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共和国人文学术的第三次大转型

——《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暨“共和国人文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侧记

  70年前的春天,《文史哲》在优美的海滨城市青岛创刊。依托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学科优势,加之创刊伊始所奠定的古典研究与时代精神密切互动的刊风基因,《文史哲》70年来的办刊历程简直就是一部共和国人文学术史的精彩缩影。诚如陈来先生所言:“70年来,《文史哲》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秉持主旋律与多样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办刊理念,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所刊出的系列优秀论文在学术史上都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的意义。”就此而言,对《文史哲》办刊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同时就是对共和国人文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2021年4月24—25日,《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暨“共和国人文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泉城济南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承办。来自国内20余所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知名学者及国内30余家重要人文学术期刊的编辑代表近200人出席大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间节点,不仅是因为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语可为之附丽,更是因为当下,共和国人文学术第三次大转型的幕布正在拉开。这一难得的时间窗口,无疑会再次照亮我们对《文史哲》与共和国人文学术历程的审视。

  王学典论《文史哲》与共和国人文学术的三次大转型

  《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开幕式汇报发言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已经完成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是从1949年开始,我们经历了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二是从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以现代西方为标杆)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而眼下,我们正在经历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到“以本土化或中国化为纲”的第三次大转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或主流,而《文史哲》杂志之所以引人瞩目也正在于它身处主流而勇当弄潮儿。

  奠定《文史哲》的地位和声誉最重要的因素是,创刊伊始,《文史哲》杂志即扮演了一个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变(第一次大转型)的引领者角色。《文史哲》当时所发起的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战,无不涉及当时的意识形态的重塑,而引起学界的广泛瞩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问题讨论”。这一讨论由于受到长期阅读《文史哲》杂志的毛泽东主席亲自推动,而酿成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

  这些论战,几乎全部从属于一个主题: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来置换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文史哲》杂志在推动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78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后,人文学术又开始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向“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转型。“以现代化为纲”就是与国际学术接轨,主动融入世界潮流,这次转型的实质是以西方学术为参照深刻重塑中国学术的面貌。

  《文史哲》杂志在这次转型中没有位于最核心、最前沿的地位,而主要是从侧翼切入。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就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和研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史哲》即曾在激烈反传统、“厚今薄古”的语境下,刊发过客观研究和评价儒家思想的系列论文。就此而言,《文史哲》杂志堪称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行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史哲》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脉动,顺应和引导了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潮流。1984年组织的“文化史研究笔谈”,是80年代“文化热”的发端。此后,《文史哲》相继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国学新论”专栏,组织“儒学是否宗教”笔谈。这些工作均旨在引领对中国文化的正面评价和深入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史哲》更是通过开设“重估儒学价值”“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等专题栏目,致力于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弘扬与创造性转化,而成为刊发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和代表性期刊。如果说在第二次学术转型中,《文史哲》杂志的表现还比较拘谨和低调,没有走在“西化”浪潮的最前列的话,那么与其说这让人感到惋惜,不如说它无意中预示、契合了第三次转型的方向。

  眼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次转型,也就是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的转型正在推进之中。整个中国的思想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都在发生巨变,整个语境正在被重构。人文社会科学当下都正处在再出发、再启航的关键时刻。朝着更加本土化的目标重新定向,是这一巨变的本质。从与西方接轨到重估传统,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或中国化,这种转向已成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主流。

  应该说,《文史哲》这一次更自觉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主动承担起学术本土化的使命,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专门设立“文明互鉴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中国话语体系重建”等专栏,刊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和标识性的研究成果。

  近十年来,《文史哲》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如何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如何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最终要回答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特质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问题。有见及此,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大学时,特意来到《文史哲》编辑部,寄语《文史哲》“要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

  《文史哲》杂志倡导学术本土化、中国化,但绝不复古守旧。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我们同样也不能照搬传统。我们对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国际化视野下进行的。2014年起,《文史哲》杂志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在海外发行《文史哲》英文版,旨在借助《文史哲》杂志的品牌和积累,以专题的形式,向海外学界介绍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文史哲》英文版已出版10期。《文史哲》英文版先后为两家海外索引数据库收录,在国际学界的关注度、认可度和影响力日益提升。《文史哲》英文版正在成为连接沟通中外学术的一个平台、一座桥梁。

  学者热议“回归中国”:回归的“主体”是谁?向“中国的什么”回归?可行之道何在?如何防范“虚骄的民族主义”?

