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世界性光辉——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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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张西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68.00元

  三千年来,儒学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儒学以其博大的智慧和开放的宽广胸怀,不可能永远囿于世界一隅。果然,大航海以来,随着东西联通的开始,儒学也开始流向西方。直至今日,此流虽然缓急宽狭不一,其在异域文化中的回响一直绵延不绝,假以时日,其精华之力必然滋润西方世界文化之树的根系,从而从根本上营养这棵大树的机体。那么,儒学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张西平教授撰写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研究。

    一.正本清源:发掘儒学西传的历史真实

  多年以来,我国知识界一直有一种认识,即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不仅撰写《天主实义》向中国民众介绍基督教教义,而且首先翻译了《四书》的部分内容,向西方扼要介绍了儒家思想。然而,《导论》以详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证明,来我国更早的、同为耶稣会传教士的罗明坚,才是历史上第一位用西文向西方翻译《大学》和《四书》的人。张教授的考查显示,1593年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的部分内容,在《图书选编:有关历史、学科、救世的学习方法》中发表。那么,《大学》的翻译状况如何?从《导论》所展示的罗明坚《大学》译本关于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看,罗明坚的译文在很多地方相当忠实。因受天主教教义和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影响,罗明坚对有些思想的理解有误,如“明德”“新民”“格物致知”等,但他总体上把《大学》的思想理解成教育、政治和伦理思想,并影响了后来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三年后的1596年,罗明坚完成了《四书》的翻译。作者展示了罗明坚《四书》手稿的签名,以及其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拉丁文本首页,对有关《四书》手稿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颇有意义的考证:(1)手稿的作者;(2)此手稿没有公开发表的原因;(3)翻译内容的状况。作者以可靠的历史证据证明,《四书》手稿的作者是罗明坚,《四书》手稿最终没有得以发表的直接原因,是耶稣会亚洲巡视员范礼安的个人阻挠,而深层原因是耶稣会内部关于传教策略的派系斗争。作者以《中庸》部分内容的翻译为例做了三点鞭辟入里的分析:(1)罗氏将西方哲学的“理性”与儒家的“天”等同起来,且把儒家的“天”等同于天主教中的人格神;(2)罗明坚对“道”的理解外在化,没有将其视为“内心的道德坚守”,“没有明显反映出《中庸》所表达的那种心性之学”;(3)罗明坚把“中和”思想翻译成“理性和法则的遵循便得以完成”与儒家道德论中的“性情”和“诚”的思想大相径庭。虽然仅以三点翻译作为典型进行分析,却揭示了罗明坚《四书》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即它不是“完全的真实翻译”,而是一种文化间性翻译,是中西文化之间“联系与变动的混合关系”。

  除探讨罗明坚的儒学翻译之外,《导论》对其编纂和撰写的《中国地图集》和《天主圣教实录》进行探讨后指出,罗明坚在这两部书里都提到了儒学,可见其对中国文化核心的定位是准确的。《天主圣教实录》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自然揉和,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论述天主教教义的两条戒律时说:“第一,每个理性健全的人都应承认天主为一切的创造主,他是唯一的真天主,并应以至高的热爱来朝拜他;第二,这仿佛是人格的一个戒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反,己所欲,施于人。如果你遵守这两个戒律并勤勉奉行其中的所有要义,那么可以说你正在遵行这自然戒律。”罗明坚在书中高度赞赏儒家的“仁、义、礼、知、信”的思想,称其为五种永恒的美德,并将仁、义、礼、知、信五个大字与拉丁文翻译对照刻在书的封面,可见其对儒家思想的尊重。《导论》指出,《天主圣教实录》虽然是为中国教徒撰写的,但罗明坚在中西文化间“求同”的态度无需赘言,这种深度思想揉合,反过来对儒家思想向西方文化传播的潜在影响力,不言而喻。

  作者对罗明坚的考证,科学而中肯地展现了罗明坚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当然,作者的真正意图并非在此。较之于后代传教士和汉学家,罗明坚的贡献并非显耀,但对罗明坚进行考证的更大意义在于,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当代历史背景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成为显学、需要认真书写的今天,罗明坚的筚路蓝缕之功得以呈现和还原,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中学西传史”的真正源头得以客观、科学地刊定,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二.“礼仪之争”的另一种价值——“中学西传”

  中西交流史上,始自耶稣会内部并蔓延至多明我等多个教会之间的“礼仪之争”,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其历史过程与意义已多有描述、分析和阐发。《导论》对其所作的观察则驻足于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由“礼仪之争”开启的“中学西传”。作者认为,“礼仪之争”表明,“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的传播工作,并非由中国人所开创的,而是由来华的传教士们开启的”。不仅如此,“礼仪之争”大大推动了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它“在中学西传方面的功劳,比在西学东渐方面更要大”。作者集中探讨了中西交流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学西传”的历史,聚焦于三位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介绍:龙华民、卜弥格和基歇尔。关于龙华民,《关于“上帝”之争论的简单回答》一文的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此文大量征引明代胡广编纂的《性理大全》,概括地介绍了《中庸》《论语》《易经》《诗经》《礼记》中的一些思想,实质上是宋明理学思想,这是“礼仪之争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在欧洲传播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第二,此文受到当时的哲学家莱布尼茨的重视,并被莱布尼茨本人收入莱布尼茨全集;此文也对马勒伯朗士的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后者将朱熹的“理”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等同起来。第三,龙华民撰《关于“上帝”之争论的简单回答》目的不在传播儒学,而在于把儒家思想同基督教文化区分开来,以此表达对利玛窦“合儒”传教策略的不同观点。但此举却在无意中传播了儒家思想。关于卜弥格,作者全面而真实地展示了卜弥格对《黄帝内经》的翻译状况和对中国医药学理论的介绍,尤其展示了卜氏《中国植物志》的概貌。关于基歇尔,作者揭示了《中国图说》的语言学贡献,认为《图说》中所做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汉字与罗马字读音对照,是“欧洲第一份汉字与罗马字读音对照”文本,它大大推动了欧洲的汉语学习与研究,《图说》首次公布了一部法汉词典,直接推动了汉语在欧洲的传播;传播了中国古代文字知识以及十六种中国古代文字,是后代汉学家走向汉学的重要基础,对当时来说,有十分重要的语言学价值。除此以外,作者对来华耶稣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做了系统的总结,郭钠爵、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卫方济、巴耶尔、杜赫德的名字及著作、译作皆赫然在列,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中国典籍翻译的历史概貌。

