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穿越时空而来

  初夏的一天,我在单位园区那片刚刚绽放的木槿花前,邂逅了一个焦急徘徊的身影。这是一位50岁上下的女士,中等个头,白净脸儿,梳着齐耳短发,右肩上挎的沉甸甸的花布包格外醒目。

  “怕是迷路的读者!”我思忖着,正要上前询问,就被她拦住了。“H栋103怎么走?”她轻声问道。这里是我们国家图书馆的行政办公区,几栋大楼连在一起,地形颇为复杂,她说这地方,我还真不清楚。可看她东西很重的样子,大热天里,头上汗涔涔的,就换个方式问她:“您这是要去哪个部门?”

  “我来捐书,电话里约好了,就留了房间号,忘记问其他信息了。”“那您捐什么书?”“古籍!”

  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一则,我本身就是从事古籍工作的。二则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这些年,古籍拍卖市场火爆,稍微像样点的古籍都能卖个好价钱,她竟然有颗公心,实在难得。

  我决定带她去找。曲里拐弯往里走,领着她一路问过去,竟然来到了中文采编部。我正纳闷:“只知道中采接受现代出版物捐赠,没听说还收古籍呀!”就看见里面的同事隔着书堆远远冲我们招手:“从中关村来的吧?”她忙不迭点点头,把包打开,将一摞颇有年代感、暗黄色的古旧书摊在桌子上。我留意了一下,原来并非古籍,因为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我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而这些,是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出版的书,属于民国书。只有一本是中文的,是谈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论文集,其它都是英文的。这些英文书被保护得很好,可见主人呵护精心,有化学类的,地质类的。在几本书的最后一页角落里,还闪现出几枚朱文钤印。

  “这是您自己家的书么?”“是的,我父亲留下的。”“您如果不介意,能告诉我令尊大名么?”

  “张澜庆,印上是他的名字。这些书,我用不上,寻思着可能别人需要,就送到国家图书馆来了,不是为了留名,所以,我能把这些印章撕掉吗?”她嘟囔着,伸手来拿书。我抓住她的手说:“千万别!撕掉的话,书就不完整了,您大老远送来,不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利用嘛,上面留有主人印章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它就像书的足迹,告诉人们,书曾经去过哪里。”

  她羞赧地笑了笑,松了手。得知这些书不是古籍,她略显失落,转而温情地摩挲着它们说:“你们比我还年长呢,竟然不是古籍!”我笑着宽慰她:“我们好好保存,再过些年,说不定就是古籍了,其实,是不是古籍没有那么重要,只要它们还能被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就是有价值的!”她不再说什么,只是盯着书又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转身离去。给包里的中文书找到了归宿,她又摸索着去找外文采编部,捐外文书去了。我担心她再迷路,有心相送,被谢绝了。

  事后,检索“张澜庆”相关资料,不禁吃了一惊,原来,他曾任教于清华大学,是地质学家,为象棋界享有盛名的“棋孟尝”张毓英之子。张澜庆先生是江苏扬州人,先是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地质系(原名地学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弃笔从戎,投身到保家卫国的巨流中。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离开部队,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复课,修完未竟学业。1943年,以地质系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教,曾担任校党总支书记。他参加过反内战的“一二一”运动,还以秘书的身份辅助李四光工作。1952年,37岁的他英年早逝,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这些40年代的书,应该是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然后,带着主人的故事和记忆、主人的学识和爱国热忱,穿越80年光阴而来,走进国家图书馆,和我们晤面。

  这,只是寥寥几册书籍的身世。而国家图书馆拥有4000余万册海量藏书,其中这样颇有年代感的不在少数,古籍特藏总量就有330多万册,有123种语言的外文文献。国图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有可能曾是皇家秘藏,抑或是周叔弢的,陈清华的,傅增湘的……主人大名鼎鼎者比比皆是。经历不同凡俗者尤其多,有涵芬楼里,历日军炮火之劫而侥幸逃生者,有探索救国真理的梁启超旧藏,有叱咤风云的郑振铎之西谛专藏……书籍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的传承并非轻而易举,恰恰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在无数人的护佑下顽强地绵延至今。所以,当你来到国图,捧起书,请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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