  多位学者的主旨发言反复印证,当前的中国人文学术确实正在经历“回归中国”的转向。他们将关注焦点放在了如下分议题上:回归中国的“主体”是谁?具体向“中国的什么”回归?能否找到切实可行的回归之道?“本土化转向/中国化转向”提法会否助长“虚骄的民族主义”?如何加以防范?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主心骨。姚洋先生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30年的奋斗史可以概括为“民族救亡与夺取政权”,第二个30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实践一大党章,进行社会改造”。包括“土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妇女解放”“普及教育”等在内的社会改造工程,对此后也即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帮助是巨大的。姚先生指出,正是在这高速发展的40年间,中国共产党回归了中国传统的务实主义(开放了探索发展路径的空间),因应国人崇尚个人努力与个人成就的传统心理而将追求个人成就的空间还给社会(释放了发展活力),因应儒家政治传统而在党的组织架构下选贤任能(保留了高效的政府)。

  40年来,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回归中国”转变,大大超出了上一时期以“阶级论”为核心的理论框范。通过新的系统性理论构造,容纳中国共产党在过去40年乃至过去100年里所做的正确的事情,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起来,进而再用“中国文化”这个筐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那些优良的价值都盛下来,在姚洋先生看来,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理应承担起来的责任。

  那么,“本土化转向”或“回归中国”,具体来说,究竟向“中国的什么”回归呢?以姚洋先生提到的“选贤任能”为例,有学者在哲学学科分

  组发言中追问:“贤能政治”具体究竟指什么?近乎死对头的儒、墨两家均提倡“贤能政治”,但各自秉奉的“贤能”标准却有实质性差异。如果无法具体界定何为“贤能政治”,“回归中国(回归贤能政治)”的提法是否还有意义?而如果只是在泛泛的意义上说“选贤任能”,难道现代西方政治不提倡“选贤任能”?

  上述追问,实与葛剑雄先生的主旨发言精神不谋而合。针对当前人文学界存在着“在探讨问题时,在连历史事实都尚未论证清楚的情况下,就大谈研究对象的作用、意义、评价”这样的现象,葛剑雄先生在主旨发言中认为,在研究历史遗产时必须严格区分“科学的”与“人文的”。“科学的”问题只能有一个结果、一个答案,“人文的”评价则找不到共同的标准。葛先生疾呼: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社会现实是社会现实;不能想当然地将文本中的儒家理想,径直当做历史上的文明现实。他还强调,在主张某一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是未来之“应然”时,须同时出示将“超前”理念转化为社会现实的具体办法。

  除了上述“谁”“如何”“具体向中国的什么”回归的问题外,“本土化转向/中国化转向”提法会不会携带副作用的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

  萧功秦先生在题为“从两百年看四十年——在文明互鉴中焕发真正的文化自信”的主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华夏文化是在远离巴比伦、埃及、古希腊、罗马,缺乏与其他文明充分互动的过程中,单独地、独立地在东亚地区发展起来的。这造成了我们的文明总体上由内向外传播的态势,与之相应的,是所谓的天下秩序,而非国际秩序。天下秩序的现实化就是朝贡体系,长期以来在中国人身上造就了强烈的文化自尊感和文化优越感。然而,这是一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自信。

  萧先生进而指出,在过去200年间,当各种企图通过扭曲的解释面对西方冲击、维持残存的文化优越感的做法被屡战屡败的现实最终冲击得粉碎之后,中国便陷入了最严重的文化自卑危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中国,却又在1978年来短短的40余年间,对外部世界全面开放,并在富裕程度上取得巨大的飞跃。眼下这堪称200年来最好的国运,正在迅速扭转近现代以来西方冲击给中国人造成的文化自卑心态,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来暴风骤雨般的反传统大潮过后,中国本土的文化自信正在高调重建。这固然令人振奋,但其间也不乏值得警惕之处,那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过巨大荣光和文化优越感,又出现过颠覆性屈辱,进而又特别快地发展起来的大国,随着国力的发展,传统的“天下秩序”心理可能恶性膨胀为虚骄的民族主义。

  如何防范这种潜在的危险?萧功秦先生指出,较之秦至清末大一统时代的“天下秩序”理念,大一统之前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有助于防范上述虚骄的民族主义。为此,他在发言的末了专门援引《中山王鼎》铭文“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句,希望这部分古典“中国理念”能被及时激活,以便丰富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集体经验。

  研讨会上所见一系列文史重大议题

  除了宏观勾勒“共和国人文学术三次大转型”的脉络,聚焦已然揭幕的“本土化转向/中国化转向”这两个宏大话题之外,与会学者还就70年来文史研究中的部分重大议题进行了观照和前瞻。

  其一,文道关系问题。文道关系既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基本问题,也是理解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关键。新文化运动曾一方面宣扬文学独立,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用改良之文载新文化之道,显示出了深刻的悖论性。在共和国早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改造对象就是“文艺独立”倾向。经此改造,正如廖可斌先生在主旨发言中指出那样,前30年比较重视“志于道”的研究,文学界当时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阶级性等新论题,但缺陷在于未能充分展开,以致陷入了教条化、庸俗化的境地。

  廖可斌先生进而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志于道”与“游于艺”两大取向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并存,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思想淡出,学术彰显”,“游于艺”渐渐压倒了“志于道”,乃至慢慢喜欢上了翻陈谷子烂芝麻。廖先生认为,教条化、庸俗化的“志于道”固然需要矫正,但过分“游于艺”的细碎、轻飘同样也不可取。究竟如何安排文道关系?这有待中国文学研究界的系统性深思。

