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庸 尚平和 人如玉——探寻中国文化的基因及起源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陈胜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近日,由我所著的《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一书,交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探寻中国文化的基因及其起源的著作。

  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严格论证中国文化基因起源的学术著作,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系列文章的集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考古学的视角;然后进入正题,讨论文化起源,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才可以谈文化基因;接着讨论中国文化基因最重要的背景——农业与文明起源;最后讨论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传承。这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若即若离,但趣味性可能更好的文字。

  前人有云:“道尚贯通,学贵根柢。”为了能够实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我以“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来统领全书,不仅因为它是本书所希望探讨的终极目标,也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那么,什么是“文化基因”?是什么东西定义了“中国”?“中国”文化基因源自何处?其中有哪些优秀的部分?如何传承?如果读者阅读此书,能增进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那么我的写作,则并非全无意义的。

“文化基因”: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所谓“文化基因”,是指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特性,它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从长时段来考察,可以发现,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与人类能力的成长密切相关。

  跟动物相比,人类一项特别突出的能力就是能够制造工具。当前,考古学已经把人类最早的石器追溯至距今300多万年前,从简单的石片、砍砸器开始,发展到两面加工、形制对称的手斧,再到预制台面技术出现,按照规划打制出特定形制的石片,再到可以生产形制标准的石叶、细石器。石器技术越来越复杂,效率也越来越高。

  大约在距今30万年前后,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有了突破,人类社会交往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革命”。

  再到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开始有了艺术品,这又是一个标杆性的发展,它表明人类文化有了精神内涵。

  从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人类文化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面目。

  我们说的文化基因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当我们说起文化基因的时候,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或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

文明起源: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

  回望历史,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华夏文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

  一般说来,中国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良渚、石峁、石家河、红山、陶寺以及中原地区一系列的重要遗址,不仅可以确认中国文明的历史超过5000年,而且还发现中国文明的早期渊源更加久远,就像我们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遗存中所看到的那样。

  对中国文化基因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起源,因为农业(包括畜牧、游牧在内)是文明的经济基础。

  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人类适合驯化的主要动植物都分布在温带地区,这里物种数量虽不如热带丰富,但是种群的规模大,适合驯化,而且因为存在资源的季节性,也迫切需要能够提供储备的农业。把新大陆(人类进入晚,缺少可以驯化的动物)与南半球(非洲、澳洲土壤贫瘠,缺乏相应的物种)排除,就剩下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其中欧洲的温带主要为地中海占据,最后,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区域只剩下西亚的新月形地带与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中国,史前农业最早起源于两大区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确切来说,是华北与长江中下游的山前地带与盆地边缘地区。此后,史前农业开始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平坦、更肥沃、更容易灌溉的田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辽阔,中国文明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由单点发生而后向周边扩散的模式,而是群星璀璨,逐渐向中心辐聚,逐渐融合。

  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最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模式。距今8000年前后,在华北(包括北方边缘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围绕这些文化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区。辽西孕育了红山、江汉孕育了石家河、长三角孕育了良渚、北方边缘孕育了石峁、巴蜀孕育了三星堆……这些早期文明,有的侧重宗教礼仪(如红山),有的侧重水生资源利用(如良渚),有的侧重农业生产(如中原),还有的可能侧重商路交换(如石峁)。相较而言,中原反而不那么显眼,但中原地区农业基础更加厚实稳定,在周边文明实验结束之后,这里崛起了真正长盛不衰的文明。

精神内核:勤劳、包容、平和、合群、雅致

  1万多年的农业时代,5000多年的文明史,给中国文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深层结构,尽管经历了近现代的改造,但有一些品质深嵌在我们的精神内核中。

