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冯友兰与清华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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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家炀

  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学问大,资格老,持才傲物,眼中无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半个是唐兰,半个是自己。此话虽为戏言,亦足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心目中的地位。

    能则服人

  自1931年7月到1949年9月,冯友兰一直是由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会选举被校长聘任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他还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除此之外,冯友兰还担任过校秘书长,曾两度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校务。由此可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地位之重要,是清华大学的元老功勋。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派别已经基本成形。清华大学文学院做得比较成功,形成“清华学派”。就个人而言,在“清华学派”众多的学者中,冯友兰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他不仅有研究治学之文才,而且有行政做事之干才,在事功和学术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著述。在清华大学的二十余年里,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简史》等传世经典。贯穿在这些著作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西贯通,古今融合”与“综合创新,旧邦新命”。他在学术上卓越的成就受到文学院教授们的敬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学问大,资格老,持才傲物,眼中无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半个是唐兰,半个是自己。此话虽为戏言,亦足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心目中的地位。

    宽则得人

  清华大学文学院聚集了一批当时人文学科一流学者。1936年10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载文学院名录如下: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陈寅恪、杨树达、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王力,专任讲师浦江清,讲师赵万里、唐兰,教员许维遹、余冠英,助教李嘉言;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毕莲(美国人)、陈福田、吴可读(英国人)、吴宓、温德(美国人)、翟孟生(美国人)、钱稻荪、叶公超、华兰德(德国人)、陈铨、吴达元、专任讲师杨业治,讲师黄伟惠、秦善鋆,教员张锦宏、朱木祥、雷夏、史丕司烈夫(俄国人)、徐锡良、谭秀红,助教蒋思钿、王友竹;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霖、邓以蛰、沈有鼎,专任讲师张荫麟,讲师贺麟,助教李濂、张岱年、王森;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教授刘崇鋐,陈寅恪、噶邦福(俄国人)、雷海宗,专任讲师张荫麟、王信忠、邵循正,讲师齐思和、谭其让,教员吴晗,助教扬风歧、何基、鲁光桓、谷光曙;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讲师杨堃,助教倪因心、史镜涵、苏汝江。抗战时期,冯友兰除了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外,还兼任西南联大大学文学院院长。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记载,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八年间,文学院各系所聘教授名单如下: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外国语文系,教授叶公超、柳无忌、莫泮芹、陈福田、燕卜荪、黄国聪、潘家洵、吴宓、陈铨、吴达元、钱锺书、杨业治、傅恩龄、刘泽荣、朱光潜、吴可读、陈嘉、冯承植、谢文通、李宝堂、林文铮、洪谦、赵诏熊、闻家驷、陈定民、温德、黄炯华、胡毅、副教授袁家骅、田德望、卞之琳;历史学系,教授刘崇鋐、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向达、张荫麟、蔡维藩、噶邦福、吴晗、陆伯慈、副教授张德昌;哲学学系,教授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沈有鼎、孙国华、周先庚、张荫麟、冯文潜、贺麟、郑昕、容肇祖、王维诚、陈康、郭福堂、王宪钧、熊十力。这些都是国内当时一流的学者,出类拔萃,名扬天下;其中不乏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留名史册。这么多杰出文人学者聚集在一起,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聚集联大文学院,团结在冯友兰麾下。

  大凡非常之人,多有非常之举、非常之行。人文学者更是如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贾雨村说道,古来文人骚客,“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则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于千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其主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多半性情乖僻,个性张扬。他们追求自由、不服管教;他们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或漂泊于江湖、逍遥于天地,或隐居于山林、寄意于风月;或浪迹于青楼、纵情于声色;或遨游于诗书、托志于琴棋……唯独不喜欢折腰于权贵,奴役于庸夫。现代以来,社会分工细致,职业分途多样,有了固定的文化界与艺术界,有了职业的学问家和艺术家,高等学府、文艺团体与科研机构等比较宽松和宽容环境为这些人提供了寄身之地、立命之处。他们研究范围不同,师承渊源复杂,学术观点各异,政治倾向不一,禀性脾气参差,兴趣爱好纷呈……怎样把他们团结起来,并做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可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却做到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里,冯友兰自豪地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首先得益于众多教授的宽容处世与和衷共济,其次得益于院长冯友兰的得力领导。冯友兰连续被推举和聘任为文学院院长,足见他在教授们心中的位置。这首先来自冯友兰在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赢得教授们的佩服,前面已有详述;其次是来自冯友兰对他们的尊敬、宽容和爱护,赢得教授们的爱戴。下面几个例子可做说明。

