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身如传舍 阅世似东流——遥忆魏宏运先生

  2021年7月21日上午10时40分,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魏宏运先生于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7岁。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开拓者、南开史学中兴的领航人和代表性人物之一,历经20-21世纪百年的风雨际会,安然走入历史,留给家人、弟子、朋友无限的哀思。先生床边的书桌上,摊放着翻开的报刊和书籍,似乎在等待主人的再次阅读……

  那时:历经风云际会

  1925年1月,先生生于陕西长安县魏家寨李家窑,儿时家境贫寒,3岁丧母。父亲被迫从军。8岁,开始上村中私塾。9岁入父亲转业返乡后创办的魏镇启智小学。在转入西安师范附小插班时,因同学疏忽,误将其魏运新原名写成了魏宏运,他也就将错就错,沿用至今。

  1939年9月,先生入省立兴国中学。在班主任影响下,思想倾向革命。1943年考入兴国中学高中文科班。1944年,先生受教师李敷仁(中共党员)领导,开始以民盟身份展开工作。1945年春正式加入民主青年社(属于中共地下外围组织)。1946年8月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参加“革命青年联盟”,多次组织游行示威。为躲避抓捕,1948年9月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与蔡美彪(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同室。同时加入冀察热城工部平津工委会天津支部,调查天津城防,转送进步学生进解放区。1949年天津解放后确定组织关系。1950年参与在南开教师中建立共产主义同情小组。1950年1月与师母王黎结婚。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

  从1951年起,先生在南开工作长达50年之久,1954年9月晋升讲师。1955年,首部专著《史可法》出版。1956年5月任校党委委员,同年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应为中国高校此类课程的初创。1957年底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列入南开大学“何娄黑帮”,直至1969年5月平反。“三结合”开始后,先生于1971年底任历史系主任。1978年彻底平反。1979年任天津中共党史学会首任会长。1980年参与筹备中国现代史学会后当选副会长。1980年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及《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5卷本)出版,1983年参与全国哲社规划会议,后任哲社规划小组成员暨国家哲社基金评审专家。1984年,主持召开中国抗战史学界最早的国际研讨会“第一届抗日战争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85年2月,当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2年7月受聘香港学术评审团评议专家。2000年10月退休后笔耕不缀。2011年被推举为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2012年,荣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2017年出版6卷本的《魏宏运文集》。直至92岁,仍在发表着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纵观先生一世,可谓革命与学术交织的一生,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中年时代经历运动、中老年才真正进入学术。面对时代的风云际会,那一代学人无法远离,有人做了时代弄潮儿,有人由此沉沦,有的人飘浮在潮流中并最终回归学术。先生应属后者。

  那人:“两落三起”中的定力

  如上所述,魏先生是早年参加革命后进入高校工作,总任文学院党史总支书记、历史系主任、历史系总支书记等职务。在那个时代,风气所致会令多数人身不由己,人性的自保也是潜意识。在反右运动中,先生毫不讳言曾经伤害过别人(《魏宏运文集》之《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1958年8月,他被列入“拔白旗”行列,1959年因偏“右”处于“半倒”状态。1960年,因压力过大,借调到天津历史研究所(一年后调回)。1965年9月,参加全系师生在河北盐山县的“四清”运动。1966年6月返校后即遭批斗,被定性为“何娄黑帮”分子,工资降级,孩子甚至要到垃圾箱里捡菜叶。但他是贫农出身,无大的历史问题,多是讲业务、靠专家之类不合时宜的话,即使被一时打倒,仍可再起。先生成了历史系时倒时起、得以顶风而立的存在。这一切的发生,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循环,也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必然逻辑和复杂性。

