外在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设立了东亚研究所。目前德国共有20多个汉学研究机构,其中鲁尔大学、汉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是鼎足为三的德国汉学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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