    与闻一多的莫逆之交

  早在罗家伦辞职,冯友兰代理清华校务期间,就聘请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此前在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因学潮之事被搞得精疲力尽。到清华大学以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开始自己生活安定、学术辉煌的生涯。闻一多和冯友兰在政治主张上不大一致,性格更是迥然不同,但不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抗战结束后,冯友兰赴美国讲学,还推荐闻一多一起去讲学,闻一多坚持在国内领导学生运动,参加政治斗争,没有去美国。闻一多罹难后,冯友兰特意致函梅贻琦,建议给闻一多续发薪水,并保留他在清华的住宅。(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后来,清华大学按有关规定不再给闻一多遗属提供住宅,其妻子儿女无处居住。当时冯友兰已经赴美国讲学,冯夫人邀请闻一多遗孀带领孩子们到自己家居住。(闻黎明:《百米斜街三号与闻一多遗属》,载《百年潮》2003年第8期)

    赏识张申府、张岱年兄弟

  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评议会因张申府在课堂上讲课随便,扯了很多与教学和课程无关的东西,加上带领学生参加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欲将其解聘。冯友兰觉得张申府思想敏锐,他提出他唯物、解析和理想结合起来的观点合乎时代潮流,争取继续聘任。但这一主张遭到以评议会主席叶企孙为首的大多数评议员的坚决发对。最后,张申府还是被解聘。冯友兰甚为惋惜。(朱自清:《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所幸他的思想传给其弟张岱年。在他的指引下,张岱年融唯物主义、分析哲学与中国人生哲学于一炉,建立“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大家。张岱年也是冯友兰聘请到清华大学的。他对张岱年十分赏识,把自己堂妹介绍给张岱年,结为姻亲。

    聘陈寅恪回清华

  再看冯友兰和陈寅恪。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没有及时随校南迁,后来辗转香港、桂林和成都,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并供职于中央研究院。1945年秋,因陈寅恪未能去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语史所报到上班,所长傅斯年甚为不满,停发其薪水。一时间,陈寅恪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冯友兰得知后,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清华教授名义尽快聘请陈寅恪回到清华,发给薪水。(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样,陈寅恪生计才有着落,并去英国医治眼睛。

    对吴宓关怀备至

  吴宓和冯友兰性格迥异,学术主张也大不一样。他长期为爱情所困,陷入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滥情中不能自拔,却一心谋求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一职。冯友兰觉得其性格和为人不宜领袖群伦、执掌学系,执意不让他当。吴宓因此心生怨恨,对冯友兰多有怨言和微词,这在《吴宓日记》联大那时期的文字中多有记载。但冯友兰并不以此为念,反而对吴宓关怀备至,不仅帮他调解夫妻关系,处理和同事与邻居关系,而且在他度假外出讲学期间例外延期。在美国讲学期间,冯友兰还多次推荐吴宓到威斯康星大学讲学。(《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

  一向尊敬宽容刘文典

  再看冯友兰和刘文典。

  刘文典是一代学者,带有老派文人和名士的做派。他中年丧子,已经不幸;后来,母亲终老故里,生未能尽孝养,死未能视含敛;两个弟弟客死异乡,无力归葬,留下来的孤儿寡母还要他接济。连遭丧亲之打击,刘文典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为解脱苦闷,他染上鸦片,不能自拔。有学生把这情况反应给冯友兰。冯友兰自己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对吸食鸦片十分厌恶,但觉得刘文典大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吸食鸦片,虽行不可取,但情有可原。于是就问,他是在课堂上抽鸦片吗?学生回答说,没有,是在他自己家抽。冯友兰回答说,人家在自己家里抽就不要管了,只要不耽误上课就可以了。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吃饭尚且成为问题,更不用说吸食鸦片了。为解决生计问题,刘文典常给人写墓志铭,赚些润笔费以补贴家用。磨黑大盐商张孟希慕名请刘文典为其母亲撰写墓志铭,并在他创办的磨黑中学任教,许以重金和鸦片作为酬谢。去磨黑前,刘文典和蒋梦麟等领导请过假,并得到批准。