  与此同时,先生在以教育与学术规律发展历史学科的认识上,具有超强的定力。他曾经与郑天挺共同倡导全体教师,要过古汉语、外语“两关”,被批为“两座大山”。他也是醉心学术之人,曾因看书着迷被关在图书馆里无法离开。1958年,历史系因急需助教,先生慧眼识珠,拍板留下了大二本科生刘泽华,引起争议。1959年,先生极力推动,较早解放雷海宗并恢复授课资格。为雷海宗仗义直言的杨志玖、因激情发言招致批判的王玉哲,如无魏先生的庇护难以过关。除了过早去世的雷海宗之学术余脉外,刘泽华认为,南开史学的中兴,离不开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和魏宏运四个核心人物,四人交替担任系领导,但魏先生是其中的“党代表”。四人在政治冲击下,无论如何摇摆,但均如“不倒翁”一样,始终有一个重心所在,即“中左路线”(《刘泽华全集》之《序跋与回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页)。南炳文也一再强调,魏先生当时年龄最小,但作用最为关键,是南开史学的“定海神针”。1958年“学术大跃进”之时,先生反对低年级参与教材写作,强调教育自有规律,他也反对教师过火言论。为保证教学不受干扰,先生主持通过决议,在周一至周六上午时段内,系里不安排任何会议,所有会议均安排在周六下午进行。文革时期,担任系主任的魏先生,即使被斥为“穿新鞋走老路”,仍坚持按历史学科特点办历史系。1975年4月,在朝阳农学院经验向全国推广之际,他明确表示“这一经验不适合于我们”。正是有了魏先生等人的坚持,除了1950年代末期、文革初期两个极端时期外,南开史学没有过多折腾,没有对教师大规模“触及灵魂”,也没有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人和”的局面,80年代中后期南开史学的迅速崛起与此不无关联。

  改革开放后,魏先生凭借其动乱年代的学术定力,一直潜心学术积累。1980年,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在全国出版最早,被百余所高校采用为教材。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支持下,他积极整理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财经史料共800万字,出版《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专著,大大推动了华北根据地史研究的前行。1990年至1998年止,他率南开团队与日本学者组成华北农村联合调查团,对华北六村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口述资料汇编《20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4卷本,引起国际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位同学后来在回忆南开史学的文章中称: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历史系资料室,时常看到秃顶但两边白发卷曲的魏先生,有如爱因斯坦般的风度。他拿着放大镜,在认真阅读着文献。他的身影一直是我努力读博的动力。

  先生一生无什么爱好,读书写作几乎是他全部的人生内容。在非常态时期,他极力维持着一种学术与时代间的平衡。他的学术定力源于内心的兴趣,更来自于对人才、学术之于国家现代化发展影响至重的深刻认识。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历史始终是在时代背景下演进的,两者间的复杂关系不可忽视。如何智慧地把握学术与时代间的度,是他留下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

  那线:串起南开的半个世纪

  曾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现为天津市社联党组书记薛进文讲,南开各学科在全国有名的老先生很多,但极少有人如魏先生一样,以他的经历为红线能串连起南开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多个学科的历史。

  先生是解放前天津地下党的重要成员,为天津解放做出了贡献。毕业留校后参加筹备校共产主义同情小组,先后任文学院党总支书记、历史系书记和主任,又担任过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先生经历了50年代南开的新生,参与了历次政治运动、保护了一批教师,既被批斗还要同时做好行政工作,尽力维护历史学科的发展并抽空从事学术研究。

  1959年,先生与郑天挺先生采纳郑振铎、沈从文先生的意见,决定在历史系开设中国史、世界史、博物馆和中共党史4个专业。派相关教师赴北京学习,并经学校同意将马列教学部的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划归历史系进行统一建设,目的在于既分科深化,又尽力打通各学科间的疏离。一年后,博物馆和中共党史专业停办。但中国史、世界史两大专业的根基由此奠定。由此源头,历史系1980年在全国率先建立博物馆专业并招生,此后培养了大批文博人才,适应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声名卓著。

