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南大吉的政学合一

摘要: 王阳明与绍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他的文化遗产需要大力开发与利用,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王阳明与南大吉的师徒搭档,以“政学合一”的方式治理越州:一是讲学传道,弘扬心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可以为证;二是治水安民,兴利除弊,见于《浚河记》中;三是明德为官,倡导良知,这就是《亲民堂记》;四是尊师重教,功德垂世,《传习录》便是明证。王阳明与南大吉这种“政学合一”的思想与实践,是心学传播与发展的独创成果,至今依然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嘉靖元年(1522),50岁的王阳明辞官归居绍兴,为病故的父亲王华守丧。其时,35岁的南大吉以部郎出任绍兴府知守,他心雄气昂,一切百废待兴。王阳明与南大吉有缘相遇,乃天赐绍兴的一个良机,他们实行“政学合一”,谱写了一段历史佳话。王阳明与绍兴有着深厚的渊源,他自称“古越阳明子”、“会稽王守仁”,又说“:某生长兹土,犹乡之人也。”他在30 岁时筑室会稽山,在阳明洞天“修道”,这是他的思想发端与学术起点。后来他历经磨难,36 岁终于在贵州龙场“悟道”,奠定了王学思想的基石。最后王阳明回归绍兴,达到心学成熟的高峰,完成了在碧霞池天泉桥的“证道”,绍兴恰好是他实现自己思想学说完美圆合的地方。
  独树一帜的阳明心学,包括了三个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他不仅是儒家经典的集大成者,被奉作儒学正脉,而且成为融合三教为一体的杰出思想家,即“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为大道。”尤其重要的是,王阳明毕生遵行“政学合一”的宗旨,所谓:“修己治人,本无二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见《传习录》)这对于一切为政者具有英明指导的意义,既能高瞻远瞩,又会身体力行, 同他主张的“知行合一”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如何来历史地解证王阳明与南大吉的“政学合一”呢?
  第一,对于已经辞职的阳明先生来说,虽然身不在官场主事,但是心系国家政局,他把讲学活动当做一种有力的参政手段。于是,他以阳明心学来普及社会,以期平等人群,济度人心,和谐人世,“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跻于大同。”
  第二,作为越中父母官的南大吉,同时也是一个真诚的学者,他仰慕阳明先生,尤其领悟其博大深邃的学问,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体悟到“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因此,他要结合越中的实际情况,来创立一种“心学治政”的独特模式。
  第三,王阳明与南大吉是师生,同心协力,如“人”字一般地相互支撑,形成了作为越中统领人物的一对最好搭档。阳明先生特地为倾心的弟子作《亲民堂记》,南大吉遂将府署莅政之堂命名为“亲民堂”,他说“: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师生情缘真乃天作之合,他们心心相印,事事默契:兴教尊经,传道讲学,化育民众,唤起良知,治安浚河,造福乡里。明代嘉靖年间,曾是绍兴历史上的盛世,政通人和,物阜民康,皆有赖于这两位值得大书的人物,其功绩载播史册,其英名流芳人世。

讲学传道之《尊经阁记》

  师生合作,兴学重教,大力弘扬“心即理”的学说,使之家喻户晓。稽山书院是当时绍兴的最高学府,此院原系北宋范仲淹知越州时所创立,后来南宋朱熹曾到这里讲学,故闻名遐迩。然而,此时书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南太守办的第一件大事,是重修稽山书院,他为阳明先生的讲学传道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书院后面设有尊经阁,收藏了所有的儒、道、佛各家经典著作,成为天下学人向往的圣地。应南大吉的邀请,王阳明写下了著名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卷七):