  在即将结束磨黑讲学时,刘文典收到了西南联合大学的续聘书。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闻讯后非常生气,认为刘文典的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表,并声称即使刘文典接到聘书,清华大学中文系也要收回。刘文典给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写信,表示“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下半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刘文典1943年7月25日《致梅贻琦函》,存清华大学档案馆)可闻一多坚决主张解聘刘文典。刘文典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诉,但闻一多坚决不肯通融。事关校规校纪的大问题,梅贻琦最终也不得不听从闻一多主张,忍疼割爱,解聘刘文典。因为西南联合大学规定,三所学校虽然合并,但在很多事情还是各自为政。例如在教师聘任上,三所学校都各自向自己聘任的教师发放聘书,然后由西南联大再发一张聘书,有此二者方能生效;而发放聘书最初是由每个学校各院系系主任决定的。闻一多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是西南联合大学中文学系主任。恰好这段时间,原文学院长冯友兰正在国内休假,在成都和重庆讲学,自1943年2月1日到8月12日,文学院院长一职由杨振声代理。冯友兰虽然不同意解聘刘文典,可他这时并不在院长职位上,职权所限,也不便坚持己见,甚感惋惜。

  朱自清8月11日的日记记载,冯友兰“对刘叔雅被解聘表示不满,谓终不得不从闻之主张。”西南联大学生鲲西在《清华感旧录》一书中也回忆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刘先生确也曾在云南土司家为上客。但解聘的事正是发生在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先生去美国讲学期间。冯先生若在,以冯的地位和持重,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这里说的是实情,只是鲲西把冯友兰在重庆讲学误作在美国讲学。总之,对待刘文典,冯友兰一直是尊敬的,对刘文典被解聘,冯友兰是不同意的。

  后来,在陈寅恪和吴宓等人的推荐下,刘文典受聘于云南大学。

  1944年底,冯友兰母亲去世,还专请刘文典写墓志铭。从这也看出冯友兰和刘文典的关系。

  此等实例,不胜枚举。冯友兰在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期间,就是这样不拘一格为清华大学文学院罗致人才,从不因个人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性格爱好和利害关系影响对人才招揽,尊敬、爱护和宽容他们,才使得清华大学文学院名家云集。

    举荐季羡林、钱锺书、冯契

  对待同事和下属这样,对待学生也是如此。1933年,冯友兰旅欧讲学和游历期间,代表清华大学和德国签署互派留学生的协议。1935年,留学生的名额出来,季羡林已经于前一年毕业,到济南教中学,没有了资格。冯友兰觉得季羡林人才难得,而家境贫寒,决无自费留学的可能,建议让季羡林回校参加考试。清华大学接受这一建议,季羡林参加考试并胜出,后来和乔冠华一起赴德留学。1939年,清华学生钱锺书留学毕业,归国前给冯友兰写过一封信。冯友兰接到信后就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教授身份聘请钱锺书到清华外语系任教,月薪不低于华罗庚和汪竹溪。(《三松堂全集》)

  1942年,随着《新理学》《新事论》和《新世训》三书的出版,冯友兰名扬天下,得到学界的推崇、民间的尊敬和政府的礼遇,被教育部聘为教授,《新理学》获得教育部评的一等奖。1943年,冯友兰在重庆讲学,受到蒋介石的宴请。一些好事的左派学生画漫画讽刺冯友兰。漫画上画着冯友兰脚踏由三本书搭成的台阶去拜见蒋介石,张贴在联大校园里。冯友兰下课从那路过,站在那里一边看,一边笑着说,画得还蛮像嘛。当天晚上,有人去告诉漫画是谁画的。冯友兰回答说,漫画漫画,是学生画着玩的,何必当真去计较呢?(许进安采访,王仁宇整理:《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此一笑了之。1940年8月,冯契(当时叫冯宝麟)刚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工作没有着落,冯友兰请他任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同时继续随跟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契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和冯友兰当初的提携、关心和鼓励不无关系。冯契自己在回忆文章中也曾提到。

    绝非和事老

  当然,冯友兰不是和稀泥的和事老,不是无原则地让步与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有自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在维护民族尊严和捍卫学术独立方面,他决不含糊、毫不通融。

  1938年1月19日,位于南岳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举行升旗典礼,冯友兰主持仪式。因教官未报告,冯友兰十分震怒,一反平时待人的随和与和蔼,对其大加训斥。1943年,国民党组织青年军,动员大学生从军。西南联合大学报名应征者不多,应学校要求,冯友兰与潘光旦、朱自清、闻一多和钱端升等十余位教授就此事做讲演,动员学生入伍。于是报名者增加,超过规定名额。冯友兰长子冯钟辽也报名从军,他是低年级学生,并不在应征范围。演讲后,冯友兰在校门外见有人贴大字报,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慎重考虑。他十分愤怒,上前把大字报撕掉,并说:“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

  正是因为冯友兰能则服人,宽则得众,在清华大学出任秘书长、执掌文学院长达近二十年,成就卓著,深得人心,穏若磐石。清华学生、著名史学家何柄棣评价说:“不少清华海内外人士对此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任校长(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陈岱孙、吴正之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平为共同鹄的。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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