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杨海明和他的“杨氏词学厅堂”

学人自述

  人生本是很不容易的,而唐宋词人在他们艰难的人生中竟然集体创造了那么灿烂的词文学,并给后人留下了取汲不尽的精神遗产,这就越发值得我们珍惜和加以利用。一方面,唐宋词人无不感叹于人生的虚空和多艰(如苏轼叹曰“须信人生如寄”,李之仪叹曰“人生弹指事成空”,赵令峙叹曰“人生更在艰难中”),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万分痴恋和执着于人生(如欧阳修曰“人生自是有情痴”,晏殊曰“人生有限情无限”)。一方面,他们极度关心自身,珍惜着自己每一寸光阴和玩味着自己每一份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具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绝不愿让自己的生命浪掷和让自己的人生虚度(这在南宋的爱国词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前贤早就说过“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又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既然人类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所共同延续而成的,而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今昔相似的人生感遇,那么作为唐宋词人之后辈的我们,怎又能轻易丢弃前人在词中留下的那笔丰厚的思想遗产而不顾呢?因此,文学创作固然是为人生,文学研究也同样应该为人生——尤其是为现实的人生。而以人生意蕴来沟通古今两代人的心灵,使当代读者能从唐宋词中获取有益于现实人生的滋养,就该是新时期词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相信,必会有人乐意朝这方面努力。

  ——杨海明《试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

学人小传

  杨海明,1942年生,江苏苏州人。1964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至1981年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词学家唐圭璋攻读硕士学位。后执教于苏州大学。曾任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著有《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张炎词研究》《唐宋词史》《宋词三百首新注》《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杨海明词学文集》等。

  杨海明教授是著名现代词学家。他撰写的《唐宋词风格论》开启了唐宋词风格学研究,《唐宋词史》是第一部“唐宋词”史著,《唐宋词美学》是新方法关照下中国传统美学的唐宋词研究,《唐宋词与人生》为唐宋词研究拓展了崭新的领域。杨海明教授坚持面向现实生活、面向人生的研究态度,用三十年的时光在词学研究“现代院落”中建造了一座“杨氏词学厅堂”,给后来的学者很多启发。

  有人把20世纪中国学人分为三代: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出生的学者为第一代;20世纪初到40年代中出生的学人为第二代;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出生的学人为第三代。杨海明1942年出生于苏州,按照上述对学人时代的划分,他处于第二代与第三代学人的衔接阶段。第一代学者大多还是传统学术为底色的,第二代属于学术转型期的重要群体,第三代学者大多是现代派了。因此杨海明他们这一代学人,从传统学术殿堂来,是现代学术院落建设的开创者和中坚力量。

  杨海明所建的唐宋词学厅堂,布局典雅优美又时尚精致,交融着古典与现代审美的气息。

  “杨氏词学厅堂”的建设过程是新时期第二代与第三代过渡性学人群体的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个案。杨海明一边建设也一边反思,从1993年发表论文《词学研究之展望——对今后开展词学研究的管见》(《中国韵文学刊》)就开始思考现代词学的院落规模和格局了,其后又发表了《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文学评论》)等论文,前后十多年,他一直思考着现代词学院落建设的方向和色彩,他的词学研究历程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专注:不跨出唐宋词领域一步

  杨海明词学研究给我们的启发,首先是他对研究对象的思考。

  大概杨海明是新时期以来很少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学者,他除了有限的几篇唐宋词学以外的论文(如宋代散文两篇和关涉清人词与词论两篇),所有的论文都是以唐宋词为研究对象。他撰写的诗词比较的文章,无论是微观具体到某一作家,还是宏观的文体特质探讨,都可以看出杨海明对宋诗是有极为丰厚积淀的,但是他几乎没有写过一篇专论宋诗的论文。我们还发现,杨海明几乎没有诗词创作,几乎不填词。杨海明给自己的定位是“新旧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位‘过渡型’的研究者”,固然有他一贯谦虚态度使然,但我更多的是体会到了他内心的无奈与遗憾。1964年,杨海明报考夏承焘先生的研究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没能被录取。直到1978年,他才师从唐圭璋先生攻读硕士,毕业之后分配到苏州大学任教,那时他已人到中年。时不我待,年龄的紧迫感让他懂得了舍弃,他舍弃了填词写诗的创作,也舍弃了除了唐宋词之外的其他研究对象。他为了“打一口深井”,拒绝了其他水源地的诱惑,这是需要有惊人的克制力和勇气的!我想,他忍住脚步不跨出唐宋词领域一步,固然有周遭研究小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来自自己清醒的定位和极为克制的取舍。三十年,在唐宋词这二万余首作品中来回穿梭,在那数以百计的词人内心之间来回揣摩,一遍遍地还原唐宋两代那数百年的一幕幕场景,把一处复杂的富矿盘点得清清楚楚,他打出了一口涌出源源不断清水的深井。这对我们这代的研究者来说极有警醒意义,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多,我们“假装的兴趣”(其实现在研究者的兴趣背后更多是剑走偏锋的猎奇和快出成果的躁动)太多,我们对宏观研究的夸大情绪太多。