经,常道也。其在于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长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长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匄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阳明先生精辟阐明了“心即理”的首要观点,认为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所谓六经不过是心的六种表现形式而已“: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
  南太守心领神会,豁然贯通,他是学者施政,主张以教化为本。首先的计划就是以圣贤之道来引导读书人,从而影响社会与民众,他意味深长地说“:六经经义一旦解释纯正,老百姓就会振作向善,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邪恶之人了。”在绍兴府“政学合一”方针的积极推行下,这篇《尊经阁记》被列为书院学校的必读课本,又成为市集上流行的书册,其影响是空前的。后人还将它辑录在《古文观止》里,成为一篇传世的名文经典。
  讲学是历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精神真是可与日月同辉,流芳万古。南大吉在稽山书院亲设尊座,恭迎阳明先生并自称门生,又以绍兴府的名义,在恩师的故居上立阳明书院,会两地讲学,聚八方彦士,一时蔚为大观。太守以门生身为表率,积极参与并以督任讲学,师生相互默契,上下同心协力,形成了“政学合一”的崭新局面。事实上,绍兴已经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前来求学的人已是数以万计了。
  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当时情形:“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工夫有得,则因方设教。”盛大的讲学是他在晚年进行的一次思想变革,最终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学体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释为人对于善恶的自我认识,是人所特有的能动表现。于是,先生阐明了良知即准则、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觉、即自信的命题。
  王阳明喜欢写诗,特别重视诗教的作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影响极大,这是将心比心的启示与劝勉。其一:“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说明良知是求真,须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指出良知是自知,须内心省察。)其三:“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点拨良知是修心,须自省觉悟。)其四“: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启迪良知是睿智,须清醒独知。)这些诗句通俗明畅,而且富有理趣,可见先生施教的独特风格,他讲学的原则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先生还说“: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他讲学的方法,是鼓励大家自主探讨事物与寻求哲理,绝不是照本宣科的。
  莘莘学子,孜孜以求的是圣贤之道,先生的讲学形式更是丰富多彩,令人难忘。请看钱德洪当时的记述:“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听,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郁积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刻文录叙说》)
  王阳明的讲学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坛。讲学不是教书,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卧、饮宴、游乐皆可。而且师生之间可以互动,是交谈式与讨论式的,学生是人人畅所欲言,先生则善于启发与点拨。正是“:讲习有眞乐,谈笑无俗流。”(《诸生夜坐》)阳明先生俨然是自比孔子了。南大吉以绍兴府名义延请先生为会试举主,号召四方学子云集,经学风行昭示远近,绍兴的科举蔚为昌盛,此皆由师生鼎力而为。

治水安民之《浚河记》

  师生同心,治邦安民,“知行合一”有作为,乃使人间兴利除弊。
  渭南南姓是夏禹的后裔,南大吉追念先祖大禹治水的功德。明洪武年间,大禹陵即被钦定为全国应该祭祀的36 王陵之一,明嘉靖年间考定墓址,由绍兴知府花费巨资,重修禹庙,兴建碑亭,开辟大禹陵园,南大吉亲自题写雄浑有力的“大禹陵”三字,至今历历在目,碑高4.05 米,宽1.9 米。禹陵右侧有一个八角重檐石亭,上刻“咸若古亭”四字,俗称鼓乐亭,传为祀禹奏乐之所,亭旁有碑廊,内立秦始皇东巡会稽时命丞相李斯撰写的《会稽刻石》等,禹陵左侧有禹穴亭,这是古越先贤留给后代的一份珍贵遗产。
  南大吉以绍兴知府的名义,主持举行了隆重的祭禹典礼。王阳明也一起参加,他将大禹与秦始皇进行对比,为越中的大禹精神作了积极的评价。诗云“:北望稽山怀禹迹,却叹始皇为惭色。落日凄风结晚愁,归云斗掩春湖碧。”(《游秦望山》)绍兴府继承前任的良好传统,始终将治水安民列为重政大业。“善治越者以浚河为急”——这是南大吉的名言,一位令人尊敬的父母官,他遵循历代先贤前仆后继的足迹,不忘治水之本,“尝浚郡河,开上灶溪,筑坡塘以备旱涝,通沟壑而除险厄。”(《越中杂识》)
  绍兴城当时的府河跨山、会两县界,纵横贯穿于城中,皆通舟楫,成为绍兴府至关重要的“命脉”。然而,那些临河而居的人家却自谋私利,不断侵占河道,搭建庐舍,致使府河渐趋壅窄,来往船艘经常堵塞,老百姓纷纷怨声载道。南大吉考察了实情后,于是下令浚通河道,先出安民告示,“拟拆府河两旁庐舍六尺,许以广河道,为乡里安福”。谁知道,一些习惯于横行霸道的富家豪门竟然不理不睬,独行其是,依然故我。他们甚至煽风点火,对南太守进行恶毒诽谤,还向朝廷控告其害民罪责。所谓好事多磨,南大吉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甚至还受到了毁谤与诬告。但他下定决心,毫不动摇。
  太守深知民情所困,先生明察人心所向,他们之间有着真诚的默契。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政学合一”又一次登台表演:一个举起刀,实施铁腕治理;一个拿起了笔,制造舆论氛围。阳明先生火眼金睛,洞悉南太守的一举一动,他要揭示事实真相,主持社会公道,剖析人心奥秘,表达民情所向,于是慨然写下《浚河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

