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江湖背景——摘自《大明朝: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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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是一部将明朝史实重新整理编写的一部作品。使用轻松的语言、深刻的见解将读者带入明朝这座深宫府邸中。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在这个世上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来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时,也会为他打通另一条道路。就在这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当然,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严峻的形势: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二是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

  也就是说,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并不是出于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的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些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叫作《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他希望神灵能够为自己指引方向,可让他万分失望的是,神灵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活动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四处漂泊流浪的游民。

  作为那些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不像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一样容易上当受骗(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算。

  如何去做才能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如何去做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他们会将其中的利害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一边英雄豪迈,一边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权力交椅却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在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其实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一次计算过程,为自己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

  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不会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也就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了。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权力集团,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忤逆了权力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因此,在他们萌生造反念头的同时,必然也要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就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又加上天生的一副好脑子,很快就独当一面。在其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渐渐地成为郭子兴身边的心腹之人。

  郭子兴更是将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在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中她被称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的情形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

  郭子兴拉拢朱元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抱团的问题,相互之间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就连郭子兴的儿子也吓得躲藏起来。

  朱元璋此时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元帅郭子兴遭到扣押的消息传来。他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郭子兴救出。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得到了锻炼,耳濡目染,心智大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枪杆子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光明的未来。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两个月后,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只好撤离,濠州解围。元军虽然退去,可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儿消停,反而在失去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愈演愈烈。

  这种没完没了的权力内耗,使得朱元璋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意。

  在朱元璋看来,这帮人压根儿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要想在这乱世之中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哪里去找人?谁能够忠心不二地追随自己?朱元璋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

  这时候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已经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自己老家招兵买马,“倡农夫以入伍”。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朱元璋来说意义重大。郭子兴也非常满意,将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可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是难成大事的主儿。朱元璋觉得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七百兵丁交给别人带。自己只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去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朱元璋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元末乱世蜂拥出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最后是朱元璋摘取了权力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的草根,为什么能够笑到最后?

  所有的功成名就都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重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制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处于两败俱伤的时候,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重要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个极度务实之人,在《太祖实录》里记载了他说过的一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朱元璋不是一个只唱高调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务实”二字。

  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只是将朱元璋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人物。朱元璋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不到称王的时候。其实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中脱离,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

  他的所有对手都忙着割据一方,称王称帝,只有朱元璋在那里埋头干活,征讨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后一个称帝的,也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本文摘自《大明朝》,宗承灏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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