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铁骨与柔肠,战士与文人:还原一个“家中的鲁迅”

《鲁迅家书》 黄乔生 编注 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著有《八道湾十一号》《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字里行间读鲁迅》等。

1、140通家书,勾勒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光明悦读:您新近编注的《鲁迅家书》,收录了140通鲁迅的信件,都是鲁迅写给亲人、爱人的,也就是所谓的“家书”,与鲁迅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些家书里有鲁迅日常生活的一面。在过去的百年中,“阅读鲁迅”这一话题从未缺席,《鲁迅家书》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新的视角呢?

  黄乔生: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更加立体、真切、亲切地表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一个作为家庭成员的鲁迅,一个宗族之中、亲人之间的鲁迅,表现出在“家”这个现实环境和文化范畴里鲁迅的思想和感情。把鲁迅放在与母亲、弟弟、爱人还有亲戚的关系中,在家庭这个坐标系里体现出“家中的鲁迅”的全貌,可以看出过去我们没有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

  其次,《鲁迅家书》有什么新的东西或曰亮点呈现给读者呢?这140通家书中只有一封是最近这两年才发现的,所以,基本材料并不新。这本书中我做得最多的工作是对所收书信做了注释,用注释将鲁迅的家庭关系贯穿勾连起来,也做了一些对比研究,如指出《两地书》公开出版时做了哪些修改。读者可以借助注释看出家庭成员间微妙的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读出鲁迅思想感情的变化和发展历程。

  光明悦读: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人们常说鲁迅很孝顺,现存他与母亲的通信有50通,鲁迅的“孝道”在家书中有何体现?

  黄乔生:鲁迅与其家庭成员的通信原本应该是很多的,但大部分丢失或被销毁了。鲁迅18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与母亲的通信大多散失,现存最早的写于1932年。除了大量丢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母亲鲁瑞不能书写,难以与儿子进行文字交流。从现存通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和母亲共同关心的话题主要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鲁迅信中经常与母亲商量儿子的成长教育问题,鲁母希望作为长子的鲁迅早些有孩子,海婴出世后,她对孙子的感情是明显的“隔辈亲”。鲁迅写给母亲的信,其实也可给儿子看,因为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教育理念。

  鲁迅敬爱母亲,体谅母亲,一直在努力尽孝道。从现存鲁迅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母亲通信话语很恭敬,内容很家常亲切,也有一种分寸感,一种克制,他担心母亲为自己操心过多。鲁迅给朋友的信里常有一些牢骚话和愤激话,对自己在上海文坛中受到的攻击不免有怨恨情绪,但是给母亲写信一般是报喜不报忧,总是讲自己过得还好,小家庭平安,偶有抱怨的时候,也是稍稍透露一下,例如说自己年纪大了,眼花了,胃口不大好,轻描淡写。有时候也会委婉地提到自己在上海生活的艰难,但并不是说自己没钱或者生活不下去,而是说自己要写稿,要给青年人看稿,有时要为朋友呐喊助威写文章,因为有社会责任,所以就比较劳累。当然,鲁迅给母亲的书信有分寸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母亲识字不多不能写信,往来通信是有人代读、代笔的,所以内容上有所保留,隐私是不在信中讲的。

  光明悦读:但是鲁迅给鲁母的信也谈及过一些不客气的话题,比如,涉及北京八道湾旧居时,鲁迅在信中说“八道弯是填不满的”。我们看到,《鲁迅家书》里收录的写给弟弟周作人的信只有19通,且几乎都是1921年周作人生病在西山疗养时期。

  黄乔生:对,这就牵涉兄弟失和了。我觉得很遗憾的是,鲁迅兄弟之间的通信留存下来的太少。鲁迅一生走过很多地方,一路上不断在给弟弟们写信,早期家书主要写给两个弟弟。根据鲁迅日记,仅1912年至1917年鲁迅在北京的5年里,给周作人的信就有445封,平均四五天就有一次信札来往。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把周作人给他的信全部销毁了。而鲁迅给周作人的信,周作人只留下19封。这些信写于周作人西山养病时期,信中很多内容是讨论翻译问题的,因为兄弟两个是由翻译外国作品进入文坛,从东京到北京,一直都在从事翻译,关注翻译问题。

