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谈史:千秋名序费猜评

  魏晋风流擅雅情,千秋名序费猜评——这里说的是东晋名士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短文不过324字,却引发历代学人持续千年的热议。“《文选》未录此序,自宋逮清,臆测纷纭。”(钱钟书语)近百年来,更是洪波鼓荡,沸沸扬扬,卷进来许多学术名家,包括海外学者。叩其原因,自与《兰亭集序》为名篇、《昭明文选》(又称《文选》)为名著、作者编者为名家直接相关。争辩的议题,林林总总,书法方面不算,单论文章,概言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本序何以未能进入《昭明文选》;作者与庄子思想的分野。

  《文选》编者在先秦至梁武帝普通七年近八百年间浩如烟海的各类诗文中,择优拔萃,最后选定129人的752篇作品,尽管不无遗珠之憾,但迄未获致鱼目混珠之讥,殊为不易。如所周知,衡文选篇尽管总有公认的统一标准,例如《文选》即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悬鹄,但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纯客观的量化手段,终难摆脱主观感受即所谓“选家眼光”的影响。从前有“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有朱衣暗点头”“千古文章中试官”之说,选家所扮演的正是所谓“朱衣”角色。

  有鉴于此,研索《兰亭集序》落选原因,我们首先想到了主其事者昭明太子萧统。《梁书》本传载,太子博学嗜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壮思泉流,清章云委。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本传还记述:“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招引名僧,谈论不绝”。这使我联想到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判定落选原因所援引的几则史料——

  晁迥《随因记述》:“吾观《文选》中但有王元长《曲水诗序》,而羲之《序》不收。昭明深于内学,以羲之不达大观之理,故不收之。”“内学”这里指佛学,从太子崇信佛宝、法宝、僧宝即所谓“三宝”可知。乔松年《萝藦亭札记》:“六朝谈名理,以老庄为宗,贵于齐死生,忘得丧。王逸少《兰亭序》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有惜时悲逝之意,故《文选》弃而不选。”宋人韩驹也说:“王右军清真为江左第一,意其为人必能一死生,齐物我,不以世故撄其胸中。然其作《兰亭序》,感事兴怀,有足悲者,萧统不取,有以也。”

  唐人耿湋诗中有“内学销多累”之句;而“世故撄其胸中”“有足悲者”等等,既是“多累”的表现,又属“多累”的成因。《兰亭集序》刚写到“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便笔锋一转,次第呈现“感慨系之矣”“岂不痛哉”,最后落脚于“悲夫”。这自然入不了耽于内学的主编的法眼。现代学者王瑶先生认为,《兰亭集序》之“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羲之对于“死”的悲观,故不为笃信佛法的昭明太子所贵。而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的诗,讲得就更直白了:“逸少临文总是愁,暮春写得似清秋。少年太子无伤感,却把奇文一笔勾!”

  《文选》选文,着眼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那么,《兰亭集序》的文学品位、艺术水准又如何呢?总体上看,绝大多数论者还是认可的。特别是从文体、风格方面,肯定其美学价值。认为真率萧闲,随意挥洒,一扫虚浮雕琢之弊;清婉有致,于苍凉感叹中显现风情逸趣;运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交织、抒情叙事议论结合的结构形式,以清新简朴的语言直抒胸臆,不失为一篇优秀短文。也有部分论者,在总体认可的同时,指出其修辞、用语方面的瑕疵,如“俯仰”等词语重复,后半部分论理不够明晰。还有的觉得,“天朗气清”用于春日不确,但金圣叹不以为然:“三春却是暮秋天,逸少临文写现前。上巳若还如印板,至今何不永和年。”个别论者对此文持否定态度。日本学者福本雅一指斥“理论上充满着矛盾和暧昧”,“文字重复错乱”;国内学者施蛰存先生认为,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文字,七拼八凑,语无伦次。

  当然,若就能否入选来讲,东晋与南朝人士对于诗序文学水平的看法应起主导作用。当代学者宋战利指出,王羲之的文学成就如何,综观现有史料,东晋南北朝人士的著述,包括作为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等,均未曾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宋文紧接着提出一个观点:“可能是其书名太盛,遮掩了文学光芒。南北朝思想家颜之推有言:‘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颜氏家训》)”

