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该怎么做?

  近现代历史人物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为学者研究近现代历史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但是这些口述史料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首先,是口述史料提供者的原因。有的历史人物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他们提供的回忆资料大多客观平实,虽间有与史料出入之处,但鲜有主观臆造的成分在内。如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他在接受访问时,对于自己不了解或因时间久远而遗忘的问题,都直言相告“不知道”或“记不清了”,所以他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文章虽然显得简略,但却较为客观。而有的历史人物则根本不顾历史的真实,为了身后的虚名,极力为自己涂脂抹粉。如陈公博,他在参加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因7月30日晚会场遭法租界巡捕搜查,并且受到了长时间的盘问,吓得心惊胆颤,不管会议有没有开完,次日便同妻子仓皇离沪,躲到杭州避风头去了。可是陈公博在回忆录中却说,他是因为自己下榻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桩命案,才不得不离开上海。但仔细检索相关资料就可以发现,陈公博是7月31日傍晚乘火车离开上海的,而大东旅社的命案发生在当日深夜。也就是说,陈公博离开旅社的时候,命案还没发生呢。陈公博显然在回忆中扯了谎。(相关考证参见沈海波:《有关中共“一大”的若干史实》,《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

  其次,是口述史料整理者的原因。这是出现问题的主要因素。有些历史人物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会因时间久远而有所遗忘,此时整理者可适当地提供一些资料以帮助其回忆,这虽是必要的工作程序,但应掌握尺度。这个尺度如何掌握,并非简单的文字所能说明,需要经验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有一点可以清楚,就是整理者所持的态度,应是客观求实的。有的学者为了研究一段历史疑案,在访问当事者时,往往不顾当事者对有关问题的记忆如何,反复暗示,套取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以便让自己的文章“新鲜出炉”。访问者的目的各异,想要得到的答案也各不相同,于是乎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同一位当事者在不同的采访后会有不同的“回忆”,而又因为有那些不同的“回忆”,报刊上的笔墨官司打得如火如荼。某些当事者简直成了“傀儡”,来什么人说什么话,原本没有什么分歧的问题,也会被搅得扑朔迷离。那些上下其手的学者,与其说是在研究历史,倒不如说是在学术问题上搞绑架。

  整理口述史料,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整理者需要记录些什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曾派员帮助一大批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撰写回忆录,他们的原则是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全部删除。换言之,他们需要的是内幕或秘闻一类的故事。对于这一原则,唐德刚评论说:“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没有一丝一毫‘原始材料’的。在中国读者看来,那只是一篇‘老生常谈’。虽然他在美国学者读来,亦自有其新鲜之处。”(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61页)在历史学家眼里,“内幕”或“秘闻”之类字眼,确实是比较刺目的。但笔者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原则还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因为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之所以有其珍贵性,就在于它是当事者亲身的感受和亲历,既有生动性,又可补史料记载之不足,甚至可以纠正记载之错误。胡适因为是个焦点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始终都为世人所关注,所以他的自传给人以老生常谈的感觉是不足为奇的。但胡适的自传毕竟是他关于自身经历的最真实叙述,所以这样的老生常谈仍是弥足珍贵的。需要避免的是有人将随处可见的史料照搬照抄,那就和滥竽充数没有什么区别了。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有些历史人物并不能提供什么珍闻秘事。于是有些整理者往往心有不甘,以自己查阅史料之所得,千方百计地替当事者制造出一些“珍闻秘事”。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读者稍加留心就可以在各种回忆文章中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珍闻秘事”的回忆录并不影响其价值,因为它至少可以印证史料记载的可靠性。

  唐德刚整理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享誉颇高,但他在整理方法上却有颇多可商榷之处。笔者在此仅以《李宗仁回忆录》为例,略陈对于口述史料整理方面的一些粗浅看法,以为引玉之砖。

  唐德刚在整理、撰述《李宗仁回忆录》时,谈到了对口述史料整理问题的方法,他说:“所以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罢。我既是前‘五战区’里的一个小兵,我虽明知照他老人家所说的原封写下来,是要闹笑话的,我也不好意思向我的‘老长官’发号施令,直接告诉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57页)唐德刚对此采取的相应对策是:“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纪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记’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57页)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唐德刚用修史、做研究的标准,来严格要求只能上马杀贼、不能下马草露布的李宗仁,李宗仁当然会显得很不适应。可是唐德刚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一点,他是帮助李宗仁写回忆录的,而不是在与李宗仁一起修信史。回忆录怎么可能和史料记载完全一致?如果凡事都要同史料记载相吻合,那么这样的回忆录又有什么价值呢?唐德刚以史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李宗仁,不知不觉中已是反客为主。他认为可信的就记下来,他认为不可信的就删去,甚至干脆自己根据史料记载代写一番。笔者对这样的整理方法实在不敢苟同,因为经过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是李宗仁的回忆录,倒不如说是唐德刚在为李宗仁修传记。唐德刚的做法事实上已将李宗仁最原始的记忆、最直观的感想给抹杀了。

  回忆录的整理贵在忠实于当事者。当事者回忆的可信与否是历史学家们做进一步研究的任务,而整理者们的任务则仅在于忠实地记录。有些回忆对于历史而言或许是“错误”的,但对于当事者而言则可能是真实的。因此,那些所谓的“错误”其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说抗战时期陈公博、周佛海等投靠日本,在世人眼中他们无疑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可是对于这些汉奸而言,他们却自认为是在和平救国,所以他们在战后的供词无一不以此来为自己辩护。如果整理者因为他们的卖国而将他们所自认的“和平运动”的供词全数删去,那无疑是滑稽的。所以,学者整理口述史料绝对不能反客为主。

  唐德刚在整理李宗仁回忆录时就有过反客为主之举。如唐德刚说:“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那段经历为例来说罢!我们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57页)教过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当然要比当年的一个少尉排长了解更多的护国军的背景,但是,又有哪一个教过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知道当年的一个少尉排长的真实思想状况呢?这位少尉排长对护国军有关背景的认识或许是错误的,但这却是他当年真实的思想状况,并且可能对他当年的行动起到过相当大的影响,甚或影响到他一生的经历。如果说李宗仁将当年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前后颠倒了,那么唐德刚当然有义务替他纠正。可是唐德刚却一股脑地将李宗仁对当年历史事件的某些看似幼稚的看法也一起给“箍”掉了,虽然出于好心,却将能够反映李宗仁早年思想状况的宝贵资料给遗弃了。所以,现在看《李宗仁回忆录》中有关参加护国军的这一章,虽有“炒排骨”一类读来颇为有趣的小故事,却不能让人明白李宗仁是在什么样的思想状况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参加护国军的。

  《李宗仁回忆录》固然有其平实之处,却不够翔实鲜活,这恐怕是唐先生运用考据学来整理回忆录的结果。唐德刚常将同李宗仁长时间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似的“滤”出几页有条理的笔记。可是在唐德刚看来是“沙”的东西,又何以见得就一定是无用的呢?或许在研究李宗仁的学者眼里,却是考察李宗仁生平的“金子”。笔者以为,唐德刚当年访问李宗仁的原始笔记今后如能悉数刊布,或许倒是能为学者们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李宗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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