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溢。蓄泄既亡,旱涝仍频。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子乃决沮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谣之曰“: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厉民欤,何其谤者之多也?”阳明子曰“:迟之。吾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河龟坼,越人之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又从而歌之曰“:相彼舟人也,昔揭以曳兮,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之弥月也,微南侯兮,吾其鱼鳖矣。我输我获矣,我游我息矣,长渠之活矣,维南侯之流泽矣。”人曰“:信哉,阳明子之言,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纪其事于石,以诏来者。

  王阳明用简洁的笔调,客观记述了南侯(太守)浚河治越的功绩。他以两首歌谣为证据,一谤一颂,对比人们截然不同的评价;又两次点明主旨,即“未闻以佚(安乐)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明确显示了天道、公理与人心。众所周知,先生这是在为功德立传,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此碑记刻成后,被老百姓竖立在府河边,成为绍兴城的一道风景。可叹的是,此碑同稽山书院一样,早已不复存在了。
  据《越中杂识》记载:郡守南大吉“锄奸兴利,政尚严猛,善任人事,不避嫌怨。每临重囚,必朱衣象简,秉烛焚香,洞开重门,令众见之,人咸以为神人不可犯。属吏有被诬者,必为洗雪;郡有大盗,素为郡要所庇,悉置之法。有学士侵吞王右军、谢太傅故地,悉剖归其主;郡河、运河为势家侵占者,治其罪而复之。”他的政绩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不仅“民之谤者亦渐消沮”,且“各邑之士亦渐以动,日有所觉而月有所悟”,越地风气乃为之剧变,南大吉因此而受到当地士人的广泛认可,老百姓称他为“严父”、“慈母”,“真吾师也”。以至他“入觐”之时,人们用种种方法,甚至通过王阳明来试图挽留他。
  在绍兴龙山东侧、城市广场西边,有一座千年历史的“宝珠桥”,原名是叫“火珠桥”。据《嘉泰会稽志》“:火珠桥,在火珠山下。”《山阴县志》曰“:本名火珠桥,嘉靖时郡守南大吉名宝珠,知府汤绍恩重修,改今名。”原来在卧龙山东侧,有一座小小的火珠山,卧龙山与火珠山恰如“卧龙戏珠”之态,火珠桥架在府河上就成为纽带。南大吉关切世风民情,以为上有“火”下有“水”是大不吉利的。古训所谓“民犹水也”,若因“水火不容”,岂不将导致“官逼民反”的乱局?南太守想起了孟子的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民本”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官与民要同忧同乐。南大吉扪心自问“:吾以民为宝,岂不善哉?”于是太守下令将“火”改为“宝”,从此“宝珠桥”的名称沿用至今。如此,南大吉将“火珠桥”改为“宝珠桥”,实在是顺应民心世情的妙笔也。
  南大吉敢于触动豪强利益,故遭之报复,腾谤遍及京师,终招致获罪而罢免。同时,朝廷权贵惴惴不安,唯恐心学成为异端邪说而泛滥,因此绍兴府亦受到黜责。当南太守卸任告别之际,绍兴士民垂涕揖别,真若失去父母一般。王阳明在《送南元善入觐序》中说“: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蔽数十年矣……政积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斩然翦剔而一新之。凶恶贪残,禁不得行,而狡伪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与斐斐缉缉,构谗腾诽。”(《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于此,南大吉慨然致书先生,曰“吾惟以不得闻道为恨”,竟然没有一语说到自己得失荣辱之间。王阳明阅之,叹曰“: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师生重情重义的赤子之心,真是天日可昭!