  其二,人文学科的生态化转型问题。山东大学的生态美学研究有着较长的历史。作为该学科奠基人,81岁的曾繁仁先生在主旨发言中认为,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人文学科也要经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的转型。这一生态化转型给人文学科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更是一个重大利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正是生态文化。

  其三,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罗志田先生在主旨发言中梳理了“理论”概念以及“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在现当代中国史学界出场、扎根的历程,指出:在19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出场的“理论”(特指“唯物史观”)概念,先是搭乘“方法论”热的顺风车不断冲击那时的史学主流,后则随红色革命的胜利一跃成为主流与正统。相应的弊端则是出现了“理论就是结论”“找材料证明理论”的庸俗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界固然已经抛弃了上述庸俗范式,但对于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广义的)的关系问题”迄今仍然没有共识。

  其四,前17年史学的成绩与继承发扬问题。李治安先生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这17年期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与《文史哲》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讨论,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中国的历史实际,打破了传统的王朝界线,从经济形态变化角度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实乃整体性和宏观性的史学新范式创举。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失误,主要包括教条主义、公式化、照搬西方、意图过于简单,对实证性、基础性的断代史等研究造成严重冲击等。

  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的中国史学呈现出选题多样性、研究手法实证性、重视考古材料、国际交流趋于自觉的特点。一段时间下来,一部分学人渐渐不满足于片段性实证,而重新尝试理论的、宏观的、会通的探索,脱胎于“五朵金花”的“战国至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最近十几年波澜再起,并展现为“皇权社会”与“封建地主社会”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垒。综合二者之长,李治安先生认为,“帝制地主形态”也许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更恰当概括。

  其五,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葛兆光先生深感目前的历史教育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开,很可能会造成“没有世界的中国史”与“没有中国的世界史”。他的题为“东部亚洲海域能否作为一个历史世界”的主旨演讲,旨在“稍微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维系一个彼此可以对话和交流的知识领地”。

  葛先生特别呼吁,希望做中国史的人能够超越国境,做一些更大范围的跟中国密切相关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不无遗憾地注意到,这次的《文史哲》70周年纪念会,邀请来的大部分学者都是做中国研究的,做世界史和西方哲学的不是那么多。

  嘉宾盛赞、勉励《文史哲》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70年来,《文史哲》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厚重学术风格,开学术风气之先,引人文学术之潮流,开辟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天地,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办刊之路,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70年来,《文史哲》聚焦中国古典学术研究,锐意捕捉学术动态,刊发了一大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文章,成为各种学术观点交流的重要阵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的原则,成为国内许多著名学者施展才华、年轻学者崭露头角的重要舞台。坚持开放视野,积极向世界学术圈传播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成为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窗口。《文史哲》不仅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更得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

  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何成在致辞中表示:“《文史哲》杂志是山东大学的骄傲,是我国社会科学综合刊物的优秀代表,在学界和学报界具有特殊地位,载誉海内外,创刊70年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人文学术研究范式作出了巨大贡献,无愧为学术成果的思想园地。”

  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徐青森在致辞中表示:“《文史哲》是我国高校文科学报的一面亮丽旗帜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的一颗璀璨明珠,70年来始终坚持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秉持关注学术动向、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理念,主动策划和发起多场重大学术研讨,在推动人文学术本土化、中国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引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平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国际学术界观察了解中国学术的重要窗口。”

  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70年来,《文史哲》“秉承学术办刊的原则,不跟风不浮躁,始终以精慎的选题、厚重的文章、精湛的编辑,恪守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助力学术繁荣。2011年,《文史哲》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首次设立的期刊奖。近年来,《文史哲》编辑文史哲丛刊,举办人文高端论坛,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等等,引领学术趋势,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刊物影响。同时,为了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文史哲》创办英文版,在国际汉学界引起重要反响。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文史哲》始终紧扣时代脉搏,聚焦中国文化,展现国际视野,逐渐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刊道路,生动诠释了‘百廿山大,崇实求新’的品格和‘为国图强’的家国担当”。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长期以来,《文史哲》在海外拥有广泛的学术清誉,是西方汉学家最为看重的少数几家中国人文学术杂志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前理事长、北京大学龙协涛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盛赞“《文史哲》是共和国学术期刊的‘长子’”。

  《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叶祝弟代表期刊组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与会主编一致认为《文史哲》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刊、名刊,是共和国70年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国人文学术的一面旗帜,《文史哲》为中国学术提供了标杆和典范,《文史哲》的成功之道值得期刊人认真总结和好好学习。”

  《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在闭幕式答谢词中表示:“梳理和总结《文史哲》70载的办刊历程,她的风格和特色无外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第二,问题为内核,凝练诸学科;第三,关注学界动向,促动学术论争;第四,立足本土话语,放眼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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