  这又引申出一个可供研判的新的猜想:本序之未能入选,也可能是被遗漏了。颜氏说的“自蔽”,属于人才学范畴,这种自己遮蔽自己的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从前有“诗文名盛书名掩”的说法,比如陆机,《晋书》本传说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其实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所作《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反过来,书名遮蔽文名,也时有发生。《颜氏家训》还谈到:“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作为文以书传的《兰亭集序》,遭致漏选,不无可能。这里附缀一笔:颜文“子云”应是“子显”之误,二人为昆仲。

  论者一向都是把《兰亭集序》中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视为对庄子的批判;而羲之《杂帖》中的漆园“诞谩如不言也”的讥议,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样就引出一个话题:素以萧散旷放见称的逸少,即便不是庄子之徒,起码也不至于挥戈相向,那他这样做,其故若何?

  且看史料记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他说:“吾素自无廊庙志。”后来虽为江州刺史、会稽内史、右将军,恐亦非其所愿;去世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辞不受”。(《晋书》)

  《世说新语》另有一条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综观史籍,前二与后一所载,判若两人。“坦腹东床”、多次辞官不就、“素自无廊庙志”者,竟发表一通萦心时政、经世致用的高论。

  应该说,羲之乃艺术大家,而非成熟的思想家。其人生观杂糅儒、道、玄学多种质素,进与退,仕与隐,政治与艺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集于一身。作为艺术家,他的人生态度有倾向庄子的一面;而作为官员,则体现为黄老用世与早年接受的儒家经世思想相结合的玄学,属于儒学人格的玄学化。汤用彤先生说过:“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从道家体系看,王羲之中晚年所接受的更多是黄老一派的思想。

  钱钟书先生指出:“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许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在此。韩驹病其未能旷怀忘忧,尚浅乎言之矣。”

  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使我养成“读史通心”的习惯。所谓“通心”,就是设身处地,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勘核,“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钱钟书语)。在我看来,鉴于羲之人生观之驳杂、丛脞,前述诋斥庄子种种,除了思想信仰的分歧,也可能与其人生际遇、现实感受有直接关联。

  羲之身当乱世,命途多舛,又遭逢“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之变局。六岁那年,其父作战失败,不知所终,在“母兄鞠育”中长大;贤惠的嫂子待他极好,竟不幸病死,使他痛彻心肝;自己又体弱多病,中年丧子,特别是姨母辞世,他更是悲恸难抑。这在反映其日常生活的《杂帖》中得到充分展示,诸如:“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有学者检索《全晋文》,发现他的《杂帖》中,“忧”字凡106次见,“痛”“哀”“伤”字分别出现58次、35次、30次,“叹”“恨”“慨”字分别出现51次、30次、21次。在饱受痛苦熬煎与精神刺激的情况下,适值丝竹觞咏、百感中来之际,对“一死生”“齐彭殇”之言展示抵触意识、反感心态,应是情势使然,未必完全基于思想信仰。

  肖鹰教授在《〈兰亭序〉与庄子生命观》一文中指出,王羲之既好“服食养性”,并且崇奉张道陵的天师道,又对庄子哲学怀抱着特别的信仰。羲之初任会稽内史,名僧支道林意欲与之结识,在遭到拒绝后,通过讲解《庄子·逍遥游》,获得了羲之的青睐,“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肖文中还谈到,传世的《兰亭集》中,载有王羲之诗作两首,均以庄子哲学立意,足见其服膺庄子的思想取向。

  与此直接相关,肖鹰先生截断众流,独抒创见,断言:“一死生”“齐彭殇”绝非庄子之论,而是后世晋代清谈家对庄子哲学的虚化偏议。“一死生”,首见西晋郭象《庄子注》;而“齐彭殇”则是《兰亭序》中首提,当是对魏晋清谈家的言论转述。在庄子的话语体系中,从无“一死生”之说,只有“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大宗师》)。二者不能简单划一。庄子说的是,有生必有死和生死循环相续,即《德充符》中的“以死生为一条”,《知北游》中的“死生为徒”。“死生一体”,是指生命在世界运动的时间序列中的连续性和循环性。在庄子哲学中,死生不仅不是同一的,相反,人生的真谛就是要免于社会与自然的刑害,而“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肖文指出,庄子的生命观是顺应自然中的任性率真;王羲之感怀伤世,痛惜无常的生命,而发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真率之言,正是庄子“喜怒通四时”的生命精神之“真”的通达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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