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陶渊明的复杂性——读《陶渊明的遗产》

《陶渊明的遗产》,张炜著,中华书局出版,42.00元

  著名学者型作家张炜先生所著《陶渊明的遗产》是一部“异书”,作者在前言中介绍说:

  这不是关于陶渊明著作的考辨,不是学术文字,而仅仅是一个读者的感言与赏读。这些文字由于是在讨论对答中产生的,所以成书时需要拟出题目,归类订改。但尽管如此,也仍然留下了诸多缺憾……

  其中常见的谦辞,自然不可呆看,但两个“不是”是确实的。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书都不从事“考辨”,不是“学术文字”;可惜我一向恰恰是在这两个“是”中讨生活的,所以这部书入手以后,同许多看似关系不大的新书一样,一时来不及读,就堆入书橱,以后再来领教。

  人间多事,有时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古人往往神往于成仙,看来并不完全是迷信,唯有像神仙一样健康无恙,长生不老,才有条件多做事,多读书。

  最近终于得到机会,来拜读这部不同凡响的书了。而一旦开始读,就没有再放下。

  在陶渊明接受史上,这是一部空前的奇文好书。

  好就好在书中多有“通古今之变”的见道之言,又以空前的力度强调地指出了陶渊明的复杂性,撕去了贴在他身上种种简单化的传统标签,让我获得了许多启发。现在有不少书,并不是不好,内容还是充实的,就是读了不能激活思想,读了和没有读相差不算很多。换言之,其中只有若干知识,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自己新鲜的的想法和看法。

  张炜先生此书高见甚多,胜义如云。关于今人为什么对陶渊明多误解,书中有这样的分析:“在数字时代和物质主义的压迫之下,人们于现代喘息的汗气中不难找到陶渊明,认他为人生的榜样。于是‘知者’将要越来越多的同时,误识也会随之而来。”(第348页)于是就各取所需,不及其余了。关于陶渊明给人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书中有这样的结论:

  我们将直面一个结果,即“丛林法则”和人类的“文明法则”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个不可调和,在陶渊明全部的人生里得到了细致而充分的诠释。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第43页)

  该书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把陶渊明的一生总结提升到这样的哲理性高度,自能给与陶渊明的读者很深的启迪。

  说陶渊明讲究“文明法则”,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是很有道理的。举一个最简明的例子就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当陶渊明在彭泽县当县令的时候,派一个“力”(农奴)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其时他下达了一道明确的指令道: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农奴,陶渊明不能自居于这一体制之外,但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是文明人,特别教育儿子要善待这种“力”人,要把人当人看待,这就体现了崇高的精神文明,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

  陶渊明一向被归入“隐士”这一类,《宋书》《晋书》《南史》先后为他立传,都安排在隐逸这一类;但张炜先生指出:“陶渊明跟另一些‘隐士’大为不同,‘隐士’往往有社会地位,有资本和名声,由这些构成了一个‘隐’的基础,也就是说,要具备‘隐’的条件,陶渊明却没有这样的条件。”(第26页)书中又称陶渊明为“非专业的‘隐士’”(第82页)。这些提法或可再加推敲。陶渊明当过好几任官,最后一任是彭泽令,级别不低,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或曰县团级),不能说没有社会地位;他拥有相当的土地和房产庭院,应当说并非全无资本;他的有些官是被请出来当的,可见很有些名声。张炜先生把他的分量估计得未免嫌稍低了一些,但书中的这一结论仍然是富于启发性的:陶渊明跟另一些“隐士”确实有所不同,他当官是不连贯的,在那些断断续续的间隙里,实际上他已经隐居过若干时段;而到晚年,他却又考虑过应征复出。由此观之,他并不觉得归隐有多么高尚,也不是说官就绝对不能当,只是自己实在喜欢过平静的农村闲居的生活,不大高兴在官场里办公奔走受拘束,而且动辄需要行礼如仪(“折腰”)——这样的隐士确实是不多见、非寻常的。

  陶渊明一向被学者们认定为是矢忠于东晋王朝的道德标兵,所谓“忠愤”说影响非常深广,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参见拙作《陶渊明“忠愤”说及其扩大化影响》,《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但张炜先生却这样来归纳他的搏斗及其意义:

  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的那一天,就被“丛林”选择了,而不是他选择了“丛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笼罩和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丛林”之外……

  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第20-21页)

  这就是说,陶渊明在一定的意义上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这种前卫性落实在他的思想、行为以至全部生活实践之中,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之中,所以他伟大。由此反观一批学者斤斤计较于陶渊明的某些个别言论,强调他的忠于东晋、政治正确,抑何所见之小也!

  陶渊明一向往往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其实颇不尽然,张炜先生深刻地指出:

  作为一个网络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的人,常常处于一种空前被侵犯被骚扰的状态,也就对陶渊明这种恬淡的田园生活、对他拂袖而去的干净利落,对这样一个生活标本倍加向往。这种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们不同程度的误解。时至今日,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难以理解一个纠缠、自足、丰腴、活泼,同时又是痛楚犹豫的陶渊明。我们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风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第66页)

  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这些话说得太好了。承认陶渊明的复杂性,乃是认识这位大诗人的必备前提。一切源于将他提纯的颂扬和研究,总是难以让人看清楚这位看似单纯的大人物,这一点对于从事“学术文字”的人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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