明德为官之《亲民堂记》

  师生一体,传道为政,身体力行“致良知”的典范,从而改观风气。
  南大吉一次路过阳明居处进而问政,先生为南大吉点拨:为政的根本在于“亲民”,而所以“亲民”则在于“明明德”;明德与亲民是统一的,“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而“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于是王阳明写了《亲民堂记》一文(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七):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阳明子曰“:政在亲民。”曰“:亲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亲民。”曰“:明德、亲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亲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亲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国、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曰:“然则鸟在其为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于亲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于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则,至于横鹜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大乱于天下。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度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制矣;轻重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则矣。夫是之谓大人之学。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元善喟然而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于是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而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书其言于壁而为之记。

  南大吉豁然明白了王学简易之理,理解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旨,于是乃喟然叹道:“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南大吉于是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南大吉在为政之任上,能时时反省自己,颇有“自诲之真”。正因为此,南大吉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能把贫贱、忧戚、得丧等置之度外,“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南大吉在思想上曾宗程朱,在接受阳明心学之后,即反省程朱格物穷理支离之学,而对阳明心学渐有所悟。南大吉与王阳明的交往虽只有三年,但是相知颇为深挚。
  阳明先生倡导“良知”之学,南大吉身同感受,师生经常在一起谈心。以下一段《传习录》中记载,称“南太守三悟致良知”:一日,大吉询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先生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乎?”于是笑谢而去。居数日,大吉复自数过加密,对先生曰“:与其有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使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又过数日,大吉复自数过益密,追问先生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大吉谢别而去。太守三番省悟,豁然开朗,他赞叹“: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于是赋《示门人诗》云“: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杨。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
  王阳明对南大吉的思想影响极其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大吉的学术门径:一是“以致良知为宗旨”。南大吉对王阳明的思想深有所悟,且“自信之笃”。故此,黄宗羲《明儒学案》将他列入“北方王门学案”。二是“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南大吉在为政之任上,能时时反省自己,颇有“自诲之真”。同时,阳明亦通过大吉有“自悔之真”而证明“良知”人人本具,只要“镜明”已开,则良知自现。南大吉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能把贫贱、忧戚、得丧等置之度外,其心“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三是“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南大吉说:“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灵,以言乎性则中矣,以言乎情则和矣,以言乎万物则备矣,由圣人至于途人一也。”(《传习录序》)在南大吉看来,天地之间,有大道存焉;人与物虽皆由道而生,而惟人得其秀;人皆有其性与情,以“中和”为最佳境界。显然,使人心与大道为一,这就是“视天地万物,无一而非我”的天人合一境界。

