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鲁春风吾与点——记谭家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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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健

雏凤清于老凤声

  未与谭家健先生谋面时,笔者便与他有神交。1979年,我在群众出版社资料室里,翻阅一本用人民大学分类法分类的“文化大革命”前旧书《孟子研究论文集》,读了他的署名文章《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这本书的作者几乎全是文史研究领域的老先生,所以,我断定谭家健也是一位博通经史子集的鹤发覆首者。当时,在我心目中的老先生,比较年轻的是长我三十岁的杨公骥,还有长我五十九岁的郭绍虞呢!后来,黄肃秋先生告诉我,谭家健是年轻人,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毕业生,但学问非常好。

  出于好奇,我到建国门附近他的寓所做客。谭家健40岁出头,身材细瘦,面容清癯,说话严谨,滴水不漏(笔者按,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跟学长袁行霈学的)。他说,《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是他21岁时尝试性的习作,在师友们的关怀支持下,先秦散文艺术这个研究课题,一直是他的主要学术兴趣。但大学毕业快二十年了,自己进步很慢,感到惭愧。

  谭家健对黄肃秋在1958年带领他和谢冕、王水照等这些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编写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情况记忆清晰,连黄肃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食堂给他们买饭票的细节都记得。这应该是谭家健最早涉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时候。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社址在北京建内大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内的《新建设》杂志社当编辑。由于工作关系,他与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老先生们都认识了。1963年冬,他撰写的《试论曹丕的〈典论·论文〉》一文,就是余冠英先生审定后才发表的。谭家健与黄肃秋依然有联系,曾用“新建设杂志社”笺纸写过一封信。

  黄肃秋同志:

  近来身体可好?《毛主席诗词》笺注工作大概完成了吧?

  本刊近期稿源颇为紧张,您的文章如已改好,望能及早惠寄为盼。

  敬祈编安

  谭家健上

  我不知道这封信后面包含的故事,亦不知《新建设》当时稿源是多是少,但从中略见谭家健所做编辑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谭家健在干校劳动,抽空读读书。军宣队规定,只准读毛主席和马列的著作,他难以忍耐不能做学问的寂寞,忽发奇想,把毛主席引用过的神话寓言故事全部抄录下来,逐篇加以注释、语译和解说,居然凑成了一本小书,题为《古代神话寓言选》。据谭家健讲,钱锺书先生在稿子上的批语中说,关于“坐山观虎斗”,建议引《史记》而不要引《战国策》。余冠英则说:“这时候还有人做这种事,难得。”改革开放之初,《古代神话寓言选》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荒废的时间和学业终于送走了一位摆脱荒废的捷足先登者。《古代神话寓言选》并无前言和后记,但谭家健经常念叨钱、余二老在这本书的撰写中给予他的关怀和鼓励。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谭家健被调入文学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他还有一份组织上交办的副业──给该院研究生院的新闻业务研究生授课。若干年后,他的这批学生,有的成长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记者,有的成长为中央级媒体或省部级媒体的总编辑,甚至还有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学生都记得当年的教员有一位谭老师。谭家健曾对我说:“当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不能流畅地阅读理解中国古代散文,需要慢慢地告诉他们一些相关知识。”

    五十方能读杜诗

  明代的陈继儒曾赋诗云:“兔脱如飞神鹘见,珠沉海底老龙知。少年莫漫轻吟咏,五十方能读杜诗。”引陈眉公的诗,是想说谭家健知天命前后,在学术上爆发了。诚然,他并不研究杜诗,而把后半生的学术寄托,全心全意地落实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之中。1979年,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古典散文的若干问题》一文,对古代散文的概念、范围、分类以及历史传记和议论文的归属等,提出了深思熟虑后的理论见解。1985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散文”小考》一文,提出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名称,实际上到南宋才开始广为流传。这是一种纵向的学术考察。在横向方面,他于199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漫论》一文,又为先秦散文艺术的研究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我因为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样的歌词印象极其深刻,在读他的这篇论文时产生了感慨:以先秦《荀子·成相》和培训教材《为吏之道》为滥觞的民间歌谣起首“三、三、七”句式,居然有如此源远流长的艺术影响力!诚如谭家健所云,它是“晚周文苑中的一丛野花”,于是乎,我突然地就更喜欢先秦文学了。