  杨海明认为,未来的词学研究,坚持“本体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学者以唐宋词为研究对象,首先要对本体——词体——有极为深入而又丰富细腻的研究。词体的研究基于词作与词人,但杨海明认为词作与词人的研究更要指向词体。文学研究首先要对研究对象的文体作“文学的”研究,杨海明从风格学入手,深入到词体美学风貌,以“史”的视野来论述,于是,不同质地的一粒粒珍珠被串成了珠链。文学本体功能更多在抒情,杨海明紧紧抓住这一文学(词学)的大门钥匙——“抒情性格”——去打开唐宋词的内在的文体风格的美学世界。文学研究若没有进入文体内部探索“(词体)奥秘”,则就多在隔靴搔痒,终隔了一层。

  对待研究对象有清晰的边界也有多元的视角,这也是杨海明对研究对象的思考给我们的启发。唐宋词与唐宋诗是一对姐妹,研究“词妹妹”以“诗姐姐”为参照,似乎最能把问题说清楚。比较异同不是目的,发现“词妹妹”的卓越风情和独特成长经历才是关键。“词妹妹”每一个成长的转型处,哪些作家出过怎么样的力;“诗姐姐”如何影响着“词妹妹”成长的过程……研究者要能不断对研究对象的本体产生好奇,要“提高对这种‘文体’研究的重要性和趣味性的认识”,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新鲜的观念性意义。对一个人的研究,杨海明也是坚持多元化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大有要把此人看透的意味。如对苏轼,先后发表的论文有:《略论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1982)、《论苏轼词的思想深度》(1987)、《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1989)、《苏轼:睿智文人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1997)、《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1999)、《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2003)和《试论宋代词人享乐心理的雅俗分趋——以柳永、苏轼为例》(2004),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还不在其中。这是多元研究视野中对苏轼的“全景扫描”,若把这些论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关于苏轼词研究的小册子了。

宏观:画出唐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坐标

  杨海明词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他对方法的实践。

  杨海明词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正处于古代文学乃至所有的文学研究领域都流行着“方法热”的时候,“80年代中期随着方法热的兴起,系统论研究法、心理学研究法、原型批评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等文艺学研究方法广泛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张幼良《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论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如同侠士手中的武器,即便是常见武器,刀剑也有很多种,大朴刀、青锋剑与东洋刀、罗马剑品质各异,不是每一件外族武器都能趁手的,当然无论用什么武器一定能奏效,取胜才是目的。杨海明在研究方法上一直是敢“变”和趋“新”的,这是他的“词学厅堂”极具现代色彩的原因。他选择方法立足于两个价值标准:合适恰当(趁手)和中国传统(本色)。他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词体,是基于他对词作为一种特种的“心绪文学”和“心灵文献”的看法,这样就“更能贴近词文学的本质属性”(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他用接受美学的方法研究词体内部的审美特色和美学风貌,并没有采用西方接受美学的那些陌生的术语和概念,“他所揭示的唐宋词的‘美学’特质,没有借助西方的美学理论概念来装饰,而是用正宗的、地道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所固有的一些理论概念和范畴来建构唐宋词的美学体系,并用当代意识和当代的话语进行科学的诠释。读后让你觉得这是中国本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切合词史实际的‘美学’,而不是进口的‘洋’美学。”(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杨海明的词学研究一直坚持宏观研究,并且把宏观研究视野作为他对未来词学研究的重要期待。尤其在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他则更加提出要用宏观研究的方法,这是对传统词学作家作品研究的“补救”或“加强”,他认为,这样的方法实践“能从大量的微观文学现象中归纳出整体发展的轨迹,并进而揭示其嬗变进化的规律,而即使仍是研究个别的作家作品,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就‘个别’而论‘个别’的习套与水平上,而要求能从历史的、全局的高度来作‘居高临下’的‘俯视’和作‘小中见大’的‘解剖’。这样的研究,才能赋予作家、作品的研究以更新的活力和更深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研究就不仅能补足微观研究的不足,而且比之微观研究,又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研究。”(杨海明《词学研究之展望——对今后开展词学研究的管见》)在杨海明这里,宏观研究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他词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杨海明对研究方法的实践,极其重视新概念的不断丰富阐释。“杨氏词学厅堂”中的新概念形成了一个词学关键词系统。这些新概念是:南国情味、南方文学、主体风格、变革型风格(风格变态)、柔性心态、富贵气象、心绪文学、心态文学、心灵史册、心灵文献、纯抒情文学、抒情性(风)格、词体奥秘……还有一些注入了新内涵的老名词:词心、词境、诗词有别、忧患意识、爱情心理、绮怨风格……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论文中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了解释,丰富内涵,共同构成了杨海明词学理论的概念系统。这个概念系统非常全面地揭示出了唐宋词里里外外的特征,为唐宋词在文学史上画出了极为清晰的纵横坐标。