    三.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全面探讨

  《导论》用很大的篇幅对《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进行了五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中国哲学家孔子》与礼仪之争的关系分析;第二,《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跨文化性质与特点的分析;第三,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世界文化史意义的揭示;第四,《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基本内容及典型译文分析;第五,《中国哲学家孔子》对“中学西传”的历史作用。关于此书,张教授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一、此书是“中国典籍西译最重要的译作”;二、理解此书的基础是“礼仪之争”;三、此书旨在为利玛窦的“合儒易佛”传教路线辩护;四、“此书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最为系统的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它标志着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掀开了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思想翻译与研究的序幕”。同时,作者指出,此书中儒家经典译者除柏应理外,还有殷铎泽,前者翻译了《大学》,后者翻译了《论语》和《中庸》。此外,柏应理对《易经》的介绍相当概括和全面。对《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儒家经典的译文所传达的思想,《导论》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译文所展示的思想“摇摆于欧洲与中国之间”,译者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充满了西方的“理性”观念,其中既有“合儒”策略成分,也有译者本人误读的成分。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对儒家思想的误读颇多,但其“不论是在翻译中国典籍的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在欧洲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力都为先前的译著所不逮,它是来华耶稣会翻译中国典籍的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亦即孟德卫所言“来华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最高成就”,其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形象,推进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作者对此书的深入研究,将“中学西传”的又一里程碑昭示于世。

    四.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洞见

  中国文化是伟大的,即使西方殖民主义阴翳笼罩,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始终放出璀璨的光芒。今天从全球视野来看,即使在16到18世纪西方文化不断上升的时期,中国文化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西方的精神世界,显示了其深远的世界性意义。作者以详实的史料证明,18世纪西方曾流行过中国热,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曾以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衣服、坐中国轿子、建中国庭院、讲中国故事为时尚。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十分深刻。而在思想层面,儒家思想影响了欧洲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并成为欧洲启蒙思想的启迪。莱布尼茨发现了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伏尔泰从历史和政治上论证了孔子的合理性,其《风俗论》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纳入世界文化史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影响了法国重农学派和重农主义的形成,使路易十五国王在凡尔赛宫模仿中国古代帝王举行“蓝天大礼”。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18世纪末以来,中国形象在欧洲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在孔多赛进步史论那里,中国似乎成为“停滞的国家”,中国文明被贬为耶稣会传教士所编纂的神话。西方世界从此开始否定中国文明,轻蔑中国思想。时至今日,“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事实?作者认为,中国思想拥有巨大的价值,中国思想在世界发展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充分肯定。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说,发现和认识中国,研究儒家哲学,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中国文化曾经在启蒙时代为欧洲社会文化转型做出了贡献。作者指出,在西方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要破除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知识立场,破除19世纪以来的欧洲神话,解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所确立的进步史观。《导论》对西方否认文化发展历史、妄自尊大的狭隘态度提出了尖锐批评:“欧洲思想不是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如果仅仅关注于回到希腊,西方的思想家无法发展出近代的启蒙思想观念。但当代的西方思想史叙述却不再提这段历史,他们改写西方思想的发展史,并设置一个思想文化发展对峙的二元模式,以训导东方国家。在此意义上,这种做法反映出西方思想自启蒙后的堕落。”同时,作者也尖锐地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过程中,要警惕后殖民主义方法论的虚伪性,因为这一理论“仍以西方为中心,东方则只是陪衬而已,从而无法真正地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东西方之间文化与思想的互动,既没揭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东方思想的价值,也没有揭示出当代西方思想和文化主流叙述的虚伪性,而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论证启蒙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的做法,恰恰是用后殖民主义逻辑为西方辩护的一种自我殖民化,违背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初衷。”作者强调,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利于全球性文化发展的、客观而公正的眼光和博大的人文情怀。我们需要指出诸如科学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人权等西方思想的弊端,又要发扬和传播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并“和启蒙所带来的最强势的人文主义进行深层对话”,“克服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片面批判和固守在启蒙思想内部发展思想的两种倾向,而从中国的历史和启蒙的历史中做出新的解释,重新融合中西思想”。这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指明了道路。

  在“中学西传”史研究成为当代显学的今天,《导论》这座巅峰无疑是指引这一研究领域学术航船的灯塔。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张教授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巨大的开拓勇气、精微的探索、振聋发聩的发现,都为将来的“中学西传”史研究铸就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导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历史的眼光发掘和探明了儒学的世界性意义,揭示了儒学思想的普遍性价值,攻克了长期统治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堡垒,为今天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了信心,为将来更深入、更有效地传播儒学思想和中华文化指明正确的道路。可以预见,《导论》必将照亮“中学西传”史研究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的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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