  1964年,因国家战略需求,高教部决定在较有基础的南开历史系,建立美国史、日本史和拉美史三个研究室,分由杨生茂、吴廷璆、梁卓生三位先生负责。此后,三个研究室筚路蓝缕、逐步壮大,渐成三个方向的声势。日本研究室后来发展为日本研究所,更壮大为今天独立建制的日本研究院。以三个专业方向为基础的南开世界史学科,在1980年代入选国家级重点学科,更在21世纪入选教育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规划名单。

  招纳并保护人才是学科队伍建设的关键所在,魏先生对此极为敏感。1951年,先生本科毕业留校时,历史系只有10名教师、20名学生。自1952年起,郑天挺、雷海宗先生自北大、清华先后调至南开,历史系令人瞩目。魏先生时任文学院总支书记,他配合历史系、中文系,将因“外文系事件”不被重用的周基堃先生调至历史系,充实美国史研究的力量,将张镜潭先生调到中文系。他专门写信邀请著名文学大家李何林先生到南开。邀请了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加盟南开。不经意间,南开历史系教师增至30余人,实力明显提升。

  改革开放后他参与南开文科的规划。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后,又常将最新的信息传递回来,在学科建设中具体加以落实。

  1981年,经先生与国家旅游局协调并经校方批准,历史系正式成立旅游专业。围绕这一专业设置的反对意见不少,认为旅游不是学术,不宜兴办。时任副校长滕维藻出身经济学,深知未来经济发展后国家及社会需求的变动,力主提前布局。此后,国家旅游局资助建立一座教学楼,旅游专业两年后独立建制,直到成为今天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旅游与服务学院,培养了大批旅游业人才。

  回想20世纪后半叶南开一些学科建设的举措,颇有敢于创新并为天下先的气度,也是那个改革开放时代大潮并立、百舸争流的真实写照。魏先生参与其中,既为南开史学的中兴充当领航人,开拓出中国史、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从史学分化出若干学科,更如一条红线串连起南开文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

  那课:天马行空、引人入胜

  先生那一代人,没有教育学的训练,全凭自己摸索,课程建设受多方因素影响,不成体系,课程常变,上课内容也全凭教师安排。然而几乎所有成名的学者,都会怀念恩师的启发和教育,说起他们上课时的风采常会眉飞色舞,记忆犹新,如在昨日。在今天高校的规范教学体系中,这样的上课方式已难以见到,教师难以自由发挥,不少学生也深感无趣。何以如此,值得深思。

  令人讶异的是,魏先生讲课从来不带讲稿。事先反复备课,用心铭记,梳理逻辑后,他会形成自己的授课思路,也不断锻炼自己的口才。上世纪60年代,这成为批判他授课“十大错误”的罪名之一。

  1986年9月我开始跟随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后,曾经有幸听先生授课。他说,系统的知识要自己找相关书籍阅读,课上没有时间细讲。他上课内容主要有四:一是介绍相关的学术史,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有哪些重要史料,哪些档案馆里存放着什么样的档案? 二是有哪些重要学者及科研机构,一些名著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是什么? 主要科研机构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三是学术研究的现状介绍,最新召开了什么学术会议? 尽力介绍最新的信息。海外有什么样的进展也常常讲到。四是讲不同观点,然后就逗一些爱发言的学生挑起话题,再引发争论。年轻气盛的我,有时会忘乎所以地与先生争执,直至先生面露不悦。先生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也从未“打击报复”我们。

  刚开始时,我并不适应先生的讲课,总觉得每次课程的内容都不一样,前后不连贯,授课不系统,不能学到扎实知识。后来逐渐发现,先生除了在帮我们打下史料基础外,还着重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或许这些东西才是你能否站得高、看得远、走得长的根本所在。读博期间就开始很享受先生的授课,并由此积累起一定的理论素养,学会了纵横古今、联通东西的思维方式。

  当时,先生授课时也有规范和严格之时。他在辅仁大学读过书,有较好的英文底子,对外语学习极其严格,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当场诵读,并进行点评。批评起我们的“河南英语”口音时,常让我们极为尴尬。然而也由此种下了努力学好外语的意识,对于后来我们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意义巨大。