现代:敢变趋新,面向现实人生

  杨海明的词学研究,启示我们理性地对待自己的学术之路。

  杨海明说他是一位“过渡型”研究者,既是自谦,更是理性。杨海明从王国维、唐圭璋、龙榆生那些前辈学人中获取了“营养”和精神,同时也理性地思考了他们的学术历程,从而寻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个性,并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研究风格。杨海明对待词体研究的立场和为现实人生的研究价值观,甚至词心、词境、词史等一些观念的形成最初主要是从王国维等人那里来的(详见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可见,杨海明的现代词学观的形成渊源有自,是继承了第一代词学者的传统的。

  所谓“过渡”,便是要从“传统”走来,再向“现代”走去。也许我们对杨海明的词学研究的总体印象是“现代性”的,但是杨海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自己的学术实践的最初阶段是非常传统的,如他的《张炎词研究》以及张炎词编年、选注,再如点校王沂孙的《花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自然新注《宋词三百首》也当算是很传统的研究。这些研究,除点校之外虽都有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样态了,然而,这却更让我们看清楚杨海明传统词学的“来路”。他对于词学研究坚持“推陈出新”。“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前人词学研究的遗产,把‘根’深深扎在传统词学研究中;另一方面,却不能墨守成规,而要以现代先进的文艺科学来指导这种研究工作,是指面对今人和面对未来。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尤有以后一方面更为重要。”(杨海明《词学研究之展望——对今后开展词学研究的管见》)正是因为这样的立场,所以杨海明认真而专注地实践着这两方面的词学研究,尤其重在后者的研究,所谓“过渡”,重在走到“现代”去。

  走到“现代”去!这里的“现代”包括什么呢?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价值观的追问。杨海明认为,现代应该包括:现代学术、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因此他提出现代词学要坚持“活文化”研究。他说:“第一,词学研究的进步,是跟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向前。第二,词学研究的不断‘新变’,又与中西文化的交融密切相关。”现代学术受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势不可挡,一味地回到传统的园地研究古代文学,一定步履维艰。所以坚持把词作为一种“活文学”来研究,在现代社会的现代人的现代生活中激活唐宋词,这才算是“过渡”了的研究。所谓“过渡”,指的还是研究不局促、不封闭,“杨氏词学厅堂”不是一个封闭的屋子,而是一座厅堂,欢迎从前门进来,也很愿意你参观闲坐之后能从后门出去,再去别的房馆,参观也好,建造自己的亭台楼阁也好。杨海明的研究心态如同他坚持的宏观研究一样,是很开放的。其实,“杨氏词学厅堂”的价值正在于此,后来者要到现代词学院落中来,或参观赏玩,或自建房屋,一般都会经过这一座“杨氏厅堂”,一般绕不过这一座“杨氏厅堂”,但是一定祝福其“越”过这一座“杨氏厅堂”。

  走到“现代”去!这是杨海明自己定义“过渡”作用的一种努力。他把自己的词学研究最后的落脚点“目标”设定为现代人的生活,从1997年开始,以《唐宋词与人生》为标志,他重新定义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价值观。他把学术研究成果的读者群扩大了,从《唐宋词纵横谈》,由纵的“史”和横的“词(人)”谈开去,就是写给那些一般的阅读者也能作普通消遣的。其后的《唐宋词趣谈》《宋词三百首新注》就是写给普通人读的;而《唐宋词与人生》则雅俗共赏,普通人可以获取心灵的享受与慰藉,研究者能够得到新领域的启发和“诱惑”。杨海明还认为,学术(词学)研究要关注现代人的生活,“尤其应该关注当代青少年读者,为大中小学校的素质教育出力效劳”(杨海明《关于词学研究的若干随想》)。他还和马亚中、朱永新教授联袂主编了《中华传统文化读本》(浙江古籍出版社)。总之,杨海明对自己词学研究的价值观定位是面向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教育生活、学术生活和文化生活。

  通读了2020年再版的《杨海明词学文集》,我似乎更加理解了二十年前我们研究生刚入学时,杨老师谈到的写论文的三个标准: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表达。他的词学研究论著在这三方面都有非同一般的体现,尤其在后两方面更为突出。他“以敢‘变’和趋‘新’的现代色彩”评价王国维的词学研究,庶几不也是夫子自道呢?从二万余首唐宋词及一千余年的词学研究的历程中,杨老师“变”出了一个“新”定义——“心灵文献”,这就是对“杨氏词学厅堂”现代性风格的最好诠释了吧?

  (作者:陈国安,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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