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会通纵横论

历史渊源

  南朝傅大士最早倡导三教合一,《傅大士录》曰:“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儒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傅大士以道上、佛中、儒下的表相,明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学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唐人白居易在《三教论衡》里指出:“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共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白居易的三教合一思想,其根基源于自身,也就是把个人的本位放在第一性上,把生命意识当成根本。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的是忠懿王钱俶,他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道:“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有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重要意义。延寿的《宗镜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他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以“心”为宗,调和三家的愿望,受到钱俶的特别重视。

人性规则

  《论语》:“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隐”一直被解释为“隐瞒”,其实它是个通假字,同“檃”,见《荀子•性恶》:“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檃栝即矫正)。《孟子》中告子给“性”下了四个定义:其一,“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其二,“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其三,“生之谓性。”这个“性”就是生而俱来、人之本我的状态。其四,告子曰:“食色性也。”告子在这里说的“性”是人的天性,而不是男女之性。
  佛家说的“戒”是梵语(silam),有行为、习惯、品质、本性、自然等义,通常也指道德规范、好品质、良善的行为,如佛教的行为准则“戒定慧”等。但在具体的“三戒”(贪嗔痴)、“八戒”(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中,它又是戒除不良习惯的意思了。
  《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并不是说天地间的大自然,而是指“道”的存在、运动、变化的一种特性或状态。老子说的“人、地、天、道、自然”,恰好形成了一个回环,所以“自然”就是道家关于人生回归的一种高度哲学概括。关于“自然”与“道”,老子还有一个著名的“婴儿”之喻,也就是人生的“返璞归真”。可以将“自然”如此分析:“自”是鼻子,在母体中最早成形为婴儿;“然”是样子。如果从心学上来解说,就是王阳明说的“人之初”那种“无善无恶”的样子。

三字真诀

  “生”是国学之根柢。甲骨文中的“帝”也是花蒂之“蒂”,“帝”由神化花蒂而来,而花蒂为先民所神往则在于它是植物结果、生籽以繁衍后代的生机所在。中国人的“生”的初始意识是萌发于草木的生殖的,而这则正可与“帝”崇拜由之衍生的花蒂的神化相互说明,从“帝”崇拜到“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上》),是一种有机生成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道出了中国人文意识中最深切的理致,也是中国人文意识中最动人的情致。
  “道”是国学之纲维。如唐人陆德明所说:“‘道’本或作‘导’”(《经典释文•尔雅音义》)。“道”在“导”的意味上有朝向性,有实践性,所以它主要是一个与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实践范畴,而不可将其执著为一个思辨性的认知范畴。此外,“道”在老子、孔子这里都已有了“形而上”的品格,也就是《周易•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就此而言。
  “觉”是国学之门径。《说文解字》中释“学”:“学,篆文‘斅’省”,“斅,觉悟也。”《广雅》中释“学”:“学,觉也。”不过,此所谓“觉”或“觉悟”绝不是离群索居者的苦思冥想所能奏效的,所以《广雅》中又释“学”:“学,效也。”这个“觉”意味着所“学”对于“学”者的心灵有所默示,而对其生命有所触动。正是“学”而“觉”之的祈求,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学问本质及其精神性状。“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这句托重古人以强调“学”而“为己”的话,是就儒学旨归于人的心灵境界的提升而言的,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之学,其趣致亦在于人的灵府安顿。

时间文化

  世界上唯一不能复制的东西就是时间,它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时间是上帝,它造就了万物的生命,也决定了万物的死亡。哲人说时间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永不复回,明天姗姗来迟,唯有今天是可以牢牢把握的——“时间即现在”。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唯有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财富,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即生命”。
  人生的全部学问,就是同时间怎样打交道。一是所有关于时间的思考都源于一个共同且根本的问题:生命的“有死性”。而这种“有死性”在中古时期(汉唐)表现得尤其突出。二是在儒家文化中,时间给人的效应呈现出两面性:无可奈何的迁逝感与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两者构成了悖论。三是时间的概念有三个层面:哲学时间、历史时间、审美时间。观照时间的方式分为“执有”、“体无”、“解空”三种,分别对应于儒家、道家、佛禅三种思想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时间的描述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法家为代表的“点”形说,如韩非子曰:“事因于世,而备适于时。”法家只求牢牢把握住现在,而不管过去与未来的。二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线”形说,如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儒家的眼里,时间永远是条流动的线,要一如既往保持人格操守。三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圆”形说,如庄子曰:“生也死之德,死也生之始。”道家以为时间是可以逆转与回归的。完美的人生当是“三位一体”:立足于点,把握今天;连点为线,矢志不渝;衍线成圆,返璞归真。

