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古达今 发凡起例——读钱理群等主编《安顺城记》

  如主编钱理群先生所说,《安顺城记》是一部“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历史”;是一部融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地方志,也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撑起来的“新史学”的尝试之作。众多实实在在的小人物、小事件,让我们看到背后的“大”时代,“大”历史。所谓“大历史”,并非宏大叙事,而是有大视野、大关怀,让读者感受到带有深厚地域特色的基层生活,进而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走势。

  这部书,可以说是“知古达今”“发凡起例”的代表作。整部书从现代视角出发,关注一片特定的土地,关注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近些年来,我们见过许多新修地方志,但其中往往罗列数据多,见人见情少,类似于政府报告、概述政绩的扩大版;就其内容的丰富度和民情学术的积累而言,甚至不及宋元时期的地方志。但我们看到的《安顺城记》,编纂体例却与一般新修地方志不同:整部书的内容以“城记”为名;提示作者和读者,本书采用的,是叙事为主、兼及议论的“大散文”写法。全书的体例与结构,变通性地参照了《史记》的布局,也参照了传统方志学的叙事方式。通篇格局的搭建,内容的选择,叙事的风格,看得出编撰者的用意与匠心。

  对于方志的作用,古人早有阐释。《周礼·地官》中说:“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咸丰《安顺府志》序文中,说到地方志的作用,称“其亲切使人肯信、近征使人欲听者,莫如志乘一书。盖祖传孙,父诏子,口授指画,虽代远年多,而熟闻如睹也”。

  《安顺城记》继承了方志传统,超越了方志传统。它的意义,不仅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七册七十五卷本;书本背后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挖掘、收集、清理、保留了地方性的丰富史料。对于地方性文史资料的收集与梳理,是当前文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与重大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留在官方文献中,也留在民间记载里:民间的谱牒、文书、契约、碑刻、账簿、信函、日记,都是鲜活的历史资料;分布在各地的遗址遗迹,父老口中的传说,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珍贵的材料,正在一天天消失。相信《安顺城记》的出现,会唤醒人们的乡土记忆,也会激励更多青年人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承。

  这部书当然有诸多成就,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洋溢的生命气息。有特色,有温度,有故事——这尤其体现在列传部分中。钱理群先生和总纂杜应国先生在序言中,批评当今的历史书写“有史事而无人物”,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中文系系友、《北京青年报》名记者尚晓岚组织的一次专栏和对话。她向我们提问:“历史学家为什么放弃了人物传记?”这个问题当然并不容易回答,这与知识化、技术化、体制化的学术趋向有关,也与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分野相关。

  看《安顺城记》,人物传记部分是本书的“重头”内容。“艺匠”“凡人”“寓旅”等列传都很有特色,既叙人也叙事,集中呈现出全书的理念。像《艺匠列传》中,手艺人、服饰匠、石匠、木匠、铁匠、雕刻匠、刀具匠、厨师乃至戏班名伶,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事迹活灵活现,展现出一方土地上丰富的日常社会活动。另外,对于古今价值标准不一的,像是《贤媛列传》,以及其中的“苦节列传”,称得上是压抑的、“负面的历史”,编纂者都精心加写了按语。

  当然,我也有几点技术性的建议,今后此书若重印,或许有值得斟酌完善之处:第一,历代方志通常会有地图,标志“四至八到”。目前这部书有少数卫所图,若能有安顺州县布局图、江河水系图、重要遗迹位置图等,会形成具备平面方位的地理感;这样不仅有景物图片带来的“点状”感,也会与“大历史”的整体理念相关联。第二,从留下历史资料的角度看,类似碑志之类的材料,若已经不在原址,哪怕只是残存片段,最好也能标注目前存于何处,这会为今后的研究者溯源提供很大方便。第三,《史记》以来的记述体例中,多数“列传”是某类人物合传,像我们熟悉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列述廉颇、蔺相如,甚至还有赵奢、赵括和李牧的事迹,单一人物的列传则不多;而且,通常不会在《列传》之下再套以“列传”之名。参照这种安排,是否可以将《名宦列传》《贤才列传》等十五卷“列传”之下的个人传记直接称为“XX传”,这样可能也比较符合当代的阅读习惯。第四,书名《安顺城记》,叙事是以安顺建城为时间坐标,但书中涉及的方面极其广泛,涵盖的地域空间包括清代的二州二厅三县,正如《例言》的“编纂理念”所说:“《安顺城记》不是写一座城市的发展史、建设史”,而是以安顺城为象征的“地方史、区域史”。古今行政区划的不同,府州建制不再,可能是选择以“城”为中心的原因之一,但今天的普通读者恐怕会有误解。

  最后,要向钱理群先生、杜应国先生、顾久先生和所有编撰者致以由衷的敬意。我个人也曾参加过一些集体性的写作工程,深知这样一部“集众人之手”的著述,并非容易完成,相信这与主编者的号召力和主导力有关,与《贵州读本》、屯堡研究的前期积累有关;也相信编委会和执笔者有过反复的酝酿、讨论和彼此间的深切理解,从中带出了一支文化建设队伍。

  《安顺城记》是钱理群先生两个“精神基地”——北京大学与安顺——的联结。很久以前,就知道北大中文系的几位英杰人物,像乐黛云老师、钱理群老师、葛兆光老师、张鸣老师都有贵州生活的经历,当时也感觉十分惊讶。钱老师几乎整个青年时代是在贵州度过,忘不了这片乡土的“养育之情”;这种情感的深挚程度,这种“血肉的联系”,让我非常感动。我自己有在北大荒下乡十年的经历,也会重回故地,去追寻青年时代的记忆;也会去北方、去南方探望当年的“兵团战友”;连队的老乡、教过的学生会来北京找我,我也会写些短文回顾当年的岁月。但我对于“文化寻根”没有如此强烈的自觉。读到如此厚重的《安顺城记》,看到自己尊重的老师学长“走向边缘,走向底层,回归大地”的执著,体悟到文字背后的理念和期待,感觉十分震撼。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顺城记》的意义,它带给我们的启发,绝不限于方志,也不限于安顺。

  (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主编、杜应国总纂《安顺城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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