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读《朱子家礼宋本汇校》

  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先生积数十年之功整理的《朱子家礼宋本汇校》,2020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这次整理,以宋版周复本《家礼》为底本,广泛参考其余九种校本,特别利用关西大学图书馆藏和刻本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公善堂本,精心校勘,可谓目前《家礼》最善之本。去年11月在清华大学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吴震教授告我这一消息,我为之一振。出版社杨立军老师很快给我寄来,让我一睹为快。

  《朱子家礼》是宋代以后影响最大、践行最广的礼学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朱子家礼》在宋以降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吾妻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的,《家礼》上承《仪礼》,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仪制度的代表;《家礼》不分士庶,人人皆可实行,礼文逐渐浸润民间,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家礼》的影响超越中国范围,扩展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既涌现出大量相关注释、评述与论著,又实实在在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日用常行之道”。当然也正因为享受如此殊荣,《家礼》也引来了学术史上不断的争讼和分歧。备受关注、聚讼不已的问题,如《家礼》是否为朱子所作。这实际上牵涉到朱子《家礼》与《仪礼》之间的关系,以及《家礼》与《仪礼》的异同问题。不同时期的学者站在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研习《家礼》,同时又受到不同时代学术风尚的影响,得出不一致的意见。最大的质疑就是:《家礼》为何会在具体仪节上与《仪礼》存在诸多龃龉?朱子既然深于礼,怎么会犯如此简单低级的错误?王廷相、颜元、王懋竑等,这些深耕理学的学者,均不免将《家礼》看得过高,试图将它与《仪礼》等量观之,将其视作一个完美的作品,在抬高、美化、神圣化朱子的时候,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将《家礼》从朱子精致的理学体系中剔除出去。颜元早年对《家礼》奉若神明,等量齐观《家礼》与其他理学著作,对周程朱张顶礼膜拜,一旦发现《家礼》与《仪礼》不同,在践行中便归咎为“有悖性情”,因朱子与周孔不同而失望至极,堕入“反朱”之流。

  “不学礼,无以立。”如果我们将早年的朱子看作一名有着“为往圣继绝学”远大志向的、以承继道统为己任的儒者,那么朱子对礼的重视最初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如何祭祀早逝的父亲,如何为母亲服丧等等。因此,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乃至陆氏兄弟等,都是为了应对生活礼仪而展开学术研究活动,也就是说对礼仪的裁损乃至“制作”,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生活,彰显儒者的取向和精神面向。那么朱子当年在家中实行的《家礼》本身就是一个未定本,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因时制宜的并不完美的作品。《家礼》的性质和面向是服务生活,因此与弟子们讨论的重心不是以《仪礼》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活动,更不同于晚年规模宏大的《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活动,因此,可以想象的是,朱子《家礼》原本是家中并不完备的礼仪手册和规范,是可以调整和需要不断完善的。“屡易稿始成,其后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门人弟子的这一描述,是符合《家礼》成书情实的。清代学者多批评朱子制作《家礼》有僭礼之嫌,实际上不免失之苛刻。