出入世间

  儒家主张入世,其哲学一直是主动、积极地为统治者指出为国之道。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
  佛家主张出世,认识世界的无常苦空、虚幻不实的本质而放弃一切贪恋之心,但需要有济世度众的大慈大悲心,不能放弃苦海众生,自求彼岸的涅槃寂静(堕入寂灭)。虽然破除了粗细两种转世因缘,对虚幻的世界没有丝毫贪恋之心,但为度化苦海众生,需要处在世上,与众生同甘共苦,承受众生苦难,直到一切众生脱离苦海。
  道家引导人从世俗功利中隐退,留更多的时间思考精神深处最细微的东西,从而使生命的资源在内心安和与满足中得以实现和发扬,实在有儒释两家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作为一种生命哲学,道家没有一般宗教常有的取消论色彩,不仅不对立现世与来生、此岸与彼岸,相反总努力联通两者,宣扬“我命在我”,“神仙可学”,耐心而周到地劝诱人追求肉身成仙,不老不死。道教要让人相信,天上的超越性享受不过是现世享受的另一种延续,而现世的享受也因为有超越性信仰的加持而不致放滥与靡费。如此,使道家与其他追求灵魂解脱与来世利益的宗教有了明显的区隔。

一理万物

  胡适曾经说过:“宋代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佛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图等,是道教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家的遗迹。”他说宋代的理学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事实上都是从佛教来,吸取他们的灵感,吸取他们的学问,所以宋代的理学家是一个混合的产物。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他们是“儒表佛里”,再明白一点说,就是“阳儒阴佛”。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里面有“理一分殊”之说,其中讲一理与万物的关系,以及一切与万物的关系。他这些理论,便是根据唐代永嘉大师《证道歌》中的第三十五首而来。永嘉大师是六祖惠能的五大弟子之一,原歌是这样的:“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儒家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圣,佛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佛,道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仙。他们各自所走的路线不同,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宋孝宗曾经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佛家讲究治心,道教讲究养生,儒家讲究治世,这三教各有不同,各有成就。晋代孙绰就讲过一句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他认为周公就是印度的“佛”,印度的“佛”就是我们中国的周公孔子,竟然能说出这么惊天动地的话!宋代的司马光,也有类似的看法:“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世道人心

  三教合一的“心学”理论,可谓高屋建瓴。儒家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七个字说明了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心。道家则用了五个字:“外化内不化。”身可以适应社会,而内心不会妥协。佛家更简单,就是两个字:“觉悟”。其实就是“见我心”,不要只见别人,却看不到自己的心。由此可见,道家主真心,儒家主善心,佛家主美心。尤其是儒家更着重善,因为真和美都附丽于善,也是善的体现。如果离开善,真和美也就都成了没有灵魂的东西,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说中华文化之鼎,真、善、美就是三个足,缺一不可。王阳明说得好:“万化根源总在心。”那些迷失的人们,需要把自己的“心”找回来。其实,“心”并不遥远,就在花月之上、山水之中、人与人的微笑之间……“心”永远都在那里,等着你的唤醒!
  儒家的道德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人的基本道德,即“五常”:仁义礼智信;二是公民的基本公德,就是爱国、利群、奉公、守法、敬业。道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可归结为“六德”:朴德、谦德、俭德、慈德、宽德、信德。佛家道德的最高标准是普度众生,从而进入“慈悲为怀、天下大同”的境界。王蒙先生以为:“人心可用,世道可兴,传统可取,开拓可新。”我们要相信中国人民,相信中华民族:人心当中一定能挖掘出美好的东西,能和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对接与吻合。当今的世道就是共同向往的“中国梦”,社会文明就会更加兴旺与发达,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能够感动、教育、说服人们的美好东西。

会通中和

  儒家提倡的“乐”——来自真诚、内在的坦荡,外在的一切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快乐在于把握了人生的尊严。人生会面临不同选择,在一刹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一刻就是永恒。道家主张的“虚”——不是空空的意思,而是单纯的意思。单纯就是一次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使得我的生命可以集中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你同时有很多东西需要实现,那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到最后一片茫然。中国人学会儒家、道家的要领,等于打通任督二脉了。佛家宣扬的“心”——改变了你的心,你就看到了你的人生真谛。能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事物,做到如此心不动,那么可以说与慧能祖师同样悟性了。与佛家有着渊源的阳明心学,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一种可能性。人生的成功在于这样的三度修炼功夫:态度、气度和厚度。态度决定未来的命运,气度决定事业的格局,厚度决定自我的价值。总之,三家的哲学对人生有诸多好处: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智慧,可以引导我们发现真理,可以指点我们去过好生活。
  当前国学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重建传统文化基层。这个草根层面的建立一定是儒释道各显神通,但前提是和合共转。儒家直到近代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有其人伦教化、经世导俗的传统优势;道家道教以其飘逸逍遥、长生久视的仙道文化而具有特殊的文化魅力;佛教作为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仰基础的文化传统,以其化俗向善、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不可或缺,现今更是具有完整的社会建制,在三家中最具活力。三家取长补短,相互扶持,草根文化层面才有可能稳固重建。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基层,我们很快将面临中国传统文化版图和文化性格全面丧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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