  光明悦读:您在早前的著作《八道湾十一号》中也详细介绍了鲁迅那段时期的生活,要收稿寄稿、照顾一众家人、探望病人等等,十分辛苦。

  黄乔生:是的,那段时间鲁迅太累了。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鲁迅担负了大量给弟弟送生活用品、药品及买书、送书的工作,鲁迅小说《弟兄》中就有一个送书的场面。鲁迅对二弟的关心和爱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峰,这期间家中有妇孺生病,鲁迅都给予了细心照料。1921年5月27日,鲁迅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载:“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这种状态在鲁迅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可以想见当时他内心的悲苦焦虑。

2、家庭婚姻对鲁迅有关键性影响

  光明悦读:书中您有一段关键性的判断:鲁迅的人生因家庭、亲人而改变,如因为家道中落而就读新式学堂,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中断留学回国工作,因为兄弟失和改变了生活状态,因为恋爱而离开自己多年工作和生活环境,因为家庭生计而确定了晚年的写作内容和方式,家庭与生活的种种改变,不亚于所谓的“思想转变”。现在许多社会史研究都关注百年前人们的婚姻爱情状态,这种状态对当时人们思想和道路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黄乔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许多读者和观众关心并常常提出的问题。家庭对鲁迅人生的影响,可以说,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还有很大空间。

  婚姻爱情对鲁迅人生的影响几乎是根本性的,鲁迅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苦闷中产生,他在单身生活中曾对许寿裳说,自己读书写作“以代醇酒妇人”,这是一种注意力转移。他还翻译过《苦闷的象征》。文学就是苦闷的象征。鲁迅的苦闷,一部分来自婚姻家庭生活。在那个年代,包办婚姻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等于把青年男女强行关在一间屋子里,加上社会比较封闭,所以鲁迅的文学中就有了“铁屋子”这个意象。对鲁迅来说,寻求爱情是一个摆脱枷锁的过程。跟许广平恋爱就是挣脱了枷锁,在上海的十年可以说是鲁迅人生中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十年。

  家庭对鲁迅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其感情对文学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在北京跟许广平恋爱期间,鲁迅文章的想象力大爆发,《野草》创作于1924年,正好是与许广平相识的时候,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野草》中每篇都与爱情有关。这判断有些过头,但《野草》有些篇章很明显是讲在爱情。比如《蜡叶》中象征自己是一片虫蛀的病叶,被摘下来夹在书里。这些话语可以说就是写给许广平看的。还有鲁迅后来对许广平的表白“我可以爱”,就相当于《死火》里那块被冰冻的火跳出山谷:“那我就不如烧完!”

  光明悦读:《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更贴近他的真实情感和思想状态,鲁迅把自己浓烈的情感都注入到了象征性的语言中。

  黄乔生:是这样的。鲁迅在北京时写给许广平的信就写到“过客”等,许广平的回信也有《野草》式的语言,他们把情书与文学作品交织在一起了。所以现存鲁迅家书,最真切最打动人的一部分是跟许广平的通信。可以这么打个比方:鲁迅跟许广平交流,可以谈到《野草》的程度,与母亲和兄弟只能讲到《朝花夕拾》的程度。恋爱时期,鲁迅文学从《朝花夕拾》的语言跃进到《野草》的语言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不一定准确。实际上,跟许广平恋爱期间,鲁迅也开始《朝花夕拾》的写作,也就是说,《野草》和《朝花夕拾》的创作既有先后,也有同步。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许广平结识鲁迅后,对这位老师很好奇,在平时的交谈和书信中问及他的情况,鲁迅就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母亲、老师、邻居等等,随之写成文章。有些故事最初可能就是讲给爱人听的。在这之前,鲁迅的交流对象是弟弟,现在就以爱人为主了。所以,我们不妨在阅读《野草》和《朝花夕拾》时,对照阅读鲁迅的家书,可以从中体会家庭和生活对鲁迅的影响。

  此外,家书中也包括许广平1927年在广州时亲历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鲁迅在广东见到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对共产党的主张有所了解,给予同情。后来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鲁迅很愤恨,书信中也会透露鲁迅的政治态度。书信还可看出《革命时代的文学》《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

  光明悦读:按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观点,文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而不过多关注作家生平。但这样看来,鲁迅家书的价值已经超出文学范畴了。

  黄乔生:对,家书内容既是家庭的、亲人之间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是一个大的系统的组成部分。

3、铁骨与柔肠、战士与文人合成的“鲁迅形象”

  光明悦读:鲁迅有一个名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上下句合起来是铁骨和柔肠并存。您在书中说,我们应该在鲁迅的战士和文人形象之间寻找平衡,“鲁迅形象”似乎是现代文学史上很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黄乔生: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固然是希望通过家书,把鲁迅从过去的金刚怒目的形象拉回到人间烟火中,看到现实中平和的、慈祥的鲁迅,我们现在通过材料的梳理和详细的注解,把家庭中的鲁迅的形象塑造出来,我认为,战士的鲁迅和家庭中的鲁迅是可以统一的。