功德垂世之《传习录》

  嘉靖三年十月,南大吉以门人的身份,将阳明先生的讲学著作《传习录》续刻于绍兴,分上下两册。上册即《初刻传习录》,即由薛侃首刻于虔之书,凡三卷,亦即今本《传习录》之上卷。下册为王阳明论学的书信八篇,并附“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南大吉所续刻即今本《传习录》之中卷,他在序言中指出“: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吉也从游宫墙之下,其于是《录》也,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盖亦自信之笃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南大吉此项续刻工作,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当时朝廷贬抑王学,为了“以身明道”,他顶着极大压力,校订并续刻该书,颇有功于王学。钱德洪《题记》称“: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大吉对阳明的《传习录》推尊有加,对其文尝“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并对其良知之说“自信之笃”。认为《传习录》所阐发的“道”,“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
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传习录序》)
  南大吉以门人的身份将阳明先生的讲学著作集编为《传习录》,其命名出自《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并由原三卷增至五卷,一直流传于后世。平心而论,阳明先生的讲学规模与深度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孔子,历史为他的晚年抹上了浓墨重彩。钱穆先生把《传习录》归为七本“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传习录》的核心论题即是道德教育问题。王阳明主张因材施教,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求知识才能的多少高低,而只求每个人的人心“纯乎天理”,在道德人格上追求最高的理想目标即“大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他所阐述的德育思想,主要是讨论“本体”与“工夫”的问题,这里的“本体”即道德本体,它包括道德本源、道德认识和道德本质性的一些因素,也就是所谓“知行合一的本体”。所谓“工夫”也就是道德修养的方法与过程。
  王阳明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有一套严格的师道与学理,曰“: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道尊严,教乃可施。严师唯何?庄严自持,外内合一,匪徒威仪。施教之道,在胜己私,孰义孰利,辨析毫厘。源之不洁,厥流孔而。勿忽其细,慎独谨微;勿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余知新,患在好为。凡我师士,宜鉴于兹。”(《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八)
  除了强调“师道尊严”,阳明先生还提倡了三个重要的方法:一是“学贵自得”,需要得之于心;二是“循序渐进”,必须日积月累;三是“知行合一”,善于潜移默化。正是,严师出高徒,他的弟子皆能身体力行。
  阳明先生有不少出色的越中弟子,《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中曰“:阳明高弟,首推王、钱;闻道最早,信道尤坚;引导后进,有开必先;患难相从,心丧三年;有功绝学,绵此宗传。虽曰钱为正学,而王近入禅;要皆孔门之颜曾,与曰仁而散焉。”
  徐爱是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也是先生的妹夫,始终跟随先生身边,不幸英年早逝。《传习录序》中记载了他的话“: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王畿号龙溪先生,一生致力于“王学”的传播,成为王阳明的忠实传人。他曾追述先生的深切体会“: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龙溪先生全集》)这也是所有弟子的共同心声啊!
  钱德洪一直念念不忘恩师,他说“:夫子教我发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几十年,而吾所闻止此。是夫子之没,亦吾之没也,吾何以生为哉?”(《刻文录叙说》)这种真挚的师生情谊,实在是感天动地的。
  杨亨是绍兴知事杨诚庵的仲子,父亲为官清廉,也是阳明先生的门生,儿子为学渊博,成为表率,两代人可谓相得益彰。自南太守辟稽山书院后,自己不仅亲临教诲,而且组织官员接受讲学,故阳明先生的门人越来越多,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学风既盛,官风亦正,两者恰是相辅相成的。
  王阳明喜欢在碧霞池上的天泉桥思考问题,《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作为王阳明晚年对德育过程及修养论的概括与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成为阳明学派的立教“宗旨”,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王阳明有《碧霞池夜坐》诗为证“: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当弟子钱德洪与王畿两人在天泉桥问先生,王阳明解释说,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这次谈话,历史上被称为“天泉证道”。听了阳明先生的讲解,钱德洪和王畿都有所省悟。
  正是:稽山镜水相映照,师生情缘日月长。王阳明与南大吉的名字,在越州大地上广为传颂,其“政学合一”的思想与实践已经成为一份宝贵的遗产,至今依然在启迪着人们。诚然,王阳明是於越民族的骄傲,得天独厚的绍兴人就是传承阳明文化的生力军,我们的面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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