  其实,早在1987年,谭家健就与弟子郑君华合作出版了《先秦散文史纲要》。到了1995年,体现他治学之焦点的名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问世了。此书十月份出版,12月份他就亲自题签赠送我一本。老实说,我并未拜读,而是在2003年浏览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的过程中,领略了它的特色。该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编,即结合近年来大量出土的竹简、帛书等考古材料所进行的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史》还征引了谭家健的话:“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先秦散文的总体风貌。除了对几部公认的名著有集中的研究之外,对于人们所不大注意的一些著作,如《管子》《鹖冠子》《尹文子》《逸周书》《公羊传》《檀弓》等等,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发掘,有些可能尚属首次论述。特别是对七十年代以后新出土的先秦佚书,试图从文学角度加以探究。这些题目也许正是学术界所感到新鲜的。”谭家健的这本书至少实践了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学术方法之第一条:“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同时,被《中国文学史学史》以较多的文字介绍,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谭家健为《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他对我说,等到以《唐诗鉴赏辞典》为开端的“鉴赏热”冷却后,我要写一篇研究鉴赏文章的价值和功用以及总结“鉴赏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文章。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写这篇文章。谭家健还发表过一篇学术史领域的力作《建国以来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对1995年之前的古典散文研究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反对贴标签式的排列,主张个案式的深入研究,并且初步找到了古典散文研究毫无生机的症结:“许多研究工作者往往从写‘史’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由于这篇文章富于批判意识,写得十分精彩,使得《中国文学史学史》的作者不惜不带引号的大量征引。

  谭家健在退休之前,还出版了《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中国文化史概要》《墨子研究》等著作。笔者无意于给他的作品做学述、开书单,只是想讲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断地超越初出茅庐的自己,真真地“兔脱如飞神鹘见,珠沉海底老龙知”了。

    庾信文章老更成

  倘以耳顺为起点,直至耄耋之年,谭家健始终是一位在学术之路上砥砺敦行的求道者。文学史界普遍认为,他和褚斌杰主编的《先秦文学史》,“与众不同”。尽管“规模和格局还略显陈旧”,但已经不完全恪守“纯文学”的观念,较之以前的著作更加开放。对专家们一向关注不多的战国兵家、名家以及新出土的著作等,均有涉及,而介绍《战国策》《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均给予相当的篇幅,涉及的著作至少有40部,为以前同类著作之最。另外,对于晚近出土的文献也给予较大的关注。《先秦文学史》与《先秦散文艺术新探》的学术思路互补共生,也许还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关于大文学观范式的集体意识的陶铸吧。据笔者所知,他又出版了《六朝文章新论》《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国文史哲汇通》等著作。看来,他在做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通下来的努力。

  谭家健对治学也有自感不足之处──虽然对史料开掘较深,论析亦精,但思路套数较为传统。这从他对我夸奖董乃斌的话中略露端倪,“他不仅基础很好,而且视野开阔,思路灵活,方法出新。”也曾有人夸奖谭家健,如徐公持在谈治学粗疏的弊病时,特意跟我说,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老谭的研究十分细腻。谭家健夸奖别人,还有一些特殊的说法。有一次,他说沈玉成的“春秋学”研究写得雅。我问他“雅”作何解,他说,文字干净、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即谓雅。我这才知道,他所述的雅,与古人所云“习有雅郑”的雅不太一样。董乃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感于余冠英作古,胡念贻过早离世,谭家健退休,说,亟须给所里补充新人了。是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学术的进步是在一代代学人渐进的积累、提升中玉成的。

  2015年以来,谭家健突然地与我交往多起来。他给我来过几个措辞十分谦逊的电话,称呼我“孟向荣先生”,使我诚惶诚恐。原来他又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古今中外骈文通史”,拟将这部书稿与他以前发表过的学术著作一并以《谭家健文集》的方式出版,从而总结一生的学术。他向我问询其中旧著的补款出书之相关事宜。我问他,“今”到何处,“外”在何方?他说,“今”到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外”在日、韩和东南亚国家。从中略见此书稿规模之宏大。姜书阁年近八旬撰著《骈文史论》,谭家健在相同的年龄也剑指骈文,谁云八十毋劳论散骈?“庾信文章老更成”者自当不如此。

  顺便提一下,谭家健在退休之后,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华文院校担任客座教授,把中国散文研究的种子播撒于异邦。他的《中国古代散文简史》就是在马来西亚新世纪学院出版的。2004年,谭家健在《民主》杂志发表文章《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啻一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亦反映出他与海外赤子心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鸣和热情。

  《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出版之前,余冠英给这本书题签有句:“东鲁春风吾与点。”这句话出处为《论语》中孔子和曾点的对话,反映出孔子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吾”于此际指余冠英自己,“点”则指他的弟子谭家健。二十多年过去了,“吾”者仙逝,“点”者早已承担“吾”之职责。其实,早在余冠英调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黄埔一期”时,谭家健作为他的助手,便充当“辅师”的角色了。之后,谭家健自己也独立带过许多研究生,如今,他的学生多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博雅方家。记得,199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国学通览》研讨会在方庄开毕(谭家健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我送岱老(张岱年)回北京大学,在小汽车上,他有点儿无奈地说:“现在腿脚都不方便了,也写不了大文章了,还能给一些书作两千字左右的序子。”耄耋之途并不短暂,谭家健先生身体尚健,有“点”者的簇拥,指挥接力棒的传递,学术晚霞必将十分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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