  教育有时需要如孔子所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更要引人入胜,启人心智。如果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过于规范、刻板的教学方式,只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而不注重兴趣点的发挥和对学生心智的启发,培育思辨能力,激发思考潜能,那么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就只是一句空话。规范与创新的结合点何在?这是一个极具探索性的话题。问题是,那个年代的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那行:从田野到全球

  在许多专业人士眼里,历史学用傅斯年那句“史料即史学”的名言即可概括。读史料、读名作、读理论,然后以自己的知识结构串连起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线索,就可以完成历史学的解释体系。“史料即史学”的名言,道出了传统史学中乾嘉学派的核心要义,也道出了现代史学求真的本相。然而,已有的史料是否即全部文献? 在古代历史中,或许文献可以延展至出土文物、方志、碑刻、契约文书、家谱、日记、书信、账本、签诗、日用杂书甚至诗歌民谣等,但对于缺少文献资料的民族史、社会史、地方史、企业史、劳工史、城市史、族群史、移民史、妇女史、农民运动史、家族史、民俗史等而言,就必须借鉴人类学的方法,以田野调查补充文献资料之研究不足。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而言,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魏先生何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现在不得而知。即使能意识到这一问题,要想进行田野调查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史”,南开历史系曾经组织师生到秦皇岛、唐山、饶阳等地,下厂矿、公社和农民、工人家中,去写厂史、矿史、公社史、家史,形成的一些成果有《天津义和团调查》、河北饶阳《五公人民公社史》等。这些成果带有浓重的时代气息,其问题意识并不在于历史真相,价值并不算高。

  1980年代初期,魏先生接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委托,着手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进行收集和编辑,期间,他带领张洪祥、左志远、刘健清等老师多次深入太行山区左权、阜平等地,收集到几千万字文献资料,采访了如戎子和等各根据地主管财经工作的老干部。这些资料的编辑及出版,奠定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财经研究的根基。

  1990年代初,魏先生率领的南开团队与日本一桥大学三谷孝教授率领的华北农村调查项目组,联合组成了华北农村调查团,利用1930年初日本满铁的调查资料,对河北、山东、天津、北京等地6个村庄展开了接续性调查。调查持续了10年之久,在所形成的口述访问资料中选取了几百万字,分别以日文和中文出版发行,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

  由对中共党史的研究,逐步转向对华北区域史、乡村史的研究,不仅是先生研究思路的转变,更是研究课题强调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跨度所必须的。从故纸堆里跳出,走向农民的田间地头,理解农民鲜活的生活,理解农村治理的困境、知晓文化习俗的来龙去脉,这是区域史、乡村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先生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做出了一个典范。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放在先生身上最为切实。由于先生在华北乡村史、区域史、抗战史领域成果卓著,又躬逢改革开放,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关注。自1983年受邀赴美国蒙他那大学讲课一年后,屡屡受邀参加国际会议、发表演讲,足迹遍布四大洲。用他的话讲说,一个陕西“老汰”居然登上了国际讲台。受其影响和引导,有三位弟子得以就职于澳大利亚、日本的三所高校,均为教授职称。先生说,积极参加国际交流不是崇洋媚外、食洋不化,是为了在比较中启发思考和开拓视野,也为了争取更大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7月21日上午,和蔼可亲的先生平静地走了,没有什么痛苦。有人说这是一生福分的体现。晚年先生耳背,电话交流不清,就给身边弟子写信,但家人没有寄出。如今桌边堆着几大叠信封,字迹看不清楚。他一定有事要说。什么事? 猜猜看吧,但肯定不是私事,这是可以从本文总结的那时、那人、那事、那课、那行中得出的答案。

  生活中的我们,常常向远处眺望,遥想着奇山异峰的壮丽景观。不经意间,常常忽略了身边矗立着的高峰。“视身如传舍、阅世似东流”(刘禹锡诗句)的魏宏运先生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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