  此汇校本采用的底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的周复本,正好展现、突出了《家礼》的最初最早形态。关注最早的《家礼》版本,有利于我们认识《家礼》最初质朴无华、良莠并存的形态。相对于浙东经史之学,朱子终其一生实际上在礼学上是较为缺乏自信的,正是因为在朝四十六日在礼论上不敌陈傅良等,而遭受全面的挫败,才导致朱子晚年重大的学术转向——汲汲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家礼》的晚出,也可说明《家礼》的最初形态并非完善,这是朱子学被抬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前的形态,不必像后来儒者一样:仰视朱子的同时,也奉《家礼》为神明。《家礼》最初形态的校注,使我们看到了它的原貌,同时也接受了它的不完美,同样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完美而苛求它。相反,《家礼》可爱的一面可以展示出来,它的特质也可凸显出来。《家礼》所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礼仪形态,能够为士庶家庭所共同学习和采用。宋明理学视野中的修身以礼,实际上就是借助《家礼》完成礼仪化的过程,达到动容周旋中礼的圣贤气象。正因为它是切于实用的,代表了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损益,这种仪节背后的礼义——“谨名分、崇爱敬”是朱子关心的大体。而具体仪节的斟酌损益,正代表着某种地方性知识与传统经典如《仪礼》之间的交融和博弈,士庶阶层创造性地改造生活的积极性也展示出来。如果意识到《仪礼》难行,那还不如与地方风俗相结合,突出与地方文化创造性融合的特点。“礼,时为大”,朱熹临终前,弟子问其死后治丧有何要求和愿望?朱子的选择是在《仪礼》与《书仪》之间裁损。这一选择也证明了朱子《家礼》开放性的特点。《家礼》为何能对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儒家经典体系里面,它不具备《仪礼》作为经的地位,在《四库全书》里,也只不过被划入“杂礼”类。可正是《家礼》所蕴含的包容和开放,使得人们在礼仪化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是否完完全全符合《仪礼》,而是在以存礼意之大者的目标下,结合地方实际、民情风俗而综合创新。我想这正是《家礼》生命力之所在。在唐代韩愈已苦《仪礼》难读的情况下,在王安石废罢《仪礼》的影响下,《家礼》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儒家生活礼仪化的创造性转化。吾妻教授精心整理此汇校本,无疑引导我们复其《家礼》之初,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多种《家礼》注本的特色,例如郭嵩焘的《校订朱子家礼》,经过吾妻教授的仔细比对,就发现此本误字脱字甚多,其价值在于其注释部分。正是这种“复其初”“源其流”的工作,让我们领略到了《家礼》的开放性。

  当我们纵观《家礼》的评注史,就会发现宋以降的学者在学习《家礼》的过程中大抵会呈现出两种面向,也就是朱子所期待的“熟讲”和“勉行”。吾妻教授多年来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关注《家礼》,目前影印出版的日本朱子家礼文献已达十卷之多,是名副其实的“熟讲派”。2017年10月13日,吴震教授邀请我参与《东亚家礼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在复旦的会议上我们一起讨论了40余种明清家礼文献,同时也了解到吾妻教授的日本家礼文献整理情况,对他坚持多年的《家礼》研究深为叹服。2018年12月在武汉大学杨华教授举办的礼学国际会议上,吾妻教授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提到朱子学者和阳明学者都重视《家礼》的实践,这也启发我开始关注从朱子到阳明的礼学演进。

  许多学者还将“熟讲”与“勉行”结合起来。多年前,朱子后裔、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为其儿子制定的婚礼仪式,着力挖掘《朱子家礼》的精神内涵,同时注重家庭、父母的权威,希望借助婚礼表达“合两姓之好”理念和家族联姻的意义,尝试满足传统道德和现代男女平等的双重需求。田浩(HoytTillman)教授曾专文探讨分析这一案例,后来又有一篇文章分别介绍张祥龙儿子、雷博和菁慧、朱氏三家举办的儒家化婚礼的仪式过程,着力探讨古代儒家婚礼礼仪现代化转换与价值重构的途径与形式。通过比较三个较为典型的婚礼案例,借此勘验当代中国恢复古礼或使之现代转化的尝试中,所存在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面对的挑战。朱杰人教授是文献学家,田浩教授是中国思想史家,两人都关注《家礼》的研究和践行,也让我感到《家礼》仍有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同样在我身边也有许多《家礼》的“勉行派”。多年前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朱子礼学思想研究》时,我的好友李鹤松、周玲子夫妇回湖南安化老家奔丧时,发现当地司仪主持丧礼用的就是《朱子家礼》,他们兴奋得不顾深夜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的同事潘彬结婚时,让我按照《朱子家礼》列了个简要的提纲,但在益阳老家举行时,也面临长辈的压力而不免加入了许多俗礼。岳麓书院的本科生蒋明曾在中国思想史课堂汇报时带领小组同学演练《家礼》中的婚礼,后来在与肖啸的订婚、结婚仪式上都创造性地转化了《家礼》。身边的诸多师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用自己的“熟讲”与“勉行”证明了《家礼》的生命力,也正是在他们身上,我不禁感叹人能弘道、斯文在兹。

  (《朱子家礼宋本汇校》,[日]吾妻重二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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