  但是我想特别提醒一句,要警惕把鲁迅俗化。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崇拜鲁迅,讲很多鲁迅吃饭、看电影等生活细节,讲他的可爱有趣之处,这是很好的,但在这个之上,战士的鲁迅仍然屹立在那里,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把鲁迅拉到世俗生活里、拉到日常生活中,就认为鲁迅是俗人一个,还是要树立鲁迅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多讲他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这才是鲁迅的标志。我认为,鲁迅的形象还是战士为主,慈祥的、温和的为辅。鲁迅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是一个有文学底蕴,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思想家,他的文字具有诗一般的意蕴,是中国智慧的结晶,鲁迅也是一位诗人。

  光明悦读:新近出版的《张枣诗文集》收录了已故诗人张枣的一些讲稿和诗论文章,他认为,鲁迅的《野草》是“中国新诗所缔造的第一个词语工作室”。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黄乔生:这个说法好!我认为,不能单纯地讲鲁迅是一个小说家、杂文家,那样就把他看低了。鲁迅是一位诗人,其精神直接与杜甫等中国古代大诗人连接,可以说是他们的传人。我最近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章千古事,名声岂浪垂?》,讲鲁迅和杜甫在读者特别是博物馆、纪念馆观众中产生的影响。在中国,为杜甫、苏东坡和鲁迅建造的纪念设施很多,鲁迅6处,苏东坡18处,杜甫更多。

  光明悦读:据说在俄国,普希金的纪念馆也非常多。

  黄乔生:普希金在俄国有14家纪念馆。

  光明悦读:这就真的能看出这些伟大诗人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语,“鲁迅说过”或“鲁迅没说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是人们由衷地、自发地钦佩的思想家。

  黄乔生:从《鲁迅家书》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位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许广平)是怎么钦佩鲁迅的,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现在的读者。其实,这种自发的对鲁迅的喜爱,是人们在凡俗生活中对诗意生出的向往。我们把鲁迅放到世俗家庭生活场景里,讲讲柴米油盐,甚至家长里短,当然有情趣,有味道,但即便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他文字的力量和战士的风采,《鲁迅家书》中就有很多有力量的文字。若站在“家中的鲁迅”的角度,还能看到他的战士风采的话,他就是真的战士了。

  我们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接近鲁迅,更容易走到他的身边去,过去是老远看见,高耸入云,瞻仰完了扭头就走了。现在,我们不但要从世俗生活角度接近鲁迅,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走到鲁迅的身边和内心。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传统文化给鲁迅的滋养与束缚在其家庭亲情中显现出来,因此,鲁迅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视角。

  光明悦读:补充这样一个“家中的鲁迅”,他的形象也就从平面转为立体了。您认为,当下鲁迅研究的热点有哪些?还有哪些待挖掘的方面?

  黄乔生:目前,应该说鲁迅研究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过去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深入,但需要总结,需要开拓,需要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手稿全集》即将出版,研究者们整理了大量过去没有整理发表的鲁迅手稿,其中包括译稿、设计稿、校样、笔记等,七、八十卷的皇皇巨制,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有待学术界深入发掘。

  近年来,北京鲁迅博物馆在整理出版鲁迅收藏的4000多种、6000多张金石拓片,还把馆藏的鲁迅同时代人如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等的书信整理出版。可以说,鲁迅文献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的系统,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鲁迅的文化业绩,理解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趋向和社会背景,特别是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我们还应该把鲁迅的著作编辑好、注释好,对《鲁迅全集》做一次全面修订,过去有些注释用的是比较陈旧的语言,且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另外,应该对鲁迅的译文进行深入研究。鲁迅翻译起家,他提倡的“硬译”理念,就是照着原文的句式硬掰过来,虽然读起来显得有些生硬,但现在看来这个理念仍然很“高级”,这也不难理解,他认为语言不能总是很甜熟、太平易,语言丰富,句式变化多,表达的意思就要深层,更曲折幽微,也会有一种美。其实鲁迅的翻译理念里有他对中国语言的思考,改造和发展汉语文学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鲁迅的译文是很好的文献资料,需要学者们来研究、注释,目标是建立一个与鲁迅著作配套的鲁迅译文文献系统。贯通古今,融汇中外,是鲁迅那个时代文化巨人们的共同特点,也正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工作努力的方向。

  鲁迅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报记者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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