  中国所在的这片土地,雨热同期,尤其是稻作产量比较高,能够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当然,它所需要投入的劳动也非常惊人,挖掘沟渠、平整土地、翻耕移栽……习惯上说,农业是靠天吃饭,而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唯有勤俭,才能发家。因此,勤劳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一美德。关于中国人的勤快,外国学者的观察也许可以作为良好的佐证。1910年前后,俄罗斯地理学家阿尔尼谢耶夫带队考察外乌苏里山区,这里居住有中国人、俄国人、朝鲜人等,是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可以考察不同群体的文化特性。他在《在乌苏里的莽林里——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中写道:“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令人惊讶。他们有的猎鹿,有的挖参……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种新的营生……只要能使财源不断,他们是不怕花费力气的。”中国的吃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

  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劳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远多于分裂,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因宗教矛盾而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中国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宗教信仰、阶级出身、血缘世系、地域乡土以及族群认同上的限制,把差异巨大的社会统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学者马克斯·韦伯、弗朗西斯·福山都把中国视为最早的现代国家。欧洲继承的是古希腊的文化基因,而古希腊文明的特点是城邦林立,各自独立。而中国作为原生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中原逐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也包含着无数的冲突,但最终通过包容融为了一体。包容给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包括广大的疆域、巨大的统一市场、丰沛的人力资源,以及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中国人来说,北方白雪皑皑,南国烈日炎炎,西边黄沙漫漫,东部烟雨蒙蒙,人们已习以为常。

  长期的农业历史还造就了另一个关联的文化基因——和平或称平和。中国文化尊崇的道德典范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玉作为代表性的物质,就很好地表征了中国文化包容与平和的特性。中国是玉文化的故乡,近万年前就开始用玉。玉的特性温润,虽然品质坚硬,但色泽柔和。中国人也喜欢用玉来形容君子之德、女性之美。这一文化偏好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外界的欲求非常有限。儒家思想反对暴力,“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绝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游牧群体对中原农业社会的劫掠,中原农业政权为防御而战;另一类是农业社会的内部动乱,底层农民受到的压迫剥削太重,难以生存,于是揭竿而起。近现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通过社会革命来扭转乾坤,战争还是为了抵御外侮。和平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非不得已,中国不会诉诸武力。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合群。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所以文化不容易丧失。合群影响到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集体本位,与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

  作为身处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我们看自己,不大容易注意自己的特色,也就难以发现哪些是有意义的文化基因。20世纪20年代初,哲学家罗素在北京访问讲学一年多,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交往,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他注意到一个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中国特性,那就是雅致。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数千年来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中国人对美的欣赏是微妙的、细致的,有特别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中国人写诗若不含一些典故,那么就会少许多意蕴。中国人练习书法,若是笔法没有古代书法的痕迹,那么纵然能够把字写得非常工整,也不会有人欣赏。中国人的雅致建立在对深厚历史文化的酝酿之上,仿佛酒一样,越陈越香。这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玉石的爱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国审美的特征。

现实命题:考古不仅是对村庄和古物的考察

  谈论文化基因这样一个命题,多少有点危险,因为容易陷入种族主义的囹圄,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但是,笔者以及《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一书,是将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学习与适应的产物,所有群族都可以共享,没有先天的不可约通性。正是基于此,有关文化基因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是可以讨论的。文化基因论本身,是当代考古理论中达尔文考古学范式的一个分支,并不是学术的禁区。

  再来关照我们自身的情况。中国有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领海,超过二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超过5000年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周边地区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的国家、民族都有往来。我们不能让中国考古学研究,看起来像是对一个村庄的历史考察、对一些古旧物品的展示。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认识我们的文化,做一些理论上的梳理。

  当代学术发展日益规范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学术规范增强的同时,思想性却也受到了一些伤害。如今我们容易看到学术规范的论文与著作,可惜我们从中看不到思想的魅力。我之所以看重这本小书,除了敝帚自珍之外,还因为它记录了我的思考。也许它的学术性并不一定那么规范,但它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我对挖掘中国文化基因及其起源,做的一些原创性的工作。

  (作者:陈胜前,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史前的现代化》《思考考古学》《人之追问》等著作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